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学者很早就发现了古今音的不同。公元 3世纪，汉末刘熙《释名》中就曾提到:“古者曰车,声如居……今曰车，声近舍。”但这种认识只限于个别的字音。对语音的历史发展有系统的认识开始于16世纪，明代陈第从历史观点出发提出“时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更革，音有转移，亦势所必至”的主张，是正确认识语音发展变化的理论先驱。顾炎武在陈第的影响下，对上古音做出开创性的研究，他把上古韵分为10部，为上古音的研究方法奠定了基础。清代考据学盛行，一些著名学者如戴震、段玉裁、王念孙、钱大昕等人都对上古音的研究作出很大贡献,研究越精,韵部就分得越细。清代学者很少研究上古音的声母，只有钱大昕提出“古无轻唇音”、“古无舌上音”的主张,今天看起来仍是完全正确的。江有诰集各家之成，编成《音学十书》，把上古音分为21部,并列出谐声表,可以算是清代研究上古音的总结。20世纪初，章炳麟和黄侃又对江氏结论有所修正，清代研究上古音的方法和成就到此就告一段落。
清代学者研究语音是为考据学服务的，目的主要在于疏通先秦古籍，因此对上古音以后的语音发展不大重视，称《切韵》所代表的中古音为“今音”，很少有人专门研究。清末陈澧扭转这种偏向，所著《切韵考（内外篇）》用逐字系联的方法分析归纳《广韵》的反切上下字，考订中古音的声母和韵母。他所创的系联法虽有一些缺点，但方法比较严密，结论基本可信，至今为人所引用。
古代的语音研究 公元3世纪,中国就有了反切注音的办法，据传最早使用反切的是三国时孙炎，所著《尔雅音义》今已佚。反切的发明说明当时人已能够根据汉语语音特点把一个字（即一个音节）分为声母和韵母两部分。到南北朝时，沈约等人又注意到“平、上、去、入”四声的分别，从此奠定了汉语音节分为声、韵、调3部分的基础,揭示出汉语语音的基本特性。以《切韵》为代表的韵书就是在这个基础上逐步发展形成的。韵书根据声母、韵母和声调分析汉语语音,归纳出相当完整的语音系统，是汉语语音研究很重要的发展。中国历代都有韵书，虽然其中往往杂有古音和方音成分，但有不少韵书能够描写出当时语音系统的基本面貌，这在古代是非常难能可贵的。韵书编写的目的是为了便于读书人做诗押韵，到唐末宋初出现的三十六字母则完全是为了归纳当时的声母系统，已自觉地进入了语音研究的领域。宋元以后盛行韵图，韵图把韵书归纳出的韵母和三十六字母结合起来，根据发音特点各分为若干大类，整理成表格，便人查检，虽然所用名词术语纷繁芜杂，有的不易理解，但由于把语音系统简化成图表，汉语语音的系统性就表现得更加明显。
古代学者很早就发现了古今音的不同。公元 3世纪，汉末刘熙《释名》中就曾提到:“古者曰车,声如居……今曰车，声近舍。”但这种认识只限于个别的字音。对语音的历史发展有系统的认识开始于16世纪，明代陈第从历史观点出发提出“时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更革，音有转移，亦势所必至”的主张，是正确认识语音发展变化的理论先驱。顾炎武在陈第的影响下，对上古音做出开创性的研究，他把上古韵分为10部，为上古音的研究方法奠定了基础。清代考据学盛行，一些著名学者如戴震、段玉裁、王念孙、钱大昕等人都对上古音的研究作出很大贡献,研究越精,韵部就分得越细。清代学者很少研究上古音的声母，只有钱大昕提出“古无轻唇音”、“古无舌上音”的主张,今天看起来仍是完全正确的。江有诰集各家之成，编成《音学十书》，把上古音分为21部,并列出谐声表,可以算是清代研究上古音的总结。20世纪初，章炳麟和黄侃又对江氏结论有所修正，清代研究上古音的方法和成就到此就告一段落。
清代学者研究语音是为考据学服务的，目的主要在于疏通先秦古籍，因此对上古音以后的语音发展不大重视，称《切韵》所代表的中古音为“今音”，很少有人专门研究。清末陈澧扭转这种偏向，所著《切韵考（内外篇）》用逐字系联的方法分析归纳《广韵》的反切上下字，考订中古音的声母和韵母。他所创的系联法虽有一些缺点，但方法比较严密，结论基本可信，至今为人所引用。
“五四”时期至1949年的语音研究 “五四”前夕，北洋政府教育部在 1918年公布了注音字母， 对当时的“国语运动”起了很大推动作用，1928年，又肯定了国语（即普通话）应该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赵元任、黎锦熙、钱玄同等语言学家在当时都对北京话的语音系统做了相当详尽的分析，改变了长期以来语音研究重古轻今的倾向。
“五四”以后，西方语言学理论传入中国，对汉语语音研究产生很大影响。瑞典学者高本汉用比较语言学的方法研究汉语语音，对中古音和上古音的实际音值做出构拟，使汉语语音研究摆脱汉字的束缚走上音标化的道路。高本汉的著作很多，影响最大的是《中国音韵学研究》（法文，1926），赵元任、李方桂、罗常培把该书译成中文，于1940年出版。译本对原著内容做了必要的订正和补充，比原著具有更高的学术价值。赵元任在1934年所写《音位标音法的多能性》（英文）一文从汉语方言和古音中的一些现象阐述音位的应用和理论，至今仍被国际公认为音位学创始时期的重要理论著作。在此时期，李方桂连续发表《切韵a的来源》等3篇讨论上古音的文章，罗常培发表《知彻澄娘音值考》、《切韵鱼虞之音值及其所据方音考》等讨论中古音的文章，这些文章对上古音和中古音音值的拟测都作出了重大贡献。20世纪40年代,陆志韦《古音说略》(1947)一书出版,从统计学方法入手研究上古音和中古音，提出许多独到见解。陆志韦还系统地研究近古音的一些资料，写出《释中原音韵》等9篇文章,推动了近古音的研究工作。董同龢《上古音韵表稿》(1944)一书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为上古音列出同音字表，使上古音的拟测更加系统化，可以说是这个时期上古音研究的总结。
赵元任在1928年完成的《现代吴语的研究》是中国第一部用现代语言学方法调查汉语方言的专著，对后来的方言调查影响很大。方言调查工作开始为许多语言工作者所重视，出版了不少专著，方言调查方法也日趋完善。赵元任根据中古音研究成果制定的方言调查表至今仍然是调查方言语音系统所用表格的基础。方言调查首先必须了解方言的语音系统，这个时期方言调查的开展为语音研究积累了大批方言语音资料，大大加深了对汉语语音特性的认识。
20年代，刘复和王力先后在法国用实验语音学的方法分析研究汉语语音，为语音研究开辟了新领域。刘复《四声实验录》用仪器分析了汉语12种方言的声调，王力《博白方音实验录》（法文）对广西博白方言的元音、辅音和声调进行了实验。刘复回国后在北京大学创立了语音乐律实验室，设计发明了声调推断尺，是中国实验语音学的先驱。实验语音学的研究工作因抗日战争开始缺乏仪器设备而中断达20余年。
1949年以来的语音研究 50年代在全国范围内开始推广普通话，并且制定了汉语拼音方案，对汉语语音研究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从1956年起进行全国性的汉语方言普查工作，训练了大批方言调查工作人员，编写出大量的各地人学习普通话的小册子，掀起了全国学习普通话的热潮，这种以普及为主的调查工作基本上弄清了全国各地方言语音系统的轮廓和特点。在拟定汉语拼音方案的过程中，展开了有关普通话音位的讨论，加深了研究语音的理论认识。与此同时，语音研究的范围也逐步扩大，除声母、韵母和声调外，也开始注意普通话的轻重音、儿化韵、连读音变和语调等方面的研究，对普通话的描写更加细致深入。
1959年以后,在方言普查工作基本完成的基础上,方言调查工作逐步深入，江苏、福建、山西等省陆续进行了比较细致的全省方言调查工作。1979年《方言》杂志创刊后,陆续发表了许多有价值的方言调查文章,大部分以描写方言语音系统为主，其中有不少文章注意到方言内部的语音差异和邻近方言之间的语音关系等问题，大大丰富了汉语语音研究的内容。
王力《汉语史稿（上册）》（1957）是中国第一部用现代语言学观点系统论述汉语从古至今语音发展的著作，包含了王力多年来研究古音的成果，在国内外都有很大影响。王力晚年又在原书基础上写成《汉语语音史》(1985),内容比原书更加丰富。李荣《切韵音系》(1952)根据1947年发现的唐写本《王仁朐刊谬补缺切韵》列出《切韵》的单音字表，并且系统地讨论了构拟《切韵》音值中存在的问题，是中国第一部全面研究《切韵》音系的专著。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初期，研究汉语语音发展的文章比较多，对《切韵》音系和《中原音韵》音系的性质都曾有过相当深入的讨论。周祖谟《广韵校本》(1960)、《唐五代韵书集存》(1983)和陆志韦等校勘影印的明刊本《中原音韵》(1978)先后陆续出版，为中古音和近古音的研究提供了翔实可靠的资料。80年代，汉语语音史的研究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专著和论文不断出版，数量远远超过过去，其中有不少具有较高学术水平，研究领域有所拓展，研究方法也正在做新的探索。
自抗日战争后中断的实验语音学研究到50年代开始恢复。70年代以后，由于电子计算机以及其他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实验语音学的内容有了相当大的变化，已经超越传统语音学的范围，成为一门多科性的学问。利用现代仪器设备研究汉语语音已成为中国一个新的科学领域，语音学家、声学家、心理学家和通信工程师都开始从各个不同角度对汉语语音进行实验研究，在普通话元音和辅音以及声调、轻重音、语调等方面都已初步取得可喜的研究成果，并在国际上进行了频繁的学术交流。一些高等院校也开始建立语音实验室，培养这方面的人才。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利用电子计算机人工合成语音，近几年取得很大进展，已逐步接近于国际水平，为今后人工合成语言打下了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