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铁里的阅读风
《纽约时报》 2009年9月3日
作者 ALEXIS MAINLAND
这个身着黑色羊毛衫的中年妇女一直这么站着：双脚以肩宽的距离分开、手臂微微弯曲、手掌轻轻握起，肌肉放松，但也保持着警觉。
她不是在准备跆拳道比赛，而是在千千万万的纽约人潮中，打战一样地上演着每天的地铁上下班大戏——晚班的四路地铁（D train）一直呼啸奔向布鲁克林，人们拥挤在车厢里认真的阅读。
“我是纽约人，”54岁的妇女罗宾·科恩哈勃（Robin Kornhaber）干脆的告诉记者这五个字。“我乘地铁的时候可以做任何事情。”
在地铁里阅读是纽约城市文化的一个传统。不仅对于家住公园坡（Park Slope），但却在东外环（Upper East Side）工作的科恩哈勃女士来说，她乘地铁的时候，可以阅读很多装帧漂亮的新闻报纸；对于常翻杂志的少女、背台词的演员、筹划方案的公司职员、刚刚适应环境的移民们来说，都是这样。今天的纽约城里，几张揉皱的报纸也许早已不是这个城市的亮点，但自从地铁撤销网络和手机信号起，乘坐地铁，已经成为快节奏的繁忙都市里难得的轻松时段。因此，每个人都用这个时间读书。
就算没占到座位，在陌生的人海中间拥挤着，甚至听着身边有人吹口风琴、或者稀里哗啦的往投币箱扔硬币，或者和朋友喝完酒后，跌跌撞撞地回家，人们仍然不能改变在地铁里读书的习惯。
有些人在地铁到站之前刚好能看完《纽约人》杂志中《大话城乡》板块的所有文章，有些人趁此时间细读经典著作，还有的人随身携带两本小说，以便在缓慢的六路线上看完了第一本之后，就无所事事。布鲁克林的一名律师前两个月里把地铁里乘客阅读的书籍分了类，她把结果放到了博客上。“地铁书会”、纽约新学院的一名学生花去整个暑假的时间向乘客们共发放了600余本赠书，把自己阅读的激情传递给更多的人。
还有人观察着地铁里的读书人，想象着他们正在读的故事。二路地铁里穿正装的那名男士正在读《罗斯塔·石学三级意大利语》，他或许是要去拜访未婚妻的父母；81号大街上那个读儿童小说的女人是不是一名正在备课的老师？大多数人往往只会去猜猜就罢了，然而我却花了12小时，在四个地铁站之间穿来梭往，去了解他们正在读什么，为什么喜欢读手中的书。
学意大利语的男性鲍勃·艾德森（Bob Alderson），今年46岁，是一名专利律师，他没有明确的旅行计划，但却一心向往去远方。“我总有一天要去趟意大利，所以我想现在开始学学意大利语。”他对记者说。
那么这个这在读《玻璃城市》的女人呢？她是不是想到留着口水的恶魔和英俊潇洒的男巫师？26岁获得审判心理学学位的遛狗师吉姆波利·聂瑟（Kimberly Nessel）告诉我们，她在书店工作的时候，就开始痴迷科幻小说中的黑暗情节。
只是随便翻翻
135大街三号地铁 早上9：30
满满一个蓝色袋子里装着医疗机构的管理材料和文件，可是纽约哥伦比亚教会医院癌症中心工作的德波拉·海斯顿（Deborah Hairston）却一直在读着每周商店邮寄给她的购物指南。
“有时会找到想买的东西，但大多数时候，只是随便翻翻。”她边说，边翻过介绍吊珠羊毛衫的一页。“我不想看那些让人压抑的新闻，因为我平时接触的太多了。”
每天坚持读一页
96大街二号地铁 早上10：00
为了学懂2711页犹太教经典作品《塔穆德》，很多学徒每天坚持读一页，它帮助读者找到自己学习的伙伴。哈里和大卫是家住华盛顿堡的曾家两兄弟，一直坚持读《塔穆德》，从家通往西外环工作地点的路上，都是他们学习犹太经典的时间。
星期三是哥哥哈里·曾的休息日。哥哥今年28岁，在72号西街上经营着一家名叫麦克酒吧的犹太小餐馆。每周三，哈里·曾都会暂时放下《塔穆德》，研读纽约时报饮食版的文章。
“除了《塔穆德》，我就读这个。”他告诉记者，边说边把一本厚皮封面巴比伦图书塞进送货袋里留着下次读。“乘地铁的时间读这本书很合适。”
弟弟大卫·曾今年19岁，他也在学伊斯兰语，但是这个暑假都在帮哥哥做事，他坐在一旁，正在阅读关于亚拉姆的英译论文。“我每天都要在地铁里看看《塔穆德》，”他说。“星期三也不例外。”
繁忙的工作
23号大街一号地铁 早上12：30
不管在拥挤的人群中间，还是在空荡荡的车厢里，多纳雷·托马斯（Donalay Thomas）都喜欢为自己开拓一片繁忙工作之外的私人空间。托马斯挂着耳机，听着K’Jon的《在海上》，膝盖上放一本埃里克·杰罗姆·迪克（Eric Jerome Dickey）厚厚的新作《复活的午夜》（Resurrecting Midnight），低着头认真地读着，把一切喧嚣都置之度外。
“我经常边听音乐边读书，音乐可以让我很快融入故事情节。”21岁的托马斯小姐告诉记者。从事很多职业的她，此时正从新泽西艾吉午市赶往西四大街，她要去参加下午的滑板大赛。“我读书的时候，感觉自己是故事里的一个角色。”
但她也不会痴迷在故事里，而忘记了身边的乘客。“我会和身边乘客聊聊我们都喜欢的书。”托马斯说。
然后她转身向过道里一名女士说：“你快要到站了。”可见她也在注意着身边的事。
地铁舞台
42号大街二号地铁 下午1：30
如果纽约的每家餐馆都雇一个演员的话，那每列地铁上，不论是准备去试演的，还是梦想去演戏的，至少要就有两个。
25岁的女演员拉切尔（Rachel）认为戴墨镜可以帮助自己进入角色，她乘坐在自洛杉矶始发的列车里，赶往各剧组试演。她现在要去《第一行动组》（The A-Team）试演苏萨（Sosa）一角，《第一行动组》是上世纪80年代拍摄的电视连续剧，将于2010年改编为电影上映。“苏萨是国防部长的助理。”她向记者解释。“我正在努力体验这个角色。她很性感，但却又是政府官员。”
地铁过道里， 31岁的詹姆斯·莱特（James Wright）身着白T恤黑外套便装，斜坐在扶杆上。他正在赶往《天翻地覆》（As the World Turns）剧组的路上，手中拿着已故剧作家亚瑟·米勒（Arthur Miller）的获奖名作《推销员之死》（Death of a Salesman），专心致志地阅读。扮演毕夫（Biff）是他梦寐以求的事，他正聚精会神地为试演热身。
几分钟后，演员安吉利卡·阿亚拉（Angelica Ayala）开始自言自语的背台词、比手势。这位有着多重性格的45岁妇女一点也不觉得在地铁上这样做有什么不合适。“我只是做我该做的事情，”她说。“别人可能会投来奇怪的眼光，但我必须排练。”她的剧作《普克特里巴》（Peccatoribus）已经在布朗克斯区的普里国斯大剧院公演。
“这是一部反映人们自我抗争的故事。”她对记者说。
用这段时间读读写写
59号大街十九路地铁 下午4：30
乘早班地铁回家的阿丽西亚·维拉斯（Alysia Vallas），刚刚读完埃及作家埃德加·凯勒特（Etgar Keret）的短篇故事集《疯猎人》（The Nimrod Flipout），她家在西外环。维拉斯打开自己的日记本，本子上记满了她对纽约城整个夏天的印象。
“我一般习惯写点东西记下每天难忘的事，”她说。“去过的好地方、地铁里见到的奇人之类的，我都会写下来。”
这本相貌平平的记事本上，也记下了她从纽约公立图书馆里抄下来的吉他和弦谱表。
维拉斯今年21岁，是爱荷华州格林耐尔学院的一名在校学生，今年暑假在皇后图书馆健康医学联合中心实习。她说自己特别喜欢用乘地铁的时间读读写写。
“这段时间真正属于自己，没有繁重的任务，很轻松。”她这样认为。“虽然我身边都是陌生人，但他们都不会在意的。”
地铁里的小读者
42号大街二路线 下午5：00
几名来自特里蒙联合教会（Tremont United Methodist Church）五到八岁的野营小队员看上去都筋疲力尽。他们从早上7：30开始就忙碌地奔波于各种活动间，其间还考察参观了皇后区纽约科技馆。
孩子们站在时代广场的站台上，小小地策划着怎么去抢座位，如果座位少的话，谁抱着谁坐一个位子。两个小女孩拉着手，头靠着头，借此休息几分钟。
列车驶入42号大街车站，主持过六次野营的指导老师约瑟·弗格罗亚（Jesus Figueroa），招呼学生们上车，他告诉学生：“大家准备好自己的书。”一时间同学们纷纷从背包里拿出各式各样的书——《吉吉和麦麦》（Jig and Mag）、《玫瑰、桥和黑野马》（A Rose, a Bridge, and a Wild Black Horse）、《发明冰棒的孩子》（The Kid Who Invented the Popsicle）……
教会规定，如果小营员在地铁里占到位子，就要坐下来读书。小营员们每天都会从教会图书馆里、或者从家里带一本书，按规定训练自己在短时期内的读书速度，不管在哪里，必须读20分钟以上，然后在日记上写下自己阅读的进步。
“这么做可以让孩子们在乘地铁的时间里专心读书，也有益于提高他们的阅读能力。”20岁的弗格罗亚老师这样对我们说。
地铁车厢里，没有找到位子的孩子也端着书看。八岁男孩克里斯多夫双脚缠住拉杆维持重心，手捧《一起度过的时光》（Time Together）津津有味的看。他身旁七八岁大的史蒂文一只手拉着弗格罗亚老师，一只手翻开《孩子可以拯救地球的50件小事》饶有兴致的读着。
八岁的拉伦达坐在两名看报纸男士的中间，手指着《玛丽·安营救行动》中第四页每一句话认真地读，这本书是保姆俱乐部系列丛书中的一部。她抬起头来很简短的回答了我们的采访。“作业很多。”她说。“但很好玩。”之后又低下头看书去了。
加入读书俱乐部
格兰德大街四号线 下午5：45
乘客们也许不会注意到人群中的卡尔顿·克拉克（Carlton Clarke），已经被身边熙熙攘攘的人们扰得快要崩溃。
他肩上挎着印有会计公司标记的包，左手端着一摞文件，给人感觉他像是把工作带回家做。
其实，他手里那摞纸是J·D·塞林格《麦田里的守望者》小说的前三章，是克拉克从公司的读书俱乐部下载打印下来的。这个俱乐部每星期聚会一次，每次聚会都会成为他和同事们的文学评论会。
“我只能在这段时间里看书，但也要看看下一站是哪里，我是否要到站了。”列车驶过曼哈顿大桥，突然倾斜了一下，他抓住扶杆，保持着重心。
最近几个月，公司读书俱乐部成员都在读阿特·宾德曼（Art Spiegelman）的莫斯（Maus）系列丛书的头两部。“这两部小说文笔生动，读来不一般。”克拉克告诉记者。“我还没有见过这么独特的体裁。”
提到《麦田里的守望者》，克拉克记不清他之前是否读过。 “也许在学校的时候读过吧，不过现在读来，感觉也不一样。” 他回答记者，“我以前乘地铁的时候肯定没有读过这部小说。”
闹中悟静
昆士博罗广场七号线 下午6：15
疾驰去往杰克高地（Jackson Heights）的列车上，马潘尼（Panee Ma）如坐禅般，独自静思。
两年来，马潘尼奔走在皇后和时尚街区之间，花了很多时间去搞自己的服装串珠设计。她一直在读六卷本的佛学名作《莲花智慧》（The Wisdom of the Lotus Sutra）。这个温暖的星期三晚上，她在地铁里又端起了最后一卷佛学经典。
68岁的马潘尼是土生土长的韩国人，1981年从泰国来美，她口音里夹杂着浓浓的方言。她读书的目的很简单，照她的话说：“多读读这些书，让自己更包容，也可以把英语学得再好些。”
“我每天都在努力，”她又补充一句，沉思着世俗的纷繁和精神世界的合二为一。“放下杂念过好每一天，我不想浪费时间。”
1945年日本投降后蒋介石为何放弃收复香港
作者：佚名 文章来源：本站原创 点击数：165 更新时间：2009-8-17
中国收回香港是理所应当的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日本投降后的第三天，远东盟军统帅麦克阿瑟在杜鲁门总统的授权下，发布了第一号受降令：凡在中华民国、越南北纬16度以北地区之日军，均应向蒋委员长投降。香港就位于北纬16度以北地区，而且在战争期间隶属于中国战区的广州作战区。这一切都说明驻港日军应向中国军队投降，中国收回香港是理所应当的。
在接到盟军的一号受降令后，蒋介石即任命第二方面军司令张发奎为接收广州、海南、香港等地的受降官。命令张发奎的新一军和十三军集结于靠近香港的宝安地区，执行香港的受降事宜。
英国人的殖民主义嘴脸
对于麦克阿瑟的一号受降令，英国政府诡辩称战区不能覆盖主权，明确表示拒绝中国军队在香港受降。
其实，恢复在香港的殖民统治是英国的既定政策。早在1943年中、英、美开罗会议上，丘吉尔曾就香港问题向蒋介石宣称：“不经过战争，休想从英国拿走任何东西！”殖民主义者的嘴脸昭然若揭。
1944年初，英国政府成立了一个名叫香港计划小组的机构，负责策划重占香港的事宜，并确定了战后武力占领香港的方针。同时，英国人很清楚，在中英关于香港归属的斗争中，美国的态度是很重要的，美国的天平倾向于哪一方，香港就归哪一方所有。1945年8月18日，英国新任首相艾德礼致电杜鲁门总统，表示英国不能接受麦克阿瑟的一号受降令，强烈要求杜鲁门指示麦克阿瑟重新发布命令，让驻港日军向英军投降。
美国人的态度起着关键作用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是支持中国收回香港的，想通过此举来鼓励中国政府继续对日作战，以减轻美军在太平洋战场上的压力，同时，也趁机将英、法势力挤出远东，并取而代之。因此，在开罗会议上，罗斯福总统曾敦促英国在战后将香港归还中国，使之成为中国控制之下的国际自由港，但遭到了丘吉尔的拒绝。
德国投降后，美国同前苏联在欧洲展开了激烈的争夺，美国需要英国的支持。因此，在香港问题上，美国支持中国收回香港的立场发生了改变。所以杜鲁门支持英国重返香港。他通知麦克阿瑟：“为了更顺利地接受香港地区日本军人的投降，须将香港从中国战区的范围内划出来。”
既然美国不希望中国收回香港，正乞求美国人帮他打内战的蒋介石只好从命。但在放弃香港之际，蒋介石还想给自己争点面子。8月20日，他在致杜鲁门电报中改变了要求收回香港的初衷，仅要求作为中国战区最高司令的自己，委派一位英国军官在香港接受日本人的投降。在受降仪式后，英国人将在中国战区最高司令的授权下，派遣军事力量在香港登陆。
然而，美国人和英国人连这点面子也不给。蒋介石愤怒了，他告知杜鲁门，不管英国方面接受与否，他都将以中国战区最高司令的身份，任命英国太平洋舰队海军少将夏壳作为他的受降代表。同时，他表示，打算以武力来抵制英国人在中国战区之内所采取的行动。
中国方面的态度令英国人感到不安。为了能重返香港，他们不得不接受蒋介石的建议，同意夏壳同时代表英国政府和蒋介石在香港接受日本人的投降。
1945年8月20日，从菲律宾苏比克湾开来的英国海军特遣舰队在香港登陆。9月1日，夏壳以香港英军司令的身份成立军政府。同日，蒋介石派遣的军事代表团抵港，与夏壳达成协议：国民政府同意英军占领香港。1946年5月1日，香港沦陷后被日军囚禁3年零8个月的前港督杨幕琦返港重任总督，恢复了英国对香港的统治。
酗酒与一个民族的灾难
作者：佚名 文章来源：本站原创 点击数：150 更新时间：2009-10-27
在俄罗斯民众的日常生活中，酒的“地位”并不亚于盐和面包。确实，无节制地饮酒给俄罗斯带来了大量的社会问题。俄罗斯每年30万起交通事故中死亡人数70%死于酒后驾车。总统梅德韦杰夫甚至将酗酒称为民族的灾难
“这是一个极为严峻和尖锐的问题，尤其是对于我们国家而言。坦率地说，酗酒在我国已成了民族灾难。”8月20日，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在索契召开的有关降低俄酒类消费措施的会议上说。这是梅德韦杰夫首度如此严厉地公开批评国民的酗酒恶习。
在俄罗斯民众的日常生活中，酒的“地位”并不亚于盐和面包。有人说，俄罗斯人为了喝酒什么都不顾。确实，无节制地饮酒给俄罗斯带来了大量的社会问题。
死于酒后驾车的人数剧增
在俄罗斯的新闻节目里，几乎每天都可以看到与酒有关的新闻，或者是醉酒驾车引发交通事故，或者因为喝酒过多露宿街头冻死，或者因为酗酒闹事、打架斗殴等等。
据统计，俄罗斯每年30万起交通事故中死亡人数70%死于酒后驾车。仅今年上半年俄罗斯因酒后驾车导致的车祸就有五千起，死亡和伤残人数达8千人。这对于人口仅1.42亿的俄罗斯来说，确实不是个小数字。在俄罗斯中、东部气候寒冷的地区这一现象尤其严重。在库尔干州等地区，超过1/4的交通事故与酗酒有关。
酗酒成为俄社会一大公害
7月29日，俄罗斯“全俄社会舆论研究中心”公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74%的俄老百姓经常饮酒。在被访民众中，有13%的男性每周都要喝几次酒；32%的男性每个月要喝两三次酒；19%的男性每个月大约喝一次酒；只有18%的男性饮酒的数量少于每月一次，16%的男性基本不饮酒。此外，有3%的俄罗斯女性每周都要喝几次酒；15%的女性每个月喝两三次酒；18%的女性每个月大约喝一次酒。这一民调结果，再次显示了俄罗斯民众酗酒问题的严重性。
俄罗斯男子平均寿命排在全球第136位，酗酒是继自杀和交通事故之后的第三大元凶。据俄罗斯卫生部的统计，俄罗斯1/3的成年男子和1/7的成年女子“喝酒上瘾”。目前全国平均每天有100多人死于酒精中毒事件。
无独有偶。据媒体日前披露，“在15岁至54岁的俄罗斯人中，男性死亡率比西欧高5倍，女性死亡率比西欧高3倍。俄这一年龄段的男性死者中，约有3/4的死亡原因是由酒精直接或间接造成；女性死者约有1/2是由酒精直接或间接造成的。”
俄内务部部长努尔加利耶夫曾证实，俄罗斯人的平均饮酒量，超过世界卫生组织所规定的最大限额一倍，这已严重威胁到了俄罗斯整个民族的健康。他说：“俄罗斯每年有4万人因酒精中毒而死亡；每5起犯罪案件中就有1起案件的起因是醉酒。”
据俄卫生和社会发展部的统计资料，每个俄罗斯公民包括小孩子，每年要喝掉将近十八公升的纯酒精，这比世界卫生组织规定的有害人体健康和生命的标准高出一倍。“你们自己可以换算一下，这相当于多少瓶伏特加———会让你大气都喘不过来。这对国家衰退和人口下降造成了严重威胁。”8月20日，梅德韦杰夫对与会者这样说。
禁与不禁从来都是问题
俄罗斯人喝酒不分时日、不辨季节、不挑场地、不求目的，也无需下酒菜，说喝就喝，常常整瓶、整杯一口下肚，一醉到底。随着夏日的来临，在林荫道旁的长椅上、公共汽车的候车亭里、桥头及河边，甚至在人行道上，会经常看到手握酒瓶、边走边喝的人。
“可以这样毫不夸张地说，伏特加已深深地融入了俄罗斯文化之中。俄罗斯人对伏特加情有独钟、喜爱有加。”一位长期研究俄罗斯文化的学者曾对记者这样表示。但如今，伏特加却成了俄罗斯领导人最头痛的问题之一。
禁酒历来是摆在俄领导人面前的一道剪不断、理还乱的大难题，有人形容说“不管谁当政，俄罗斯人永远都是被伏特加劫持的人质。”俄历史上曾发动过多次禁酒运动，然而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每次禁酒都会在民间遭遇强烈的抵触，禁酒措施越是严厉，假酒越是泛滥成灾，陷入了一个“越禁越滥”的怪圈。
1985年5月，戈尔巴乔夫颁布了《关于消除酗酒的措施》，从而成为俄罗斯(原苏联)历史上第一个下令禁止饮用伏特加的领导人。没有料到的是，禁酒随即导致全国性的食糖短缺。人们抢购白糖是为了在家里私酿白酒。乡村的私人酿酒更是遍地开花。这种私人的烧锅技术设备简单，许多有害的物质不能过滤干净，对人体的损害很大。
为了解馋，甚至有人开始饮用古龙水、洗甲水等含有酒精的有毒液体。最后，戈尔巴乔夫不得不放弃了他的禁酒令。在电视上，他给支持禁酒令的人讲了一个笑话：人们排起长队买伏特加，有一个人实在忍受不了了，便说：“我要去克里姆林宫杀了戈尔巴乔夫。”一个小时后，他回来了。仍在排着长队的人问他：“你杀他了？”他回答说：“杀他？那边排的队比这儿还长！”
疏堵结合力争去掉“心病”
近年来，俄罗斯虽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比如严格限制酒类生产和流通、严格限制酒类广告、严惩醉酒驾车等，但“三严”换不来一醉。用梅德韦杰夫的话来说，“谈不上任何改观。”
“酗酒虽是个古老的、短期内不能根除的问题，但许多国家的反酗酒行动取得了成效。”在当天的会议上，梅德韦杰夫这样表示。他同时批评说：“而在俄罗斯，却还在重复着陈词滥调，说什么在我国根本不可能同酗酒作斗争。”虽然正值俄罗斯包括总统在内的各级官员度假时期，此次会议除第一副总理祖布科夫到场外，二十多位部级、联邦署负责人及州长也被召来建言献策，可见酗酒问题已成了俄高层的“心病”之一。
梅德韦杰夫强调，国内外经验表明，只要采取系统性和长期性的措施，反酗酒是可以取得成效的。一方面是要对酒类生产流通作出限制，另一方面也要注重引导，宣传健康、正常的生活方式。“最主要的是，人们应当有过正常的、有价值的、健康的、清醒的生活方式的愿望并为他们提供可能性。这一切都应当有。”
梅德韦杰夫坦承，“反酗酒并非一纸行政命令就可以解决掉的”。他表示，应动员全社会力量，包括教育部门、媒体以及各种社会组织，来关注国民特别是年轻人的酗酒问题，同时也要考虑年轻人的心理和兴趣，“以崭新的、现代化的水平同酒精作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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