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木之变中宣府总兵官杨洪在干什么?

如题所述

提到土木堡之变,大家首先想到的是明英宗、王振、也先这些耳熟能详的名字,而杨洪这个名字,在很多关于土木堡的文章中并未提起或是着墨不多,但事实上杨洪此人,在土木堡之变中发挥着相当关键的作用,今天小院就为大家分析一下。

杨洪此人,出生于军人世家,从他祖父杨政就开始从军,跟随常遇春起兵,因功受封为陕西汉中卫左所世袭百户。百户是正六品官职,从品格上来看已经不算太低,不过杨政是卫所的百户,实际职权不怎么高,与京城的百户或是厂卫等锦衣卫百户相差甚远。

杨洪的父亲杨璟袭百户,正逢靖难之役,杨景隶属南军,自然要随军出征,在建文四年,即1402年,南北军在安徽灵壁对阵,效忠建文帝的南军大败。杨璟也在战斗中阵亡。



到了朱棣登基,永乐初年,杨洪承袭父职,并被调任到开平卫戍防,开平卫远在现在的内蒙古多伦附近,此去吉凶未卜,当时杨洪年仅二十二岁,与日后在土木之变中被俘的英宗同一年龄,正是血气方刚,他满不在乎地对家人说:“大丈夫立功名宁在跬步之内!”

不得不说,杨洪确实有才干,并非说大话,就任开平后,杨洪实实在在凭军功一路升职,成祖朱棣五次亲征蒙古,杨洪皆随军效力,冲锋陷阵,一马当先,曾得到朱棣亲手斟酒犒赏的莫大荣耀,“酹此壮汉”。



到了正统年间,杨洪已经成为著名的良将,朝野公推边将之中智勇第一,由此可见杨洪的才干。杨洪也逐步从开平卫指挥使,擢升到后军都督府左都督的官阶,威震边关(洪独以敢战至上将,诸部亦惮之,称为“杨王”),其子侄也各在账下效命,颇有当年杨家将的风采。不过其时蒙古诸部正在内乱争夺汗位,大汗之位经常发生变化,后来的强敌瓦剌还未成规模,杨洪当时面对的,是蒙古兀良哈部,他并未与瓦剌直接作战过,这一点是需要注意的。

正统十二年,杨洪挂镇朔将军印充总兵官,镇守明朝九边重镇之重——宣府。并且威震边关,当时杨洪已经是六十六岁的老人了,在边关已镇守四十多年。



正统十四年(1449),瓦剌四路进犯,明军屡败,英宗决定亲征,仓促准备后,约二十多万大军即从京城出发,直奔大同,未见也先主力后,粮草不济,又立即班师回京,到达土木堡时,由于战力、路线、水源等诸多问题,被瓦剌军合围,这就是著名的“土木堡之变”,英宗本人也被生俘。

英宗到达大同开始北还后没多久,也先就迅速回兵进攻了大同,大同是军事重镇,同宣府地位不相上下,大同都督大同总督宋瑛、驸马都尉井源、总兵官朱冕等将领都已在七月十五日领兵出战时兵败将亡,大同城内只剩下副总兵郭登成为指挥官。在瓦剌的强攻下,大同城内残余的明军死伤大半,能保住城池不失已是郭登指挥有方,遑论再派援军为英宗解围了。

也先清除了可能增援英宗的大同守军的威胁后,就开始尾追回师的明军。宣大防线以宣府大同为镇城,一路修备有数十个大大小小的城堡,除此之外就无险可守,以平原为主,英宗率领的以步兵为主的明军和也先骑兵为主的瓦剌军队在平原上对决的话,结局可想而知,所以明军在没有周密准备下,不可能在平原上主动与瓦剌对决,这也是军事常识。



然而在土木堡之变中,杨洪的表现引起了后世的争议。“土木之变”前后,杨洪正是宣府最高指挥官。英宗御驾北征至沙岭(今宣化沙岭子)时,召杨洪入见,命他随驾西行,继而又命他守阳和山二口,英宗还至宣府时,命他为殿前将领,继而又命他还守本镇。

八月十五日,英宗在土木堡被围困时,宣府并未被瓦剌攻击,而宣府乃重镇,配置兵力为九边之首,当时至少有三万步兵,一万骑兵以及各种火器“《兵骑考:镇城有额操马12387匹》《兵器考》:有大将军炮14,神筒2161,神枪4223”等等,如果再收集一下溃兵和附近友军,可以派出一支强大的部队进行支援。但事实是宣府总兵官杨洪“惊惶无措,闭门不出。若土木之围,洪能以后冲之,必无是败”。

宣府到土木堡的距离,只有区区不到五十里路,并且明军被围困后,并没有马上崩溃,而是与瓦剌相持了二到三天之久,最后由于没有水源才导致奔溃。三天的时间,足够杨洪打探到消息,做出决断并急行军赶到土木堡,而他并没有这样做。



有人认为,即使杨洪率兵去救,也是杯水车薪,只会被瓦剌围点打援送人头而已。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在宣府至土木的路程上,确实适合骑兵机动作战,率兵救援的确有很大风险,还面临着救驾不成,宣府反而被乘火打劫失守的可能。

但杨洪乃是边关宿将,应该将所有可能性考虑到并作出最合理的应对,对久受君恩的他来说,皇帝面临包围乃至消灭的命运,作为臣子,一兵一卒不发显然有点说不过去,是掉脑袋的罪名,事后也必将被清算。事实上土木堡之变后杨洪就与石亨一起被下狱了,只是后来代宗登基,在于谦的保举下,又将他俩从牢里放出主持军事。

这一点,在事后引起了极大的争议,摘取于谦与李贤的观点可作代表,于谦认为:幸存宣府一城,有洪以守之,虽不救土木之危,以解君父之难,然足以为京师及居庸之应援,接大同等处之声势。李贤认为:若土木之围,洪能以后冲之,必无是败...视君父之难略不为急,所存可知矣。

于谦未随军出征,随后拥景帝有功,李贤是土木之变的当事者和幸存者,两人的立场各有不同,也属正常。不过杨洪没有出兵,连瓦剌军自己都有点意外(胡人亦自谓出于望外),这就说明一点问题了。



瓦剌兵分多路,很多人只看到尾追明军的也先主力,忽略了阿刺知院和脱脱不欢的两路兵马,正是阿刺知院这路瓦剌军队,在土木之变前,早已“围马营已三日,将河水断绝,营中无水”,守备马营的正是杨洪之子杨俊,守备独石的是都指挥赵玫。杨俊兵溃南逃,赵玫也弃城南奔,随之而来的是沿线的龙门卫、龙门所、怀来、永宁纷纷失守,宣府以东的居庸关外已无防御。

而英宗收到了阳和败仗的消息,马营与独石的失败消息,并没有及时送到英宗手中,这不能不说与杨洪有关,为儿子拖延一下,掩盖一下,万一明军击败了也先或平安回京,这种小溃败就无关大局了。

恰恰是知情未报或晚报,导致了明军未能及时知晓怀来被占,水源被夺的消息,也就没能做出及时应变,明军行军到土木堡,距怀来城只有不到二十里,但未知虚实,加上天色将黑,未敢轻动,不得已才选择在土木堡扎营。正是由于杨俊等人弃城而逃,阿刺知院部瓦剌军占据了水源,导致了明军极度缺水,这也是于谦等人在事后弹劾杨俊的原因。



土木之变后于谦说过:(杨俊)遇达贼临城,不能效力死守,辄将独石、马营归贼...以致士卒溃散,城池失守,开贼突窜之路,因而辱国丧师,至今令人痛恨。叶盛建言:今日之事,边关为急。往者独石、马营不弃,则六师何以陷土木?严从简也说:土木之变根于此路(指宣府东路的独石、马营等处),由于杨俊失机,故杨氏有诛也。他们都认为,由独石、马营南下的瓦剌军,才是造成明军覆灭的主因。

也先俘获英宗后,曾两次挟英宗到宣府城下,要求打开城门,杨洪老谋深算,始终没有答应也先的要求。应该说,当时杨洪的选择是正确的,宣府大门一开,瓦剌就有了立足之地,可以以此为基地威胁北京,后患无穷。杨洪重社稷不重君王的选择没有错,不过这也成为英宗复辟后怀恨的原因之一。



土木之变后,杨洪由于没有及时赴援,受到弹劾,被下狱,但在随后的北京保卫战时,杨洪又同石亨一起被重新起用。(查继佐:洪与石亨皆从狱出,成监国大功,然则于肃愍(于谦)之能使怯也。)在北京保卫战末期,杨洪应勤王诏率宣府二万精兵以救,不过等他到达时瓦剌已经退兵,随后杨洪追杀败退的瓦剌军,取得了不错的战绩。代宗正式即位后,由于守卫宣府和勤王有功,杨洪又进封为昌平侯,加授“奉天栩运推诚宣力武臣”勋号,特进荣禄大夫、柱国,赠世券,食禄1100石。

到了景泰二年,即1451年,杨洪又被于谦举荐,挂镇朔大将军印,再度出镇宣府。他的两个侄子杨能、杨信分别被擢升为都督同知、都督佥事,充任他的左右参将。杨洪庶长子杨俊,则任前军都督府右都督,留京师总领三千营。

不过杨洪当时毕竟已经是七十岁的高龄老人,他六月出京,八月就因为染病返京,并一病不起,于当年九月病逝。代宗为其辍朝一日,追赠为颖国公,赐谥武襄,可谓生前死后,都极具荣光。



好景不长,六年不到后的景泰八年正月十七,朱祁镇通过夺门之变复位,重新登基,改元天顺。英宗复辟后,随即对拥立代宗的大臣进行清算,复位当天就逮捕了兵部尚书于谦,正月二十二,于谦被处死。

杨洪在土木之变中瞒报消息,明军被围时未派援兵,其子杨俊弃守马营,导致宣府外全线失守,怀来城和桑干河被瓦剌占据,自然也在被清算之列。假设杨洪仍在世,恐怕跟于谦一样,逃不了被杀的命运,不过当时杨洪已去世数年,未被殃及,杨俊就没这么好运气,英宗把旧账算在了他头上,被加上“土木之变”坐视英宗被俘不救,及党附于谦等罪名,被夺爵弃市。杨俊之子杨珍也受牵连被流放广西,直到宪宗即位后才被召还。



杨洪还有两个侄子,杨能与杨信,分别担任过都督同知、都督佥事,加上杨俊任前军都督府右都督,这是杨氏一门荣誉最高点,时人称为一门一候三都督,皆手握重兵,官至极品。杨能也曾担任宣府总兵官,天顺元年封伯,与来犯的以孛来为首的鞑靼部交战失利后被贬,当年郁郁而终,杨能没有子嗣,他的伯爵称号也就无人继承。

杨信在天顺元年也被封伯,天顺四年挂征西前将军印,出任总兵官镇守大同。杨信是杨门将领中比较成功的一个,《明史》也曾赞道:“杨信在边三十余年,镇以安静、人为乐用。镇守边关三十余年,屡败蒙古,颇有杨洪当年风采,成化十三年冬,卒于任上。

杨氏一门主要将领都被封爵,杨洪是死后追授公爵,杨俊、杨能、杨信都受封侯爵,只有杨信的“彰武候”爵位传了下来,杨信死后,传其子杨瑾,再传其孙杨炳,最后袭爵的子孙在李自成攻陷北京的战役中战死,也算死得其所。



纵观杨洪一生,镇守边疆四十余年,威震边关,被誉为第一良将,如果没有随后的土木堡之变,他的一生无疑是辉煌的。在土木之变中,杨洪略存私心瞒报军情导致明军消息落后,又在土木堡被围时没有赴援,这是比较有疑问的地方,也是英宗复辟后杨俊被杀的主要原因,但英宗还是给他留了面子,没有在他身后追究,至于未开宣府城门,在当时情况下这是正确的选择,除了朱祁镇心里可能不舒服,历代都没有疑义。



历史上对杨洪评价也很高,杨洪墓前《神道碑》中赞道:“杨洪为人,孝友忠信,果敢刚毅...洪健在时,在边巡哨,匿敌但窥旌旗知为杨洪,便奔窜相告:杨王来也!不可出!甚至急急而匿遁。"

杨洪一生,碑石有铭,史书有传。塞外各地民间老幼有口皆碑,以致相传五百余年而不衰,对于一名军人来说,着实是荣耀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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