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知是富人。
公知这个词，大概是八十年代出现的。我懒得查了，反正大概就是那个时期，有点误差无所谓。
从八十年代，也就是改开开始，出现了这样一类知识分子，例如搞文艺的，搞经济学的，搞历史的，搞政治的，搞哲学的，搞法律的，他们自称他们为全体人利益说话，替公众发声，所以当时的媒体就把他们称为公共知识分子，或者叫公众知识分子，简称公知。当时的媒体这样称呼他们，是吹捧赞美他们。在当时，公知是褒义词，意思是公知的胸怀宽广，大爱无疆，为全体公众服务。
写伤痕文学的作家，也在此内。大家看看，伤痕文学写的就是大众在前三十年所受到的伤害，替全体大众诉苦。这是替大众发声的吧。
说到这里，有人可能要觉得了，公知为全体人的利益说话，替大众发声，而我就是大众的一员啊，他们为我的利益说话，替我发声，这是好事啊，他们都是好人啊，我当然应该支持啊。
你要是这样认为，你就上当了。看问题不能看表面，不能看他们怎么说的，要看本质。
其实他们说的全体人，只是少数人，并不包括你。他们之所以要说他们为全体人利益说话，替大众发声，目的就是要抹杀阶级，故意把全体人说成是没有区别的一样的公民，用公民代替了人民，为资产阶级重生营造气氛，培育土壤。当时还没有资产阶级，而要让资产阶级在中国重生，就需要一个气氛，一种土壤，让中国人能够接受资产阶级王者荣归，当时的公知就是这个目的。而到后来，当资产阶级已经出现后，他们又继续为资产阶级的利益摇旗呐喊，保驾护航。他们说的博爱，让世界充满爱，不过是想瓦解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
因为他们之所以要这么做，是因为他们天然痛恨社会主义，痛恨公有制计划经济，喜欢资本主义，喜欢私有制市场经济。这是他们的共同特点。
由于他们有这些共同特点，所以只要听公知说话，无论是哪个公知，不管是搞文艺的公知，还是搞经济学的公知，还是搞历史的公知，只要他们说话，无不丑化公有制计划经济，无不丑化苏联、朝鲜、前三十年，无不丑化马恩列斯毛，无不仇视斗争，无不夸赞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发达，无不为美国叫好，为民国招魂，无不抹杀文艺的阶级性，掩盖文艺为经济，为统治阶级服务这一功能，不承认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拿伤痕文学来说，伤痕文学的主题思想就是通过描写中国人在前三十年受的苦难，让中国人痛恨前三十年的公有制大锅饭。
目的不很明显么，就是告诉中国人，公有制不行，公有制砖制黑暗，公有制效率低，公有制让人吃苦受罪。言下之意，就是私有制好，搞资本主义好，中国需要资本家带动大家共同走向自由民主光明富裕的天堂。这就是为资产阶级王者荣归营造气氛，不管他们有意还是无意。但是他们一概不承认伤痕文学是为了呼唤资本主义，掩盖真实目的。
那么公知为什么不说他们为资产阶级利益说话呢？他们傻呀，他们要说他们为资产阶级利益说话，谁还听他们的啊。他们说他们为大众的利益说话，多好听啊，这个幌子多漂亮啊！
倒是茅于轼说了一半实话，他说他为富人说话，替穷人做事。不过，他说他为富人说话，后面还不忘加上一句替穷人做事，把穷人带上，意思是说他为富人和穷人，即为全体人服务。如果不带上这半句当幌子，光前面那半句，简直不能听，他也不敢说。
由于公知为全体人利益说话是假，为资产阶级说话是真，所以他们的话，工农大众越听越觉得不是味，他们的名声也就越来越臭了。现在的公知，已经由褒义词迅速变成贬义词了，这是他们自己作的，是他们的本质决定的。
相比较而言，前三十年被无产阶级称赞的知识分子不是公知，他们是有阶级意识的，他们叫无产阶级知识分子，或者叫人民知识分子，他们为无产阶级说话，为工农说话，不为全体人说话，他们的胸怀不宽广，他们说的话，创造的文艺，是要打倒资产阶级的，打倒资本主义的。
那么前三十年有没有公知呢？有，而且很多。如果前三十年没有公知，那么八十年代以后的公知是从哪里来的？公知茅于轼不就是从前三十年过来的吗？只不过在前三十年，他们不叫公知，而叫右派知识分子，叫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被批判被压制，不是主流。著名的“引蛇出洞”就是要引他们说话。你们不能总在群里潜水，得出来冒个泡，接受群员们的挑战吧。引蛇出洞就是这个意思。到了改割后，他们被解放了，都出洞了，迎来了春天，他们都活跃起来了，并且改头换面，以公知的面目出现，让工农欣然接纳了他们，吃香喝辣。工农还为他们在以前受到的批判叫屈。哎呀，这么好的知识分子，为全体人，当然也包括为我们工农服务的，这么好的知识分子，怎么能批判他们呢？当时的工农都这么想。原来的那些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及时换了思想的，也跟着他们吃香喝辣。不愿意换思想的，就都落幕了。
民国时期也有公知。梁实秋、胡适这些都是。他们都不承认为资产阶级服务，而说他们为全体公民服务，言必称自由民主博爱公平正义。似乎他们要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中榨出自由民主博爱公平正义来。
兔死狐悲，公知惜公知，今天的公知当然都非常喜欢他们的前辈了。
温馨提示：答案为网友推荐，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