历史学者葛兆光在为《哈佛中国史》中文版撰写的序言中做了总结：西方学者善于解释新史料，有机地运用于自己的叙述；它们不同于中国久已习惯的历史观念、叙述方式和评价立场，让那些看惯了中国历史教科书的读者感到了惊奇和兴味。
西方人在几百年前就对中国产生了广泛而持久的关注。早在元代，马可·波罗亲自踏上了中国的土地，《马可·波罗行纪》让欧洲人见识到了中华帝国的繁荣与富有，“中国热”在西方逐渐形成。明末清初，传教士来华，将中国的“四书五经”翻译回国，法国哲学家伏尔泰、德国哲学家黑格尔都曾通过传教士翻译的资料在书中描摹他们眼中的“中华帝国”。清末民初，中国门户洞开，中外交涉增多，很多考古材料如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和汉代的居延汉简等相继发现，引起了西方学者的广泛兴趣。历史学者桑兵认为，近代西方形成的“汉学”研究，是由四裔逐渐向本土转移，即根据边疆的考古资料深入到了中国社会的内部研究。这一套研究方式对于当时的中国学者而言，无异于打开了一扇崭新的大门。他们在感叹西方学者的研究优势之外，也生发出了自身沉重的危机感。
现在，很多人都推崇民国学者并感叹是“大师以后再无大师”。但很多人都没有注意到，民国时期的学者背后都有着想要跟西方和日本汉学研究相比肩的责任意识，这其实已经奠定了中国史学跟随海外汉学研究路径的基调。客观评价百年来，中国从西方以及日本引入的通俗类中国史著作，它们确实有显著的优势。这些著作都由专业学者撰写，历史撰写也并非目的先行，而是允许历史学者在擅长的领域里尽可能自由地发挥。而且，西方学者站在世界史的角度来观察中国，之所以研究中国，目的是为了更全面地了解世界文明的起源以及世界文明的发展过程。如《哈佛中国史》中有关唐帝国的描述，就将唐朝作为一个世界性帝国，关注其对外交往和战争的情况。而类似这样的论述以前在中国人的历史叙事中通常只是几句话带过，西方学者却会研究这些事件对于唐帝国和世界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