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10-10-23
中国文学史，是一部漫长而辉煌的历史，五千年古国盛衰兴亡的风云在其中舒卷；是中华文明最值得自豪的瑰宝。悠久的中国文学史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应称前时期为“古代”，后时期为“近代”，“古代”为中国文学发生以后不断的发展，形成中国的传统文学，而使其传统文学发展到其顶点的时期，就是中国文学最光荣的时期。“近代”为中国的传统文学受某种势力的压力，失去自己的传统，不能再向上发展，由其顶点日趋下坡的时期。这是中国文学史上非常分明而极重要的事实。
中国文学起源于生产劳动。它的产生一直要追溯到人类生活的最原始阶段。原始人在生产劳动的过程中，由于筋力的张弛和工具动用的配合，自然地发生劳动的呼声。这种呼声具有一定的规律，就产生了节奏。这种简单的节奏就是音乐，舞蹈的节拍和诗歌韵律的起源。 在远古时代的村落中，每当春天到来，准备开始农耕之际，为 中国文学史----甲骨文字
了祈求丰盛的收成，要举行祭祀之类的活动。秋天收获之后，也要举行类似的活动、仪式，从中便产生了歌谣，这些歌谣就成了中国文学的源泉之一。 原始的神话传说和歌谣，在人们口头代代流传，经过漫长的时间，才用文字记下一鳞半爪。由于 时间久远口耳相传导致变异，后世见诸文字记载的原始文学很难说是其原貌。这些远古歌谣和神话，我们称之为传说时期的文学。 远古时期的歌谣和神话传说，在古籍中时有记载。据说是神农时代出现的《蜡辞》云：“土，反其宅！水，归其壑！昆虫，毋作！草本，归其泽！”（《礼记·郊特牲》）这大约是一首农事祭歌。至于传说为尧舜时期的《击壤歌》、《康衢谣》、《卿云歌》、《尧戒》、《赓歌》、 《南风歌》等，从其思想内容和 语词来看，显然都是后人的伪托。倒是有些简单质朴的韵语，可能是原始歌谣的 遗留。如《吴越春秋》卷九所载的《弹歌》：“断竹，续竹，飞土，逐宍。 （宍古肉字）”反映的是原始人制造弹弓和狩猎的过程，语言古朴，但已经具有韵律，显然是一首十分古老的歌谣。《吕氏春秋·音初篇》所载禹时涂山氏之女所歌的“候人兮猗”，虽只有一句，却是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比较可信的夏代诗歌的遗文。属于远古时期的神话传说，反映了生产力水平很低的情况下，先 民对自然和社会的认识。后来的文字记录大多是片断零散的，有些已经被后人改 造，中国神话的原始形态没有很好地保存下来。 文字产生以后，中国文学才脱离了传说时期。文字的出现，是社会文明的标志之一。汉字的起源，历来有若干推断，至今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随着甲卜辞及殷商青铜器的不断出土，探讨上古文学有了可信的资料。甲骨文字和部 分青铜器上的铭文，是现在所知最古的文字。甲骨文代表的商代晚期文字，已经发展为相当成熟的文字系统。甲骨卜辞文句简朴形式单一，仅有少量的记事文字； 商代中期的青铜器铭文也只有两三字，直到商代晚期，铭文仍很简单。 然而甲骨文和金文的产生却具有重大的历史文化意义，为口耳相传的文学发展成为书面文 学提供了条件，标志着中国书面文学的萌芽。西周末年至春秋时期，出现了一些 较长的钟鼎铭文，这表明具有文学因素的文本出现了。从此，文学的各种形式在 语言文字的不断成熟过程中分途发展。 诗歌是最古老的文学形式之一。中国最初的诗歌是和音乐、舞蹈结合在一起 的，这在我国古籍中有明确的记载。《吕氏春秋·古乐》云：“昔葛天氏之乐， 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阕：一曰载民，二曰玄鸟，三曰遂草木，四曰奋五谷，五曰敬天常，六曰达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总万物之极。”“葛天氏”应是传说时期的一个部落酋长。这八阕可能是现在所知的最古的一套乐曲，有歌有舞，歌辞已经无可稽考，舞容极其简单，仅三人手持牛尾，边舞边唱。其内容从八阕乐曲的题目来推测，“载民”是歌唱始祖；“玄鸟”即燕子，可能是本部落的图腾；“遂草木”歌唱草木茂盛； 金文
“奋五谷”歌唱五谷生长；“敬天常”即遵循自然法 则；“达帝功”以下反映了原始人的宗教信仰。这套乐曲体现了上古时代诗、乐、 舞一体的原始形态。 诗歌和音乐、舞蹈相互结合的形式，在文字已经成熟并广泛用于文献记录以后，还存在了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如《诗经》中的作品都是乐歌，而其中的颂诗， 是祭祀时用的歌舞曲。约在春秋以后，诗歌从乐舞中逐步分化独立出来，专向文学意义和节奏韵律方向发展。
编辑本段基本特征
汉语言文字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最古老的语言文字之一。汉语言文字对中国文学的形成和建设起着巨大的作用 ：①容易引起具体意象。由于汉字具有表意性特征，其自身排列有时就会引起某种具体的意象。例如赋和骈文，就大量运用同形旁的字。中国文字的象征表意特征造成了一种独特的审美效果。②汉字一般为单文独义、一字一音，这就使中国诗歌的音节变化有了一整套独特的谨严的格律，并且在外观上构成整齐对称的形式美。③汉语有四声，诗人们利用汉语言的这种特性，写诗时注意字声安排，于是近体诗（五言律诗、绝句，七言律诗、绝句）、词、散曲等诗歌体应运而生，并统领诗坛达千年之久。诗歌充分利用四声变化，造成了节奏鲜明、抑扬顿挫的艺术效果。④文言文作为特殊的书面语言，可与日常用语长期分离而保持官方语言的地位，这就发生了文学在文言和白话两个不同的轨道上运行、内容与形式皆有巨大的差异的现象。 中国文学，除了因为汉文字语言具有自己的特征以外 汉语言文字
，还具有它自己的独特文学观念体系。这种观念体系受中国传统的思想体系所支配，其思想渊源在于孔子创立的儒家学派。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思想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影响中国的民族性格和文化思想。其一，是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礼记·大学》）为核心的入世思想；其二，是以“仁、义、礼、智、信”为标准的道德观念；其三，是以“天、地、君、亲、师”为次序的伦理观念；其四，是以“允执其中”（《论语》）为规范的中庸哲学。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诗文以教化为功用的中国文学在内容上偏重于政治主题和伦理道德主题。将文学视为政治的附庸和说教的倾向一直被当作一种无可非议的倾向。君臣的遇合、民生的苦乐 、宦海的浮沉、战争的胜败、国家的兴亡、人生的聚散、纲常的序乱、伦理的向背等，一直是中国文学的主旋律，无论是诗歌、散文、小说还是戏曲，概莫能外。儒家的入世哲学和教化观念，给中国文学带来了政治热情、进取精神和社会使命感，但同时也抑制了自我情欲的释放，自由个性的迸发和自我意识的开掘 ，尤其是“ 存天理 、灭人欲 ”的理学观念，使文学蒙上了理性主义的烟霭 。上述内容 特 点并行的是“中庸”美学追求 。中国文学讲求中和之美 ，“ 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一般不把情感表达得过分热烈。中国旧体诗大都感情节制，思想含蓄，言有尽而意无穷，同样表现出浓厚的理性主义色彩。 在中国思想史上，儒、道两家的思想体系是互为补充的，儒、道、释3家也常常合流 。儒家 、道家 、佛教思想有相异和对立的一面，又分别给予中国文学以不同侧面的影响。所谓“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思想，儒家继承的是兼善精神，道家则本着“无为”之旨，发展了独善思想。在中国文人身上，积极入世和消 极 避 世思想往往交织在一起，彼此消长。在文学作品中，这种现象有着鲜明的表现。如果说“兼善天下”与“独善其身”是古代士大夫的互补的人生趋向，那么，慷慨悲歌与愤世疾俗，则成为古代知识分子常有的心理状态和艺术意念。虽然儒家思想对中国文学总体风格的影响占着主导的方面，但老庄哲学对中国文学艺术的影响也是巨大的。这种影响有两个方面：①“大音希声，大象无形”的观点揭示了艺术中虚和实、无和有的辩证法，指出“有生于无”。对于形成中国文学含蓄精练的艺术表现形态上的特点起有异常重 要的作用 。中国文学极强调以虚写实，以静写动的表现方法。中国文人不喜欢纤毫毕现地直接描述，而把艺术感觉、艺术想象的空间留给读者自己去品味、揣 汉语言文字
摩和思寻，追索那些不可言传的大音、大象——美的极致，创造出无声胜有声的艺术境界 。②“大制不割” 、“道法自然”。“不割”即强调一种自然的完整性，强调自然的纯朴、素朴、浑朴。然而，至高无上的、形而上的道，要求“法”形而下的自然，这里强调的是一种自然的美。因而，中国文学艺术家向来把刻苦的技巧训练与不露刀斧凿痕的无技巧境界结合起来，“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这是大多数中国作家毕生孜孜以求的艺术境界的写照，也是他们艺术道路的真实反映。由于上述两方面的影响，中国文学和西方文学相比，大体上说，西方文学显得直截了当、率性任真，中国文学则委婉曲折、含蓄深沉；西方文学倾向于锋芒毕露深刻广大，中国文学则倾向于绵里藏针机智微妙；西方文学尚一泻千里的铺张，中国文学则尚尺幅万里的浓缩。这种审美观在总倾向上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