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苛捐之不足以为名,而得之不足以为罪,则锥刀有所必算” 这句话的翻译是什么?

如题所述

这句话的意思为:如果抛弃它们不足以成全美名而得到它们不足以构成犯罪,那么锥 尖大的微利也必定有所算计。

出处:明·唐顺之《赠郡侯郭文麓升副使序》苟捐之足以为名,而得之足以为罪,则千金有所必割;苟捐之不足以为名,而得之不足以为罪,则锥刀有所必算。人见其千金之捐乃其奇节,而不知锥刀之算其真机也,从而谓之曰廉。

白话释义:如果抛弃它们足以成全美名而得到它们足以构成犯罪,那么(即便)是千金也要有所割舍;如果抛弃它们不足以成全美名而得到它们不足以构成犯罪,那么锥 尖大的微利也必定有所算计。世人看见他抛弃千金,竟然认为他气节奇伟;却不知算计锥尖大的微利,才是他们的真正心机。于是就称赞他廉洁。

扩展资料

文章赏析:

本文以独特的视角剖析当朝为官者的心态,并展开廉吏的古今之辨。“今之廉者”前“有所慕”,后“有所惧”,故不得不矫强为廉,以清廉的面目示人。而“古之廉者”澹泊寡欲,不为物役,故能廉俭自守。这种鞭辟入里的分析所提供的历史借鉴,对于今天立德树人,反腐倡廉,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写作背景:

明正德二年十月五日(1507年11月9日),唐顺之出生在常州青果巷易书堂的一个名门官宦之家,其祖父唐贵是进士出身,任户部给事中,其父唐宝也是进士出身,任河南信阳与湖南永州府知府。

在他的幼年时代,父亲对他管教甚严,写字如不端正就会挨打。如果出去游玩回家晚了,母亲也会时常责骂他。顺之天生禀赋聪明并且极具个性,在同龄人中属佼佼者。

顺之酷爱读书,父母除对其严加要求外,并不时为他寻觅当代的名师为其辅导,因此学业有成。在唐顺之23岁那年(嘉靖八年),他参加了每三年才在京城举办一次的会试,荣登第一。

嘉靖八年担任主考官的是当朝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张璁(当时的权位相当于宰相),他喜见自己能收罗到唐顺之这样的人才而十分高兴,因此欲利用他的权利提拔唐顺之到翰林院为官。

可是没有想到这个初入仕途的读书人唐顺之,在官场面前显得十分谨慎,他婉言谢绝了张璁的知遇与栽培,按部就班地去兵部任职。这自然让张璁十分扫兴。

嘉靖十二年(1533),唐顺之被调入翰林院任编修,参校累朝《实录》。因与赏识他的主考官张璁性格不投,便以生病为由,请假回家。

张璁开始搁置不批,恰好此时左右私下告诉张璁说“唐顺之一直不愿在你的手下做事,一直要疏远你,你又何必苦留他!”张璁前思后想认定是这么一回事,心中恼怒,心想唐顺之好不识抬举。一怒之下准其还乡,并表示永不再让他当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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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个回答  推荐于2019-08-03

如果舍弃了不足以成就名声,而得到了不足构成罪行,那么他对锥刀般的微利也必定有所算计。

原文:                                                  

赠郡侯郭文麓升副使序

[明]唐顺之

廉吏自古难之。虽然,今之所谓廉者,有之矣。前有所慕于进而后有所惧于罪,是以虽其嗜利之心不胜其竞进之心,而其避罪之计有甚于忧贫之计,慕与惧相持于中,则势不得不矫强而为廉。其幸而恒处于有可慕、有可惧之地,则可以终其身而不至于坏,而世遂以全节归之。其或权位渐以极,则可慕者既已得之,而无复有惧于罪。至如蹉跎沦落,不复自振,则可慕者既已绝望,且将甘心冒罪而不辞。是故其始也,缩腹镂骨以自苦;而其后也,甚或出于饕餮之所不为。人见其然,则曰:“若人也,而今乃若是!”而不知始终固此一人也。虽然,此犹自其既坏言之也。方其刻意为廉之时,而其萌芽固已露矣。苟捐之足以为名,而得之足以为罪,则千金有所必割;苟捐之不足以为名,而得之不足以为罪,则锥刀有所必算。人见其千金之捐乃其奇节,而不知锥刀之算其真机也,从而谓之曰廉。

嗟乎!是安知古之所谓廉者哉?古之所谓廉者,必始于不见可欲。不见可欲,故其奉于身者薄;奉于身者薄,故其资于物者轻。虽其一无所慕与无所惧,而未尝不廉。盖虽欲不廉,而无所用之也。

郭侯治吾常【注】,以平易岂弟、与民休息为政,而尤以清苦绳约自律。余始见侯如是,则亦以为今之所谓廉者耳。徐而与侯处,听其议论,察其志之所存,乃知侯非今之所谓廉者也。侯性本澹泊,苦厌纷华,尝言曰:“我蔬食则喜,肉食则不喜;布裀则寝乃安,纻裀则寝不安。”其奉身率如此。侯盖古之廉者也。闻侯之夫人亦乐于粝食敝衣,与侯所嗜好无异。然则古之廉者,犹或不免于室人交谪,于是益知侯之为难能也。

侯居常三年,升山东副使以去,侯之僚霍君、裘君与其属武进尹杨君征余文为侯赠。夫侯之廉,人既已尽知之,而奚俟乎余之言耶?虽然,余知侯之廉非出于慕与惧,而方其为守,则犹在有可慕、有可惧之地也。自今以往,官益峻而望益隆,将可慕者得而可惧者去矣,侯之廉犹是也,而后人信之曰:侯果非慕与惧者也。然则知侯者莫如余先也,而乌得无言乎?

【注】常:地名,指常州。

《赠郡侯郭文麓升副使序》选自《荆川先生文集》,为明代文学家唐顺之所作的一篇序文,该文以独特的视角剖析当朝为官者的心态,并展开廉吏的古今之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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