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05年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的诞生到2005年，中国的电影已走过了整整一百年的历程。在这百年的中国电影历史长河中，中国电影的发展史离不开中国武术的熔入。
中国电影从无声、单机、黑白影片到高科技、大投入、环绕立体声巨幕电影，乃至全球最有影响力的电影节，以武术及以尚武崇德的侠义思想为主题的电影占据了中国电影的重要地位。因此，可以说，中国武术促进了中国电影的发展；中国电影推广和宣传了中国武术。
中国电影史上的三次产业发展时期： 中国电影第一个产业时期是1922年—1937年。在世界电影诞生的第二年，1896年电影现身于上海开始，中国本土的电影业便从商业放映起步了。在经过蹒跚学步的萌芽期之后，到上世纪20年代，已经开始向私营化的产业发展，当时社会的资本环境与行业内的准备日渐成熟，民族工商业获得了空前的机遇得以迅猛发展，个人/社会资本，更准确地说是“游资”的逐渐充盈，使得很多资本家们投资的目标开始瞄准电影这一新兴行业。在这个行业里，人才和技术上的储备正在丰满，张石川、郑正秋、罗明佑、黎民伟和后来的邵氏兄弟等一批电影人都是从摇篮期走过来的先驱者，他们各自不同程度地涉猎了电影行当中创作、制片甚至发行、放映几个方面，所积攒下来的经验使之成为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电影中坚。在技术上，初期设备使用和摄制过程都要依靠外国技术人员，但有了像罗永祥、董克毅、吴蔚云等最早的一批技术人才的加盟，这一局面很快就被打破。具备了上述条件，以1922年明星公司成立为标志，电影公司迅速增长，到1924—1926年达到了高峰，据统计中国共开设有175家电影公司，仅上海一地就有141家。
在这个大浪淘沙过程中，“明星”、“联华”、“天一”三大公司浮出水面构成了三足鼎立。老字号的“明星”在上海的成立是电影史上的一件大事，它始终当仁不让占据着第一把交椅，将个人资本的运营方式发挥到了极致；1930年成立的“联华”拥有院线的先天条件，形成“影院业与制片业之最初的联合阵线”。罗明佑率先在一家私营公司里实现了制—发—放一条龙，他的经营思想在现在看来都是先进的，他试图结束中国电影的个人资本经营时代，进入垄断金融资本的高级阶段。然而当这一超前的理念遇到战争炮火和尚在襁褓中的金融体系时，只能是被描绘在纸上的美好前景，罗明佑成了一位悲剧的人物；1925年成立的“天一”公司，以数量取胜的作风固然可圈可点，但它成功地开发了东南亚市场，发展到现如今的“邵氏”，其生命线之长足以独立支撑起一部私营公司发展脉络的活历史。与此同时，三大公司不同的制片策略也为中国电影奉献了不同的艺术形态，“明星”是“长篇正剧”的鼻祖、“联华”是“文艺片”的源头，而“天一”则把“稗史、神怪片”一脉发挥得淋漓尽致，这些影片的类型直至今日仍在延续。
三大公司是电影产业链中上游制片业的代表，而与之同步发展的中、下游发行放映业也不甘示弱。在上海，最初的影院放映是由西方人经营的，西班牙人雷玛斯的青莲阁是第一个电影固定放映点，随后建起了属于自己的一条“院线”。到1926年雷玛斯离沪回国时，他的动产与不动产相加总计不下百万，足以号称“电影大王”。雷玛斯告老还乡时，张石川和百代公司的经理张长福终于等到时机，立即于1926年3月份承租了雷氏的五家电影院，组成中央影戏公司，以原有中央大戏院为领衔戏院，又吸收了“中华”、“平安”，中央影戏公司直辖7家影院。这条国片院线的形成是制片商涉足放映业的标志，同时中国电影的院线开始了新的划分。在北方，1918年开始经营北京真光电影公司的罗明佑将其属下3家影院，于1927年与经营西片的发行业务的英籍华人、平安电影有限公司董事长卢根属下的3家电影院合营，定名为华北电影公司。1929年华北电影公司进入全盛时期。罗明佑除掌控以上影院的首轮、二轮中外影片上映外，还以平津为中心，在石家庄、太原、郑州、济南、青岛，乃至沈阳、哈尔滨拥有直接或间接管辖的院线，同时开展国内外影片的代理发行的业务，短短几年时间控制了北方地区的电影发行放映，经营的影院达二十多家，把曾垄断经营影院的洋商一概排除在外，成为影院业名副其实的“华北王”。
面对中国庞大的市场和丰厚的回报，好莱坞八大公司纷至沓来，在上海和华北地区分别设有办事机构。关于当时电影的放映数量，有数字显示，美国电影以每年占进口影片数量平均80%以上的绝对优势控制着中国电影的放映市场，甚至决定着影院业的生计。尽管国产片的总生产量只是进口影片输入量的1/3或1/4，但是就中国的放映率和受众人群来说，国产片的影响力并不逊色于以美国片为主的外国电影。 1937年后，上海电影业因时局波动而变化，以“明星”消亡、“联华”解体、“天一”南迁为标志，老影业逐步消亡。中国电影史上的一个黄金岁月和产业蓬勃时期在抗战炮火声中戛然而止。
以前苏联为模式，到1956年基本完成了“独立、完整的制片生产基地”为主要目标的体制建设任务。
1945年抗战胜利，憋了一肚子劲儿的电影人拍出了一批以《小城之春》为代表的杰作。
1949年2月，经过短期的筹备，在建国前夕的4月上旬，电影管理局在北平成立，隶属中共中央宣传部领导，袁牧之任局长。电影局成立后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建立国家电影制片厂。
1950年，列宁和斯大林同志说着一口东北味儿普通话的苏联片《列宁在十月》上映。从此配音译制片变成中国电影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个时期先后建立的东北电影制片厂、北平电影制片厂、上海电影制片厂三大国营电影企业在历史转折之际，为新中国电影事业走出了第一步。在新中国电影事业的规划中，发行、放映同样位置显著，实现国有化的一体制既是最初方案，又是最终目标。因而，各地影片经理公司的建立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由关外推进到中原，在时间表上，与国营制片厂的创建可以说做到了两翼并进。据统计，旧中国有678家电影院，半数以上集中在上海、天津、北平、广州、武汉、沈阳等大城市，中、小城市数量很少。
1954年6月至9月，电影局及所属各制片厂的领导干部共9人组成赴苏访问团，经过长达3个月的考察，回国后向中共中央上报了《电影工作者赴苏访问团工作报告》。1955年中央批准了该《报告》，各电影厂(部门)便相继开始了大规模体制建设和调整，以苏联模式到1956年基本完成了“独立完整的制片生产基地”为主要目标的体制建设。1959年共完成82部故事片，产量下降而艺术质量上升，优秀和比较优秀的影片达到近30部，占全年总数的1/3强，这一年在新中国电影的发展历史上被称之为“难忘的一九五九年”。
新中国电影的17年历程有多种划分的方法，就电影事业的发展而言，可分为两大重要时期：从1949年开国到1957年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结束，为起步、初创、建设的阶段；1957年以后，经过1959年的“十年献礼”高潮，到1965年“文化部整风”及1966年的“文革”，为稳定、发展、转变的阶段。中国电影在经历了这17年的打造后，已经拥有了一份庞大的产业，家底坚实而雄厚。 中国电影第三次产业时期在时间和形式上与前两次有所不同。“文革”后百废待兴，新时期的改革开放不久挽救了濒于崩溃的电影经济，也使中国电影迎来又一次复兴。但几十年来形成的产业痼疾困扰着电影的发展，电视及多种娱乐方式的冲击更使电影业的经营每况愈下，改革势在必行。随着中国性改革的不断深化，电影业开始重新审视市场的作用和力量。上世纪90年代的一连串的“突破”如同多米诺骨牌效应，促成了体制的变迁，这一切都是在推动市场化进程的力量下进行的。因此，这一次产业期的到来较前两次而言，在意识上体现出了更多自觉。
进入21世纪后，对于电影业市场化的确定和认知，已经在全行业达成了思想的统一，但客观上讲这是经历了一个过程的。1993年，10部“分账大片”的引进和1999年中美谈判结束，中国加入WTO开始进入倒计时，这两大事件都着实给尚处于懵懂之中的中国电影业上了“市场”的一课。与狼共舞，是中国电影不得不做出的选择，在与国际接轨的不断磨合中，才能渐渐地触摸到市场的脉搏。“打破横向的区域界限，打破行业割裂状态，在大市场、大规模、全方位和全行业的基础上，进行纵向资产联营，进而重组市场，实现符合电影发展规律的新格局。”2001年，随着市场观念的深入人心，“院线制”的建设规划被提上议程，12月18日出台了《关于改革电影发行放映机制的实施细则》，经过2002、2003两年的强力推动，到了2004年，“中国已建成的36条电影院线，加入影院已经达到1188家，银幕数为2396块，比院线成立初期增加了316家影院和815块银幕。票房收入超过2000万元的影院有5家，超过1000万元以上的达到了15家以上。”
中国电影业市场化的方向确定以后，计划经济时代所形成的产、供、销关系亟待重新“洗牌”。而在电影行业本身，打破了国有企业的单一主体，民营资本和境外资金开始进入，从制片业逐步扩展到发行放映业，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2001年，华语电影《卧虎藏龙》冲进奥斯卡，斩获多个奖项，这给了中国人制作华语大片以前所未有的机会和信心。2001年到2003年，有着海外、本土双重投资背景的《大腕》、《英雄》、《天地英雄》、《手机》相继问世，《英雄》赢得了2.5亿的票房。2004年，具有同样资金组合方式的《十面埋伏》、《可可西里》、《天下无贼》及《功夫》，在票房榜上分别占据了前三名，《功夫》是1.7亿，《十面埋伏》是1.6亿，《天下无贼》为1.2亿。“借水行舟”使中国电影终于尝试着下了海，并且开始学习游泳。 第一次高潮
中国电影第一次武术动作片高潮出现在20世纪的20年代至30年代。在当时，人们习惯称其为“武侠电影”。 武侠电影随着中国电影的发展而发展到了第一次高潮。这个期间各种各类的武侠电影纷纷出现。
其武侠电影的急速发展，是与当时的文化背景、武侠小说等都有一定联系的。1928年上海明星影片公司根据武侠小说《江湖奇侠传》改编并摄制成武侠电影《火烧红莲寺》。历史上人们也一直认为《火烧红莲寺》是中国第一部武侠电影。
当时红极一时的《火烧红莲寺》，其票房和社会人气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在以后的3年内，为满足观众的要求，《火烧红莲寺》的续集竟拍了有18集之多。就连当今美国巨片《蝙蝠侠》系列都会感到汗颜。《火烧红莲寺》说的是，湖南的浏阳和平江两地为争码头而引发械斗，涉及到武林中的昆仑派和崆峒派，以及红莲寺庙等。剧情可以不去深入，而《火烧红莲寺》的连续18集，事实上形成了中国电影史上的第一次武术动作片高潮。以后在1940年和1993年，香港又制作了两集，从而使《火烧红莲寺》总共拍了20集。
在整个1929年至1931年期间，上海的50余家影片公司，共拍了250余部武侠电影，占全部出产影片的60%。
由于日本侵华战争，中国电影受到了巨大的创伤，同时也导致了中国武侠电影第一次高潮的结束。
第二次高潮
中国电影第二次武术动作片高潮出现在20世纪的50年代末至70年代。在60至70年代，武术动作片和言情电影一样，成为支撑香港和台湾电影业的两大支柱。在这期间，涌现了一批代表这个时期武术动作片的最高水平的演员与导演。如李小龙、洪金宝等及以后的成龙、元氏兄弟等。
1958年，香港峨嵋制片公司首先拍摄了金庸的《射雕英雄传》和《碧血剑》，之后，台湾地区也出现了武侠电影，如1960年台联影片公司的《七剑十三侠》等。
1973年，中国武术动作片翻开了重要的一页。《猛龙过江》是李小龙自编、自导、自演的影片，是世人公认的远征欧洲打入世界影坛，并获得成功的武术动作影片。同年的《龙虎争斗》是李小龙与美国好莱坞华纳影业公司合资生产的影片，成为中国第一部与国外电影公司合作的武术动作片。《死亡游戏》是李小龙自编、自导、自演的最后一部影片，遗憾的是李小龙并没有拍完这部电影就去世了。
此后，虽然香港和台湾的武术动作片还继续在生产，但作为群体性的武术动作片创作、拍摄、效应等逐步减退了。
第三次高潮
中国电影的第三次武术动作片高潮出现在20世纪的80年代初。1980年，北京电影制片厂首拍了刘晓庆主演的《神秘的大佛》，打开了武术动作片的先声。1982年由河南开封市演出公司和香港联华电影联合公司摄制的、李连杰主演的《少林寺》真正掀起了武术动作片的第三次高潮。在这期间，大量的武术动作片题材的影片诞生了，如1983年的《少林寺弟子》、《武当》、《武林志》等；1984年的《自古英雄出少年》、《木棉袈裟》、《大刀王五》等。同时，武术动作片有了将动作片与民族文化相融和的意韵。
由中国内地所引发的武术动作片与香港和台湾的武术动作片有一定的不同之处。即相比较而言，在叙述故事的前提下，更多的表现了一种民族传统文化的内涵和思想的熏陶。
步入90年代，香港的武术动作片又有了一个新的篇章，1992年的《新龙门客栈》、1993年《东方不败》、《狮王争霸》等对中国电影具有较大的影响。尤其是间隔了半个多世纪的《火烧红莲寺》，在1993年又拍了第20集的连续系列。以及1994年的《天龙八部》等等，都对武术动作片的第三次高潮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所有的武术动作片中，以出生于广东佛山的黄飞鸿的武术生涯为题材的武术动作片达到了空前的程度。从1949年的《黄飞鸿传》至今，已有了100余部关于黄飞鸿武术生涯的故事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