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帝制时代以后,中国古代选官制度的发展大体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即：汉魏六朝时期的察举制和隋唐以后的科举制.察举制时代面临的问题是有条件出任官员的人数有限,察举制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选拔人才.科举制时代的问题正好相反,随着门阀贵族的衰落、文化知识的普及,有条件有资格出仕任官的人越来越多,而能够安排的员阙却是有限的.所以,科举制及各种配套的官员选任制度的目的是,除了选拔国家治理需要的人才外,还在于淘汰或黜退大量的有任官资格的人.因此,如何引入竞争机制就成为一个无可回避的问题.
在唐代选官制度中举和选分离,宋代以后,举和选逐渐走向合一
中国古代选官制度中的竞争机制,首先体现在考试选官的制度之中.考试选官的原则确立于隋唐时期.以往人们一般强调隋唐以后的科举制在考试选官中的地位和作用,实际上,唐代的铨选更能够体现通过考试选拔官员的精神和原则.因为在唐代选官制度中举和选分离,举指科举,选指铨选.科举只是获得出身的考试,而获得出身的途径,除了科举外,还有门荫、流外入流、军功授勋和其他杂色入流等.无论何种出身,要出仕任官,都必须经过吏部或兵部的铨选.即使是任满待选的前资官,在重新出任职事官时,也同样需要经过铨选考试.铨选是所有人进入官僚队伍的必经之路；或者说,不论是通过何种渠道获得出身,所有出仕任官的人都必须通过铨选来选拔.
宋代以后,举和选逐渐走向合一,科举及第者很大一部分可以直接出仕任官,考试选官的原则在科举制度中就得以实现.考试选官的核心精神就是优胜劣汰,以公开考试、公平竞争、择优录取为原则的科举考试,是中国古代选官制度中最基本的竞争途径.尽管自科举制诞生以来一直到科举制的终结都存在着家庭背景、人际网络、权钱交易、个人喜好等因素对公平竞争原则的冲击和干扰,但是,以考试成绩定去留的基本准则是无可动摇的.科举选官制度是中国帝制后期社会流动的根本途径,也是保持社会活力或全体社会成员进取心的基本动力之一.
通过科举考试选拔官员,解决的只是出身的问题,是在初次入仕任官的环节上设立的竞争机制,对于已经进入官僚体制的大量所谓“前资官”来说,在他们升迁过程中如何进行有效的竞争,既是保证选官公正有序的需要,也是选拔人才的需要.中国古代选官思想中强调“为官择人”,就是选拔符合岗位需要的人担任相应的官职,而不是“为人择官”,不是为了安排人而选官.如《周礼》就说“官不必备,惟其人”；西晋刘毅在《九品八损疏》中提出,“凡官不同事,人不同能,得其能则成,失其能则败”；唐太宗更是明确指出要“量才授职”、“用人如器”.如何才能做到“为官择人”,如何在客观上选拔出符合岗位需要的人才,在主观上排除各种人为因素的干扰,就成为中国古代选官制度中的关键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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