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任安书》（节选）
（西汉）司马迁
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
《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乃如左丘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而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
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略考其行事，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纪。上计轩辕，下至于兹，为十表、本纪十二、书八章、世家三十、列传七十，凡百三十篇。
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草创未就，会遭此祸，惜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仆诚已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然此可为智者道，难为俗人言也！
译文：古时候虽富贵但名字磨灭不传的人，多得数不清，只有那些卓异而不平常的人才在世上著称。西伯姬昌被拘禁而扩写《周易》；孔子受困窘而作《春秋》；屈原被放逐，才写了《离骚》；左丘明失去视力，才有《国语》。
孙膑被截去膝盖骨，《兵法》才撰写出来；吕不韦被贬谪蜀地，后世才流传着《吕氏春秋》；韩非被囚禁在秦国，写出《说难》、《孤愤》。
《诗》三百篇，大都是一些圣贤们抒发愤懑而写作的。这些都是人们感情有压抑郁结不解的地方，不能实现其理想，所以记述过去的事迹，让将来的人了解他的志向。
就像左丘明没有了视力，孙膑断了双脚，终生不能被人重用，便退隐著书立说来抒发他们的怨愤，想到活下来从事著作来表现自己的思想。
我私下里也自不量力，近来用我那不高明的文辞，收集天下散失的历史传闻，粗略地考订其事实，综述其事实的本末，推究其成败盛衰的道理，上自黄帝，下至于当今，写成十篇表，十二篇本纪，八篇书，三十篇世家，七十篇列传，一共一百三十篇，也是想探求天道与人事之间的关系。
贯通古往今来变化的脉络，成为一家之言。刚开始草创还没有完毕，恰恰遭遇到这场灾祸，我痛惜这部书不能完成，因此便接受了最残酷的刑罚而不敢有怒色。
我现在真正的写完了这部书，打算把它藏进名山，传给可传的人，再让它流传进都市之中，那么，我便抵偿了以前所受的侮辱，即便是让我千次万次地被侮辱，又有什么后悔的呢！但是，这些只能向有见识的人诉说，却很难向世俗之人讲清楚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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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背景
任安是 司马迁的朋友，字 少卿，早年在大将军 卫青门下。当 霍去病渐渐受到汉武帝的宠信，逐渐凌驾在卫青之上的时候，卫青的故人、门下都投靠霍去病了，并因而获得官爵，只有任安不肯，仍效命于卫青。
在 巫蛊之祸中，任安担任护北军使者，握有兵权，戾太子派人持节到他那里要求发兵助战，他受了节，但仍闭城门，不肯接应太子。
事件平息后，汉武帝赏赐了那些系捕太子的人，而把那些跟随太子和为太子助战的人都治以重罪。关于任安，汉武帝对他的做法认为还可以，没有责怪他。
可是后来有人进言，说太子在“进则不得见上，退则困于乱臣”的情形下，不得已而“子盗父兵”，其实并无造反之心，使汉武帝感悟到太子是冤枉的。
于是，先前所做的处置，又重新检讨，变成了与太子战、反太子的人全部有罪。而当汉武帝心理转变的时候，便对任安对待太子的态度产生了根本的怀疑，他怪任安不帮太子，却坐持两端，准备看谁胜了就依附谁，于是就判他腰斩。
任安自认为自己是冤枉的，十二月就要行刑了，他写信给经常可以见到皇帝的司马迁，请他设法援救。
司马迁接到这封信时，他的心里相当为难。他了解汉武帝，自己就曾尝过汉武帝暴怒之下的痛苦，他实在不愿意再遭到第二个“李陵之祸”。论交情，李陵与他“素非相善”，而任安是他的老朋友，双方的家庭彼此都很熟悉。
司马迁也非常明白汉武帝一心为太子报仇，任安的死判，觉无平反的可能。他要把自己见死不救的苦衷，向老朋友说明，并请求他原谅。于是，在征和二年十一月，五十五岁的司马迁写了一封长信给任安。
任安终于被腰斩了，司马迁也在感叹中度完了他的余生。前有李少卿（李陵），后有任少卿（任安），都在他生命中激起很大的涟漪。显然前者是狂风暴雨式的，而后者只是前者的余波，它看起来平静而又清澈见底，却又让人沉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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