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井冈山时期，谭震林到新成立的红四军四纵队担任政治部主任，毛泽东问他：“四纵队靠什么起家？”谭震林很风趣地回答：“把政治上坚定、打仗勇敢的人提拔起来，把这方面不合格的人撤下去，四纵队不就有战斗力了吗？”他是这么说的，在实践中也是这么做的。早在1927年11月，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个红色政权———茶陵县工农兵政府成立，谭震林是县政府主席，韩伟是警卫排长，负责县政府警卫工作，他俩时常在一起。原来韩伟参加过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和叶挺独立团，攻打过汀泗桥、贺胜桥和武昌城。谭震林在独立团攻打攸县时，主动为独立团带路送饭，组织架设浮桥，曾受到团领导赞扬。韩伟被谭震林那种谦虚认真的态度所感动，越发尊重谭震林，而谭震林也非常信任韩伟，他们之间的感情越来越深。
1929年，由于红四军在一次战斗中失利，前委机关和军领导险遭不幸，为加强前委的保卫工作，毛泽东亲自指派谭震林组建主要负责警卫工作的混成大队，并兼任大队党代表，谭震林立即举荐韩伟担任该大队副大队长。1930年，谭震林担任红十二军政委，不久，就把韩伟从团长提拔到师长，1931年底，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指令韩伟代表红十二军指战员从朱德手中接过绣有“沉着杀敌”四个大字的军旗，可见谭震林对韩伟的信任程度。1932年成立福建军区，谭震林先是担任军区政委，后又改任司令员兼政委，不久，把韩伟提升为军区参谋长。在短短4年时间里，韩伟连升三级。红军主力长征后，谭震林领导留在闽西的红军开始了艰苦的三年游击战争，1936年，他到郎车组织领导岩南漳边区人民开展游击战争，当时，陈戊己刚入党，本来准备跟队伍上前线的，谭震林到郎车后，时常叫他去办一些事情，每次他都圆满地完成任务，得到了谭震林的信任。
当郎车需要选一名共产党员的交通员时，就把陈戊己留在地方担任了交通员。刚开始陈戊己想不通，认为在后方不能打敌人，报不了家仇国恨。谭震林发现陈戊己的情绪后，主动又严肃地对他说：“党的交通员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当的，一定要是共产党员来当。戊己同志，党组织选拔交通员是经过严格考察和审查的，要求不是一般的。作党的交通员需要根子正，出身好，思想觉悟高，立场坚定，对党对革命事业忠诚，不怕艰难困苦，不怕个人牺牲。做到人在文件在，宁可牺牲自己，决不能让文件落到敌人手里。即使被敌人捕住，刀子按在你的脖子上，也得死死保住党的机密。要懂得党的交通员肩负重任，党的机密就是党和红军的生命，关系到革命事业和战斗的成败。干交通员工作，非同小可啊！干这项工作是非常光荣的，也是非常艰苦的，是要随时准备牺牲的呵！”听着听着，陈戊己被深深地打动了，也受到很大的教育，连连点头，斩钉截铁地说：“请首长放心，我陈戊己不是河边柳墙头草，决不辜负党的期望。请首长看我的行动吧！”临走时，谭震林站起来紧紧地握着陈戊己的双手，情深谊长地说：“好同志，你是共产党员，要听从党的安排，眼下组织需要你，你暂时不到前线去，要安心留下来当交通员，这是党对你的信任，我们相信你会想通的！”以后，谭震林又多次找陈戊己谈心，鼓励他好好学习，并告诉他怎么才能当好交通员，笑着对他说：“一个好的交通员不但要政治立场坚定，思想品德好，对党对革命事业有一颗赤诚的心，还要有机警勇敢的精神，临机应变的本事，妥善处理危机的能力。”从此，陈戊己始终牢记谭震林的教导，不管是送情报，还是做其他工作，都出色完成任务，没有辜负谭震林的期望。 在无锡县甘露地区盘踞着一支以杨筱南为首的国民党游击队。杨筱南这个人见风使舵、反复无常。抗战初期，他曾拉起游击队救护过国民党伤员，也曾炸过外铁路阻止日军进犯，还打死过日本兵。1939年，杨部曾被叶飞收编为“江抗”独立第4支队。可叶飞领导“江抗”西撤后，杨筱南便翻了脸，投靠国民党第3战区司令冷欣。1940年7月，他还把我插入杨部工作的共产党员膝宵吊在树上，亲自挥鞭抽打，以示与“江抗”势不两立。
8月的一天，杨筱南一反常态，备好美酒佳肴，邀请谭震林赴宴，说有要事相商。夏光同志机警地劝告谭震林说：“不要去，说不定这是摆的‘鸿门宴’哩!”谭震林沉思一会儿郑重地说：“老夏，杨筱南对日军没有妥协过，这是我们争取他的一个重要机会。像他这样的人，我们不去做统战工作，把他争取过来，他就会死心塌地倒向国民党。既然他请我赴宴，就是他摆‘鸿门宴’，我也要去闯一闯！不过，”谭震林将话锋一转，“我们也要提防他。你让部队驻在甘露镇附近，再带上七个精明强悍的警卫员，见机行事。”次日上午，谭震林带着夏光、温玉成以及凌伯泉等七八个警卫员直赴杨筱南的深宅大院。只见大院四周，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哨兵荷枪实弹，刺刀闪着寒光。突然，从大厅里走出一个彪形大汉，向谭震林迎来，满脸堆着笑，连声说：“今日我杨某有幸，诸位大驾光临，蓬荜生辉。请!谭司令，请入座。”“杨司令有请，盛情难却，我们不得不来。”谭震林风趣地说着，双目环顾四周。大厅正中，已摆好两张八仙桌，桌上大盘小碟，盛着鸡鸭鱼肉，还有芳香四溢的佳酿美酒。“有酒助兴，我们边吃边谈吧。今日英雄聚会，人生难得几回醉，来，谭司令，我们喝酒。”杨筱南高高举起酒杯，等待谭震林站起身来碰杯。“且慢，眼下国难当头，敌情迫在眉睫，我们应以抗日大事为重。酒嘛，谈好后再喝不迟。”谭震林沉稳应对。杨筱南放下酒杯“突然袭击”道：“贵军言而无信，我等难以心服。你们以合作抗日之名，行吞并收编之实。‘江抗’东进，把我杨某数百抗日武装席卷而去。谭司令，这事你一定早有所闻吧？”谭震林不慌不忙地绕了个弯子问道：“杨司令，你本是地方商贾，拉起武装，又为哪般？”“打鬼子，保家乡。”杨筱南脱口而出。“‘江抗’早把地方武装组织起来，开赴抗日前线，难道不是打鬼子吗？既然都是为了抗日，又何必分彼此？杨司令是一个深明大义的人，为什么心甘情愿的事，突然反悔，耿耿于怀呢？”谭震林步步紧逼，“这不是被人挑唆吧？”谭震林一语击中杨筱南要害，“合作抗日嘛，应该一如既往。朝秦暮楚，有奶便是娘，我们‘江抗’是不会干出这种事情的。”杨筱南一时语塞，满脸涨得通红，支支吾吾地说：“这——这么说，你谭司令同叶司令一样，看中了我杨某这支武装，意在吞并!”说罢，他猛然拔出手枪，“啪”的一声，重重地拍在八仙桌上，一只酒杯被震落在地，砸得粉碎。大厅气氛顿时紧张起来，杨筱南的卫兵剑拔弩张，只等上司一声令下。谭震林毫不退让，“呼”地站起，温玉成、夏光和跟随的警卫员也一齐亮出武器。“谭司令，我直言相告，我杨某带出来的部队不是吃素的！‘江抗’欺人太甚，杨某决不手软！”杨筱南继续威胁道。“杨司令，请你听明白：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如果杨司令敢先发一枪，‘江抗’就有来有往，奉陪到底。赵北、丁松林部就是你杨某的归宿！”谭震林愤怒斥责。不过谭震林又缓和下来，继续说：“如果‘江抗’真的要欺侮你，我们还会来甘露拜访你这司令吗？我们从来是以诚相待的，难道我们能干出互不信任、自相残杀的蠢事吗？！”谭震林入情入理的一席话，使杨筱南陷入沉思。这时，一个哨兵慌慌张张地走进大厅在他耳边耳语：“甘露镇到处埋伏‘江抗’部队。”杨筱南听到这里，张大嘴巴，在心里“啊”了一声，顿时瘫软下来。“算啦！”杨筱南暗地思量，“事到如今，何必以卵击石；谭司令亲自登门，总算给我杨某留点面子。”在民族正义和武装压力面前，杨筱南只得同意和“江抗”互不侵犯，共同对敌。
1941年蒋介石卑鄙地发动了“皖南事变”，开始了大规模的反共行动。针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卑劣行径，谭震林在党中央的领导下率部进行了坚决的反击，其中黄金山三战三捷，就是在“皖南事变”以后的关键时刻进行的，它有力地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嚣张气焰，揭露了顽固派的无耻谰言，提高了我军的士气，为坚持江南抗战的胜利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批评是多种多样的，有和风细雨式的，有疾风暴雨式的，也有不痛不痒的。当然还有那种是批评了你还叫你心里热乎乎的……
面对各种各样的批评人们的表现也是千奇百怪的。一触即跳者有之，听了不改者有之，虚怀若谷者有之，文过饰非者有之，推诿责任者也有之。因此，有人说，面对批评，最能看出一个人的品格。
“谭老板”（当时人们对华野东线兵团政委谭震林的俗称）对批评有一套自己的见解。他曾说：“对来自上头的批评，你要敢揽起来。对来自下级的批评，你要能听下去，要当下级干部的‘出气筒’。”这是“谭老板”的经验之谈。
这句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儿。且看“谭老板”如何表现——昌维战役打响以后，为配合作战，政治机关起草了《昌维战役政治工作指示》和一个瓦解敌军的电报。起草和发出文件的用意自然是很好的，想尽快让昌维的敌人投降。可问题就出在这后一份电报上。这份电报主要是讲对敌方人员的宽大政策，提出该地区的国民党党政军各类人员一律“既往不咎”，立功可以受奖等……电报发出时，兵团政治部还把这个内容印成了传单，在下边纵队开展了对敌广播。随着电波，这个消息被传了很远很远。消息传到中央大本营，第二天就有了反映。一份措词严厉的批评电报，传到了兵团机要室。
电报明确指出：对罪大恶极分子和其他敌方人员不加区别地一概宣布既往不咎，是直接违反我党政策及人民解放军宣言“首恶者必办”一项规定的……最终将是一种欺骗！兵团政治部接到电报之后，气氛顿时紧张起来了。这是中央明令批评——这种事情在华野东线兵团是很少见的。大家很快想到了要“追究”责任——战争年代是很讲责任的。一个命令，一个电报的差错，往往就会造成多少人的牺牲。因此权力和责任是紧密相联的。中央要“追究责任”的消息传出后，政治部门的一些同志心情十分沉重。他们私下议论着，认为这次处分轻不了，说不定要给有关同志党内严厉处罚。起草电报的同志们更是闷闷不乐，寝食不安。兵团政治部主任谢有法同志深感责任重大，立即收回传单，停止对敌广播，以挽回影响，同时准备向中央检讨。
由于受到中央的严厉批评，这件事儿在兵团来说算件大事，因而只要一开会就会提到它。这天，兵团各部门的首长都在场，人们沉默了一阵又提起了这份电报。谢有法说：“电文是我们政治部起草的，我们当时没有考虑到‘最终将是一种欺骗’，我们犯了错误，要向中央检讨。”
“谭老板”此时站了起来，摆摆手说：“你们检讨什么？电文是经我签发的，由我个人向中央作检讨，不要你们负责。”此时的“谭老板”是华野副政委兼东线兵团的政治委员，他说此话时的语气是平缓的，也是沉重的。有人说：“这事儿不该谭政委写检讨，是谁的责任就是谁的责任。”“谭老板”说：“我签发的，就是我的责任。”
此时人们还不知道，谭震林已经给中央写了检讨，电报早已摆到了中央领导同志的案头。他深刻检讨了自己的错误，没有一句责怪下面的话。更没有把责任往别人身上推。这件事，使谢有法等同志对“谭老板”肃然起敬。因为在他们中有的人，就遇到过那样的领导，有了战功抢着上，出了问题一推六二五，甚至还倒过头来整下级的……
人们说：“多亏了谭政委，要不，我们可是吃不了，得兜着走了。”
谭震林有自己的理论。他认为：上级的批评，我不承担，要下级承担，下级还怎么跟你打仗？这不是“护犊子”，这是作为一个主管干部应具备的素质。不承担责任的主官，绝不是好的主官。我承担了责任，中央无非批我一顿，像我这样久经风雨的人，挨顿批评还不像吃家常便饭。要推给他们，那他们可是真的受不了哟！ 建国初期，谭震林担任第一届中共浙江省委书记，省政府主席和中共华东局第三书记。分别20多年的几个弟弟闻讯后先后都与哥哥接上了头。老四谭云，解放前被抓壮丁在国民党军队干了10多年，1949年杭州解放时他随部起义，所以第一个见到了兄长。在各自介绍了曲折的经历后，谭震林根据弟弟的实际情况介绍他到一家工厂当工人。弟弟不干，硬要缠着哥哥要去公安部门去当干部。谭震林严肃地说：“老弟，你要明白，共产党不同于国民党，不再是朝中有人好做官了，你在旧军队搞了那么多年，难免沾染了一些坏习气，去工厂当个工人，通过劳动可以洗刷一下旧思想。当干部肯定不行，当公安干部更不行！”谭云见当官的要求没有答应，很不高兴地离开了省政府机关，回去以后又和军管会的同志大吵起来。军管会的领导向谭震林作了汇报，谭震林拍案而起，命令：“你们回去把他关起来！”军管会遵照谭震林的指示，果真把谭云关押。释放后，仍按谭震林的意见把他安排在某厂当工人，一直到退休。
也是1949年冬，弟弟谭乐春专程从老家赶到杭州，一方面去看看近20年未见面的哥哥，另一方面想通过哥哥搞点本钱，开个矿，把家里搞富一点。没料想遭到谭震林的严厉训斥。事后，谭震林又和风细雨地耐心开导谭乐春：“我是当浙江省的主席，不是我们谭家祠堂的主席，我要为了广大人民谋利益，不能只为自己的家，自己的兄弟！现在解放了，没有压迫和剥削，只要你自己发狠劳动，暂时的困难是可以克服的。”谭乐春觉得老兄的一番话很有道理，春节后便告别兄长回到老家照旧经营着一个小商店。公私合营后，他一直在百货公司当营业员。
家在农村的七弟谭德生，限于经费困难，没有去浙江，只是在1950年初给兄长去了一封信。谭震林及时回了信，他写道：“希望你和全家人听从当地政府的安排，积极参加减租反霸斗争，为彻底铲除农村的封建而努力。”按照兄长的意思，谭德生在土改中成了积极分子，以后当上了乡党委书记。 他为人耿直不阿，在1967年2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带头“大闹怀仁堂”，和李富春、李先念、叶剑英、陈毅、徐向前、聂荣臻等老同志一起，同陈伯达、江青、康生、张春桥等“中央文革”一伙人进行了英勇的斗争，被诬为“二月逆流”的主将。2月16日，谭震林向张春桥、姚文元提出向上海有关群众组织打招呼，保陈丕显，张春桥托词要同群众商量，当场拒绝。谭震林气愤地说：“什么群众？老是群众群众，还有党的领导吗？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老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这是形而上学。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把老干部一个一个打光。蒯大富这些人是什么东西，就是反革命嘛，搞了个‘百丑图’，这些家伙就是要把老干部统统打倒。这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任何一次。”说完后表示，即使坐牢、开除党籍，也要斗争到底。当时他的确很激动、很坚决，在大是大非面前毫不含糊。他说：我一生三不应该，第一我不应该活这么大岁数，看着国家这么乱我心痛。第二我不应该参加共产党。第三我当年不应该跟毛泽东去井冈山。江青说：你敢再说一遍吗？马上给毛泽东挂电话，说谭震林是这么说的，毛泽东让谭震林接电话，说谭震林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你不上井冈山，井冈山是我请你去的吗？当时井冈山上谭震林跟朱德毛泽东并列三驾马车。毛泽东说你不加入共产党你可以退出嘛！你不活这么大岁数不也活了吗？你现在也可以不活嘛！此后，谭震林即蒙受不白之冤，身处逆境。
对于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组”一伙人打倒老干部的企图和篡夺党、国家和军队领导权的野心，谭震林是有思想准备的。但是他对于自己是有信心的，属于“主席反复说要保”的老干部。经过考虑，谭震林曾于3月份几次写信给毛泽东，要求接见自己，以便汇报意见，使毛泽东直接听到老同志的呼声。谭震林还让秘书帮他准备汇报材料，充满信心地告诉身边工作人员：“到了毛主席那里，非把‘中央文革小组’这些人的问题，都抖落出来不可！”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谭震林要求毛泽东接见的愿望并未实现。直到五一上了天安门城楼，谭震林才见到了毛泽东。但是单独向毛泽东汇报的愿望，却再一次落空了。在谭震林等待毛泽东接见的同时，江青和“中央文革”已经准备彻底打倒谭震林了。1967年8月19日下午，在江青和“中央文革”的安排下，人民大会堂召开了所谓“万人大会”。周恩来不顾被林彪、江青诬为“二月逆流总后台”的困难处境，尽力保护谭震林等老同志。他在会前规定了不准挂“打倒”的大标语，不准喊“打倒”的口号，不准搞武斗等“约法三章”，并对主持批斗的人严正地指出：必须遵守，不得违反！
但是，批斗会的主持人口头上答应，实际上却另有打算。周恩来临时有事要离开一会儿，临走时再三强调要文斗不要武斗。但周恩来刚一离开，会场的批斗就不断升级，甚至对谭震林拳打脚踢。就这样，批斗从中午12点开始直斗到下午4点多钟。谭震林被警卫人员架着，才返回了中南海家里。谭震林后来向有关人士描述当时的心情：“这件事，我永生都不能忘，是对我人格的侮辱！”
1967年秋天，南京军区政治部的一位干部，给“中央文革”写来一封揭发信，说谭震林1932年被国民党逮捕，关押在苏州反省院。她在信中将谭震林在反省院的化名叫什么，关押多长时间，供了什么等等，写得有板有眼。
江青接到这封信，喜出望外，信在文革小组传阅后，转给了周恩来。毛主席和林彪同意立案审查谭震林被捕问题。1967年11月中旬，谭震林的立案报告转给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第二办公室饶漱石专案组，要他们负责审查清楚。12月份，成立了“谭震林专案组”，进行所谓的“调查”。
审查小组的同志经过几个月的外调，反复核实，弄清了谭震林的历史上各项重要细节，终于完全证实谭震林1932年在江西中央苏区任红十二军政治委员，一直没有离开过苏区，根本没有被捕过，自然，也就不存在关押在苏州反省院一说了。说谭震林是叛徒，毫无根据。
1968年3月21日，在康生、陈伯达、江青、姚文元等人接见江苏省革委会“赴京汇报团”和以中央名义办的“学习班全体学员”时，江青公然宣布：“我们有确凿的证据，谭震林是个大叛徒！”3月24日晚，江青在中央召开的驻京军队团以上干部万人大会上，气急败坏地连呼了三句口号：“打倒谭震林！打倒谭震林！打倒谭震林！”她用右手高举着一个档案袋，向台下听众大声说：“我之所以有气，一、我曾经保过他；二、现在我们有确凿证据，谭震林是个大叛徒。”说完，她又将档案袋向大家晃了晃，示意证据就在她手里拿着。江青这一宣布，顿时激起到会的不明真相的人的激愤，整个大厅被一片口号声笼罩着。康生也谩骂道：“谭震林这个叛徒，这个‘二月逆流’的黑干将，竟敢向党威胁，在会议上他要猖狂进攻，并且声明，砍掉他的脑袋，坐牢，他也要斗争到底。他这个反革命的气焰多恶劣！”
对于康生、江青之流的诬陷，许多从井冈山时期就和谭震林一起工作过的老同志并不相信。肖克质问道：“说谭震林是‘叛徒’，请把他‘叛变’的时间、地点，‘投降’敌人的哪个部队、交了多少枪给敌人等情况，详细讲一讲。”
当审查小组的同志在人民大会堂亲耳听到江青大声宣布：谭震林是个大叛徒，并说有确凿的证据时，他们大吃一惊，还真的以为她掌握着什么新的材料，过几天必定会转给专案组的。谁知大会过后，直到1976年10月6日“四人帮”垮台，江青也未能拿出什么“确凿的证据”来。后来，专案组的同志弄清，原来江青在大会上宣布的所谓“有确凿的证据”，只不过是她看过的那封检举信而已。
继陶铸之后，谭震林成为又一个全国性的重点“打倒”对象。那时，谭震林一家还住在中南海庆云堂二院。就在离谭家二三百米处的中南海西大门口，安了大喇叭，日夜广播所谓谭震林炮打“中央文革”等“罪状”，高喊“打倒谭震林”的口号。1967年4月4日，在“中央文革”的授意下，一伙造反派冲进谭家，进行了抄家，并把谭震林的子女逐出了家门，六个子女被一个一个地逐出了北京城。造反派还把谭震林的夫人葛惠敏单独押走了。从这天起，中南海原来的家里，只剩下谭震林一个人，在所谓“专案组”派来的警卫人员监管下单独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