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可能还不知道吧，北京西山的迷人之处还有一点，那就是西山与我国地质科学事业的发展有着不解的情结，至今人们仍称西山为中国地质的摇篮呢。
凡是被称为摇篮的总会有它与某个事物存在着渊源关系的因素。我们说西山与中国的地质科学研究和地质教育事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还要从头说起。
早在20世纪之前，地质科学还没有在中国出现。当然，地质调查工作在中国是有的，但进行地质调查的人都不是我们中国人，而是来自其他国家的人，有德国的、有俄国的、有美国的、有日本的，还有瑞典的，等等。这些人来到中国进行地质调查工作，我们不排除他们是为着科学研究的目的，但是当时的中国极贫极弱，徒有一副巨大的躯体，腐败的统治、科学和技术的落后，使中国处于任人宰割的境地。列强们开着军舰，架着大炮纷纷来到中国，其目的就是要分一杯羹。为此，来到中国进行地质调查的外国人有些是怀有不可告人的目的而来。而当时的中国还没有国人在自己的国土上进行地质调查的先例。中国地质事业的奠基人章鸿钊在回忆中国地质调查历史的时候说道：“我们的中国占了东亚这一大块土地，在地质学上的地位这是何等重要！所以在地主人尚未觉察，欧美各国之地质学已到昌明的时候，便会有远道的专门学者来代执行初步开辟的工作。”地质学在中国的确不是中国本土的产物，而是西学东渐的结果。西学（指西方社会的科学、技术和文化）为什么会东渐，这是历史学家们对人类社会发展到19～20世纪之后，作为全球文化传播过程中出现的历史现象给予关注的重点。其实这也不难理解，自然界中存在着一个规律是自然选择的法则，所谓优胜劣汰就是自然选择的表现。那么，人类社会应该也不会不受这个规律的制约。中国有一句老话：“胜者王侯败者贼”。虽然是竞争，但斗争的结果造成的事实，却是一个不能不接受和承认的事实。但它也表明了生存—斗争—发展的客观规律。在科学不发达的古代社会通常被称为王者的天下，这是一种实力（不排除人的智力和技术的因素，但更多的表现则是人的群体的威慑力）政策的表现。那么到了近代社会，这种实力政策改变了吗？没有！其改变只是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变化在不同地域的民族和国家产生了掌握科学技术高与低的差异、经济实力强与弱的区别。所以在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进化过程中，优胜劣汰的法则表现得更为明显，强者自然可以横冲直撞，欺凌弱者，弱者则只能东躲西藏，受人鱼肉。中国在近代社会的历史舞台上扮演的就是一个弱者的角色，徒有一方广阔的土地，却不得不受制于人。百年中国近代史充分表现了这种差异及其结果。这种无法使人接受的结果激发了中华民族的危机感、自尊心，和中国知识阶层科学救国的决心和行动。中国地质事业也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
晚清的中国在列强的欺凌之下，蒙受了旷古的耻辱，腐败的晚清政府已无力挽救这种颓败的局面。国破山河碎，这沉重的烙印深深地刻在国人的心灵深处。章鸿钊在他的自传《六六自述》中激愤地写到：“予尔时第知外人之调查中国地质者大有人在，顾未闻国人有注意及此者。夫以国人之众，竟无一人焉得详神州一块土之地质，一任外人之深入吾腹地而不知之也，已可耻矣！且以我国幅员之大，凡矿也、工也、农也、地文地理也，无一不与地层相需，地质不明，则弃利于地亦必多，农不知土壤所宜，工不知材料所出，商亦不知货其所有，易其所无，如是而欲国之不贫且弱也，其可得乎？地质学者有体有用，仅就其用言之，所系之巨已如此，他何论焉。予之初志于斯也，不虑其后，不顾其先，第执意以赴之，以为他日必有继予而起者，则不患无同志焉，不患无披荆棘，辟草莱者焉。惟愿身任前驱与提倡之责而已。”字里行间，我们不难看出他以开展地质科学以拯救祖国之用意，其心良苦，其志弥坚。
1912年（民国元年），在当时的南京临时政府实业部矿务司下设立了一个地质科，这是中国近代第一个地质机构，所以人们认为以此为标志，代表了中国地质事业的开端。然而这个地质科名副其实的只有一个人，那就是章鸿钊（见照片4）。他是地质科的科长，但除他之外再无第二个人，他为争得开展中国地质科学的一席之地上下奔波，草拟发展中国地质事业的规划，网罗热衷于发展中国地质学的同仁知音，但是，在当时真正认知并掌握地质科学的人在中国是太少了，毫不夸张地说，在我国当时的几万万人群中从事地质学研究的只有几个人而已。章鸿钊于1905年赴日本留学，1911年学成回国。同年他参加了京师（北京）学部举行的留学生考试，以最优异的成绩获“格致科进士”（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封建社会的科举考试）。在考试期间他认识了从英国留学回来的，同样是学地质的人士——丁文江，科学救国，共谋发展中国地质科学的夙愿使他们走到了一起（见照片5）。中国有着丰富的矿产资源，然而，资源虽丰，却任其深埋于地下而无力发掘和利用，究其原因是中国没有专门的地质人才。对于这一点章鸿钊、丁文江等有志于发展中国地质科学的人士是深刻认识到的。“中国之地质调查事业，完全以教育事业做基础的。调查事业无论开刃时代，或是守成时代，所最需要的是专门人才，专门人才非由教育不能产生的。并且教育事业非在本国建设基础，还是不能成功，前清何尝不派遣留学生，只因为没有在本国把教育基础建设起来，所以凡关科学事业无往而不落后，无往而不失败，成败之分，根本在这一点。”以上论述是从章鸿钊《中国地质发展小史》上摘录下来的。他的用意很明确，第一强调了人才的重要；第二强调了培养我们自己科技人才的重要。实践证明这是正确的，百分之百的正确。然而人才的培养何其容易，不是朝夕可至，一蹴而就那么简单的。所以紧接着他又谈到：“原来国家一种事业，决不是一时代所得完成的，全在有人能承先启后，不断努力，才会开花结实，发扬光大。……古人说：‘百年之计树人’正是说明了这个道理。”我们不得不钦佩这些开拓中国现代科学之路的先驱者，他们不但具有洞察科学与社会关系的能力，更难得的，是他们具有身体力行，言必行、行必果的决心和意志。1912年4月丁文江任地质科科长，他和章鸿钊一起把章鸿钊筹划的发展中国地质科学的规划一步步地变为了现实。
你可能会问，这些事与西山有什么联系吗？
章鸿钊和丁文江为发展中国的地质科学奔走呼号，倾心尽力。然而，谈救国易，图救国难。欲发展中国的地质事业人才匮乏是首要的问题，培养中国的地质人才便成为当务之急。
1913年北洋政府工商部在北京办了一个地质研究所，名为研究所，实际是一所培养地质人才的学校。这是中国最早的一个培养地质专业人才的学校。校址是借用北京大学地质学系的旧址马神庙。这所学校开办的时间只有三年，毕业的学生只有一期，人数只有22人。这22人是中国人自己办学培养的第一批地质专业人才，在中国荒瘠的大地上，这期学生就像种子在中国地质学这片未开垦的处女地上破土而出了。地质研究所在中国地质事业发展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地质学的研究首先应以地质调查为前提，舍去这个前提地质学研究就成了无源之水。地质研究所开办期间共组织学生野外实习十余次，而首次实习的地点就是北京西山。那是1914年的事情了。从那时起北京西山就成为学生进行实习的首选之地，时至今日，也是如此。这就是西山被称为中国地质的摇篮的原因，她与中国地质教育事业有着不解之缘。
地质研究所虽然只招收了一期学生，且人数不多，但是，对这些学生的培养却是严格认真的。正如章鸿钊等人期望的那样，这些人是中国地质科学的种子，有种子，再施以合理的培育，就不愁种子发芽、成长。他们称之为“百年树人”的规划。
地质研究所制定了教学计划，规定学制为3年，每个学年分3个学期。课程安排强调基础知识的强化，以求打下坚实的功底。在第一学年强调基本知识，第二学年注重地质学的根本知识和理论，第三学年则把所学知识的应用作为重点。这是一个行之有效，理论和实际结合的计划。其中基础课有国文、微积分、解析几何、大三角、物理学、化学、定性分析、定量分析、图画等；在专业基础课方面则开设了动物学、植物学、地理学、地文学、测量学、机械学、照相术等；设置的专业课有地质通论、普通矿物学、造岩矿物学、岩石学、构造地质学、古生物学、地史学、矿床学、冶金学、采矿学等。除去这些课程之外，还开设了英文、德文课程。为了培养和锻炼学生们吃苦耐劳的精神，注重理论和实际的结合，学校十分重视野外实习。地质科学是一门实践性非常强的知识科学，它强调以自然为本，自然界的一切客观现象是研究的问题，而一切的解答方案只能通过实践来给予验证。
早在1868年，一位德国的地质学家名叫李希霍芬的就来到了中国。在中国，他进行了4年的地质调查，回国后写了5大卷的著作，名为《中国》。在中国的几年间，他除了进行地质考察之外，通过对中国很肤浅的了解，得出了一个认识，他认为：“中国士人贤性聪明，在科学上可有成就，但其性不乐跋涉，不好劳动，故于地质学当无能为。”此话由他漫不经心地说出来，却深深地刺痛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心。这些话被丁文江等人记在心里，他们没有气馁，而是把全部希望都寄托在地质研究所这班学生们身上，以期外国人的感觉被中国知识分子的努力证明此话言无实据。
地质研究所开办了3年。地质调查、野外实习范围“北抵朔漠，南涉潘阳”前后共进行了十余次。事实表明李希霍芬的认识是片面的，他根本不了解中国的知识分子。在章鸿钊、丁文江、翁文灏等人的带领下，地质研究所的学生们经常到野外实习，从北京的西山地区开始，进而到河北、山西、山东、江西、安徽、江苏等地。野外实习不仅使学生们熟悉并了解了课堂上书本里学到的知识，同时极大地锻炼了他们的意志和品质。学生们努力，教员们认真，他们不以山高路险为惧，每天都要达到预先的目的为止，有时一天要连登1500多米的高山，疲劳之中仅以干馍馍充饥，但他们的精力充沛，情绪高涨。自1914年7月至1915年11月地质研究所的学生在教员们带领下采用集体或分组的形式对包括北京西山在内的北京地区进行了9次实习考察。他们跋山涉水，不畏艰苦，所经过之地都留下了他们的斧痕和足迹。他们手拿地质锤，身背所经之地采得的地层岩石标本，饥食干馍，渴饮山泉，无怨无悔。这9次实习考察所经之地归纳起来有：
宛平县：斋堂、门头沟、三家店、杨家墩、碧云寺、卧佛寺、玉泉山、温泉寺、王平村、磨石口、潭柘寺、戒台寺；房山县：万佛堂、周口店、坨里、长沟峪、安子；昌平县：南口、青龙桥、八达岭。
这些学生后来成了中国地质事业的开创者，用他们的努力和实践开创了中国地质事业的明天，他们没有辜负章鸿钊等人的期望，以科学救国为己任，为发展祖国的地质科学而鞠躬尽瘁，为后人所景仰。
地质研究所在3年之中培养了中国地质事业的一代精英，令人可亲可敬。
为了使这一历史不至被人遗忘，现将地质研究所毕业的22人列出如下：
叶良辅 字左之 浙江杭县人；王竹泉 字云卿 河北交河人；谢家荣 字季骅 上海市人；刘季辰 字寄人 安徽淮北人；赵自新 江苏嘉定人；周赞衡 字柱臣 江苏奉贤人；徐渊摩 字厚甫 江苏武进人；徐韦曼 字宽甫 江苏武进人；谭锡畴 字寿田 河北吴桥人；朱庭祜 字仲翔 上海川沙人；李学清 字宇洁 江苏吴江人；卢祖荫 字心培 江苏武进人；马秉铎 字振寰 河南光山人；李 捷 字月三 河北成安人；仝步瀛 字海波 河北永年人；刘世才 字翔孔 河北晋县人；陈树屏 字翼宗 河北井陉人；
赵汝钧 字
衡 河北吴桥人；杨培纶 字仲廉 浙江吴兴人；祁锡祉 字松坪 河北永年人；张 慧 字畹九 河北任丘人；唐在勤 字迪民 上海市人。
在这22人中，拿到毕业证书的有18人，另有3人只得到了修业证书，而1人则什么证书也没拿到。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地质研究所培养人才的标准。
北京西山在面积约3000多平方千米的范围内分布着很多著名的名胜古迹和自然景观，其位置多在低山地区及山麓一带。
清人吴长元在他编著的《宸垣识略》卷一形胜篇中说：“西山内接太行，外属诸边，磅礴数千里，林麓苍莽，谷涧镂错，其物产甚饶，古称神皋奥区也。卢沟、琉璃、胡良三河，山水所洩，多归其中。其水皆藻绿异常，风日荡漾，水叶迭映，倚阑流览，令人欣然欲赋”（见图13）。时光流逝，岁月变迁，那么现在的西山其山其水，是不是依然如故呢？我们不妨走进西山的画卷之中，亲临体验一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