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痕文学”最初是带有贬斥含义的称谓。这些作品的感伤的、悲剧性的情感基调以及揭露性的取材趋向，被一些批评家看作是五六十年代“暴露文学”“写阴暗面”等在80年代的重演。（6）因此，围绕《伤痕》等作品，在1978年夏到次年秋天发生了热烈的争论。文艺与意识形态、文艺的社会功用等命题得到的重新辩论与争鸣。1979年1月陈恭敏在《戏剧艺术》上发表《工具论还是反映论——关于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同年4月《上海文学》评论员文章《为文艺正名—驳“文艺是阶级斗争工具”说》，两文都有力驳斥了文艺纯粹为功用政治附庸的说法，对“伤痕文学”暴露性描写给予了肯定。
反思"一词，据说首次出现于英国哲学家洛克的著作中，他将"心灵内部活动的知觉"，称为"反思"。而在我国当代文学史上，这个词却具有特定的意义，即对文革、十七年以至更早的历史事实进行思考，从而在意识形态、国民性等方面挖掘现实问题的根源，同时，在历史和自然的大的环境背景中展开对"人"的价值的思索。可以说，"反思文学"是"伤痕文学"的深化，两者间 的区别主要在于：哲学思考的介入。
综观"反思文学"的创作，主要焦点在于对"人"的反思上。这种对"人"的"反思"有一个渐进的发展过程：
它首先是主要针对政治层面的，关于建国后的历史问题尤其是对农村问题的反思成为作家创作的一个重点。其中张一弓创作的中篇小说《犯人李铜钟的故事》以一个为了群众生命而不惜触犯党纪国法的大队支书的形象，树立了新时期第一个成熟而完整的悲剧英雄形象。而高晓声的《李顺大造屋》则以看似幽默的笔法，揭示了中国农民自身的性格弱点，指出这些"民族劣根性"在建国后的左倾灾难所应当承担的责任。《记忆》则以某地宣传部长秦慕平对曾经被自己错判为"现行反革命"的少女方丽茹的忏悔，反省了一个时期内不正常的"现代迷信"及自己在这种现代迷信中所扮演的可悲角色。
以上作品对文革中种种事件表现的深刻程度显然远远超过"伤痕小说"，但它仍局限于将人仅仅放在政治层面思考。这种情况随着"反思文学"的深入出现了变化，很多作家不久就开始转到对"人本身"，如"人性"、"人的价值"、"人的生命力量"等更深刻的问题的思考上。
这些作品或张扬被左倾思潮压制多年的"人道主义"，甚至歌颂某种"永恒的、超阶级的人性"，如表现"同情"的《离离原上草》、表现"母子亲情"的《女俘》、表现"友情"的《驼铃》和表现"爱情"的《如意》等；或探讨"爱情婚姻"方面的社会问题，如《爱，是不能忘记的》、《春天的童话》、《我们这个年纪的梦》等；或讴歌人的生命力量，如《北方的河》、《迷人的海》等；或思考生存价值，如"知青小说"中对往日做写实性却富于诗意的回忆与描述、"右派小说"中立足政治历史之上对自己的心理历程的解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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