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15-09-21
“教育”的概念
中国古代教育在中国古代文献中，教育一词最早见于《孟子·尽心上》，“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说文解字》释“教，上所施下所效”；“育，养子使作善也”，教育就是教诲培育的意思。是人类文化传播的首要手段，为中国教育的成功奠定了基础。
关于教育的定义，古今中外的教育家、思想家、政治家、学者从各种角度对教育是什么都做过尝试性回答。我国的蔡元培先生提出：“教育是帮助被教育的人给他能发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于人类文化上能尽一分子的责任，不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种特别的器具。”19世纪中叶英国着名的哲学家和社会学家斯宾塞就认为：“教育是美好生活的准备。”雅斯贝尔斯在《什么是教育》一文中指出：“教育是人的灵魂的教育，而非理智知识和认识的堆积。教育本身意味着：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去推动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去唤醒另一个灵魂。”种种释义，各有千秋，都从一角度通向真理之门。让我们更深层次的理解的教育。国际21世纪教育委员会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交的教育研究报告说：“教育是保证人人享有他们为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和尽可能牢牢掌握自己的命运而需要的思想、判断、感情和想象发面的自由。”
教育价值的起点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其教育发展的起点，可追溯至远古的原始社会。可以说，随着早期人类的产生，教育活动就在中华大地上萌芽了。“燧人之世，天下多水，故教民以渔”。“宓羲氏之世，天下多兽，故教民以猎”。随着原始农业的产生，教民农作的教育也相应产生，原始状态的教育存在于原始社会中还没有从社会生活中分化出来，由于生产力极端低下，没有剩余产品，因而也没有私有财产，没有阶级，体脑劳动也没有分离，教育以口耳相传和模仿为主要手段，既没有从生产活动中分化出来，也没有从政治、宗教、艺术活动中分离出来，教育融合于社会生活之中，因而教育对每个人来说，机会都是均等的，教育在原始状态下是普及的。应该说，教育价值的起点也源于此。
教育的阶级性、等级性的出现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类可以积累足够的剩余产品，也就可以供养部分人脱离生产，从事智能性或管理类工作，于是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分工出现了。一些人可以不劳而食，靠占有他人劳动成果为生，于是阶级剥削和压迫出现了，并形成了早期的国家。治理国家需要专门的知识、能力和才干，也就需要专门的训练，统治阶级对文化教育的重视、比较发达成熟的汉字系统，最终使教育脱离生产劳动而成为专门培养人的社会活动，这一变化的标志就是学校教育的产生。夏、商和西周都是推行领主贵族政治，并垄断文化教育，即“学在官府”，教育对象是贵族子弟，礼、乐、射、御、书、数的“六艺”教学内容，也都是统治阶级成员应该掌握的知识技能。教育的社会作用主要是承担着社会上层建筑的职能。“礼不下庶人”，教育的阶级性、等级性是鲜明的。此乃教育价值的转折。
私学兴起，教育价值的多维度发展
春秋战国周天子权威尽失，列国纷争，旧的传统秩序完全被打乱，原来的官学教育体制也崩溃了。此时学术逐渐扩散到民间，学校教育从官府移向民间，形成了一个掌握文化知识和技能的特殊群体——士阶层。当时各国统治者为求生存和扩张，极力网罗和重用贤士。而学术和教育活动又是被统治者发现并重用的基础，于是私学兴起,养士盛行。孔子是创办私学最为杰出的代表，他实行有教无类，创立了儒家学说，奠定了教育理论体系，对中国古代教育具有决定性的影响。《礼记》中的《大学》、《中庸》，尤其是《学记》，更是儒家教育理论的力作。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儒家的孟子、荀子，各有学术特色。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动荡、大变革的时代，也是教育剧变的时代。学校教育从官府移向民间，私学兴起，养士盛行。儒、墨、道、法等诸子百家站在不同的阶级或阶层的立场上，各抒己见，相互辩驳，相互争鸣，而又相互吸收、补充，促进了教育思想的发展和教育经验的丰富，使得这一时期的教育思想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构成了中国教育思想史上最为丰富多彩的一页。教育价值呈现多维度发展,奠定了中国古代教育思想的基础。
地方教育系统的初步建立
中国是世界上惟一的文化没有中断过的文明古国，专门的、有组织的教育活动至少已延续了4000多年。在整个古代，文化教育可以说一直居于世界领先地位，尤其是将教育视为治国安邦之本，更是中国的一贯传统。秦代推崇法家学说，以暴力和苛政统一思想，焚书禁学，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结果迅速激化社会矛盾，导致王朝覆灭。汉初去秦苛政，推行道家的无为而治，虽有效地恢复了经济和民间学术文化，但不利于建立强有力的统治。到汉武帝时，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兴学校，行选士，确立起封建统治阶级的官方意识形态，也成为此后延续两千余年的文教政策。
汉武帝所采取的文教政策，在本质上与秦始皇是一致的，都是要统一思想，巩固阶级统治，但是手段和措施是大不相同的。汉武帝以疏导、劝诱为主，一方面积极地进行儒家思想的教育和教化；另一方面，将“学而优则仕”制度化，为通过各种途径学有所成的士人提供作官的机会，用官禄引诱读书人潜心研习儒家经典，推行儒学教育，在长安兴办太学，还令天下郡国设立学校，初步建立起地方教育系统。这表明汉代统治者吸取了秦代残酷压制、以法代教的教训，在政治上走向了成熟。“独尊儒术”文教政策的确立，不仅促进了汉代教育的大发展；对整个中国封建社会的教育更是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九品中正”选士制度的产生
魏晋南北朝近400年，是我国历史上处于分裂和长期战乱的时期。由于社会动荡等原因，官学时兴时废，教育总的来说是不景气的。由于当时社会上佛、道、玄学盛行文学、史学、自然科学发达，儒学不振，退居次要地位。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争频繁，社会动荡，士人流徙迁移，致使汉代“乡举里选”为主的察举制度难以实行。这一时期豪强地主垄断政权，形成了势力强大的门阀世族集团。这个集团的内部要分配政治权力，这就必须对选士制度进行改革。“九品中正”选士制度在这一背景下产生。“九品中正”选士制度，简而言之，是一种由“中正”官评定士人品级，朝廷按品授官的选士制度。但是自魏末晋初，世家大族的势力日益膨胀，中正官职几乎全部被朝廷的大世族所把持，中正总揽了大权，致使九品中正制偏离了选拔人才的方向，逐渐蜕变成门阀世族的政治工具。原本由德才和家世诸因素共同决定品第的九品中正制，演变成以家世为品评士人惟一标准的贵族化制度，以至“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这样就堵塞了寒门士子的仕进之路，他们的学习积极性受到了严重的挫伤，而那些门阀世族子弟也不屑学习。这就严重地影响了当时的学校教育。这是九品中正制的消极作用。
科举制度的创立
到了南北朝时期，世族势力日趋下降，寒门势力逐渐上升。寒门士子强烈要求参政，九品中正制受到猛烈抨击，察举制度又受到人们的关注，特别是其考试选士的方法日益受到士人的欢迎。统治者为了控制选士的权力，扩大统治基础，也不断地通过考试来选拔人才，就是在这个过程中，科举制度开始萌芽。
公元589年隋朝灭陈，结束了魏晋南北朝分裂割据的局面，中国再次统一。隋朝统一中国以后，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巩固统一，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而首先着手的就是官制和与官制密切相关的选士制度的改革。要加强中央集权、必须把选用人才的大权集中在中央政府手里；要巩固统治，必须最大限度地网罗和笼络知识分子，为他们提供参政的机会；全国统一，封建官僚机器日益完备，必须选拔大量的适应封建大一统政治需要的人才来充任各级吏员。这样，被地方官员操纵的察举制和被士族所操纵的“九品中正制”显然不能适应时代的要求，于是隋文帝正式废除“九品中正制”，依察举之制选拔人才。至公元606年隋炀帝始置进士科，标志着科举制的创立。唐承隋制，以分科考试选拔人才，逐渐成为定制，宋、元、明、清，历代相袭，在中国历史上推行1300年之久，对教育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科举制是选士制度的巨大进步，它纠正了察举制和九品中正制机会不均。无客观标准以及选士大权旁落等弊病。科举制与察举制和九品中正制不同，它不拘门第，面向全社会公开招考，给每位读书人提供均等的竞争机会。而且通过严格的考试，实行优胜劣汰。尽管考试的内容、方法等也有一些弊端，但是，这毕竟有一个客观的标准。科举制的创立和实施，加强了中央集权、巩固统一，向中小地主打开了入仕的门路，有效地笼络了广大的中小地主，大大地减少了社会不稳定因素，加强了统治基础；为封建国家选拔出许多优秀的人才，提高了吏治水平，为封建国家增添了生机和活力；调动了全社会研习儒家经典的积极性，推动了儒家思想的传播和普及，促进了思想的统一。极大地调动了广大中小地主的学习积极性和地方官吏、社会贤达兴学设教的热情。各类学校蓬勃发展起来。科举制犹如一根具有神奇力量的指挥棒，使教育完全成了科举的附庸。教师的教，学生的学，都是为了科举。考生为应付策试，则编辑旧策背诵，遇到类似试题，便依样套用，造成学子“不学史传，唯读旧策”的学风，所选其人，亦非其才。因此教育的内容方法与科举考试的内容方法完全一致，这样就使教育成了科举的预备活动，附庸于科举。科举制的创立和实施，对中国封建政治、文化教育的作用和影响是十分重大的。
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是中国封建社会从建立到繁荣的重要历史时期，也是我国封建教育制度逐步建立、发展和完备的时期。封建统治者经历了从“焚书坑儒”到“独尊儒术”这样一个历史否定之否定的艰难曲折过程，终于探索到了适合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基础的文教政策——“独尊儒术，罢黜百家”。由于儒家思想适合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国情，因而为汉以后历代统治者所尊奉，即使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受到佛、道的强烈冲击，在隋唐时期三教并用，最终都没能动摇它的统治地位。在“独尊儒术”文教政策的指导下，封建教育制度在这个时期也从建立走向完备。建立了宫学、私学并举的封建教育制度。教育思想也有一些新的发展，如教育价值论、道德教育论、人才观、师道观及家庭教育等方面都不乏新见。选士制度也经过了汉代察举制到魏晋南北朝九品中正制的探索，至隋唐创立了科举制度。选士制度的演变过程，是一个选士权逐步集中、考试因素不断加强、选士标准日趋客观、入仕机会走向均等的过程。
实学教育思潮的形成，现代教育的曙光
明清(鸦片战争前)500余年的历史，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的历史阶段。这个时期，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以农民为主体的反封建主义的斗争达到了新的水平，加上帝国主义的入侵，使政治、经济形势日趋复杂。统治阶级为了维护封建阶级统治，推崇程朱理学，采用八股取士，实行思想文化教育，从学校的设置，到教育教学内容、教师学生的管理，都充斥着浓郁的封建色彩。这个时期，教育思想也相当的活跃。
程朱理学在教育中居于主导地位，但在实践中日益僵化、空疏、空谈，遭到进步思想家和教育家的猛烈批判。以王阳明为首的“心学”学派，为救弊补偏，提出“心即理”，提倡“知行合一”和“致良知”的教育，体现了儒家的实习实行精神，具有经世致用的倾向和人本主义色彩。明中叶以后,随着资本主义萌芽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形成了颇具影响的实学教育思潮，以王夫之、颜元为代表倡导实学教育的思想家、教育家，对理学教育和八股取士发起了更加猛烈地进攻。他们主张“实学”、“实用”，培养“经世致用”的人才，并积极地付诸实践，使这一时期的教育依稀透出近代教育的曙光。可以说，这种新的教育思想及其教育实践，是我国由传统教育向近代教育过度的桥梁，对中国旧民主主义的政治变革和教育的革新，起着重要的启蒙和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