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奴隶社会时期，随着战争与征服，民兵制逐渐演变成公民兵制。现代所谓“公民”的概念是具有某一国国籍，并根据该国法律规定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人。“公民”与“臣民”相对，体现出“天赋人权”的资本主义核心价值。但在古典时期，“公民”的起源可远没有如此浪漫。简单来说，所谓“公民”，就是战争中获胜的征服者。他们征服了原来的土著民，并将土著民贬为奴隶。这些征服者就成为享有自由与奴隶劳动的奴隶主，而他们，就是公民。
古典公民兵制形成的典型案例就是斯巴达公民兵制的形成。斯巴达人原本不是住在希腊的。“斯巴达”这个词的意思是“可以耕种的平原”。大约在公元前12世纪，居住并统治着伯罗奔尼撒半岛的是迈锡尼人，考古上称他们为迈锡尼文明。今天我们读到的古希腊史诗，相当篇幅是描述迈锡尼人的故事。其中就包括最为著名的《伊利亚特》。《伊利亚特》中，率领希腊联军攻打小亚细亚特洛伊城的，就是迈锡尼国王阿伽门农，他的弟弟是斯巴达国王墨涅拉俄斯。这个时候的斯巴达和我们所熟悉的斯巴达还不是一个国家，它是迈锡尼文明的国家，统治的区域在拉哥尼亚地区。大约在公元前12至11世纪，迈锡尼文明毁灭了，在迈锡尼文明的废墟上诞生了多利亚人的新文明。这段历史在希腊神话中的反映是赫拉克勒斯的子孙对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征服。
由于缺少足够的史料和考古证据，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们对“多利亚人入侵”这一历史事件争论不休。有人认为他们是北部的马其顿地区一路征服过来的，有人认为他们是本地的奴隶发动的奴隶起义。但总而言之，多利亚人征服了迈锡尼人，统治了希腊。而多利亚人中最为强大的一支则征服了拉哥尼亚地区。从此，他们以“斯巴达人”自居，将原本定居于此的拉哥尼亚人贬为奴隶，称为“希洛人”[ “希洛人”另一个著名的翻译是“黑劳士”]。“希洛人”在希腊语中的意思是“俘虏”，他们是国家的奴隶，身为国有，一世为奴。后来，所有本斯巴达人征服的民族都被称为“希洛人”。公元前8世纪，斯巴达人征服了面积比本国大得多的迈锡尼亚，将其全国都贬为“希洛人”。自此之后，“迈锡尼亚人”常常和“希洛人”混用，成为奴隶阶级的代称。
斯巴达人以他们浪漫残酷的公民兵制闻名。和其他任何一个希腊城邦都完全不同的是，斯巴达人不修城墙。斯巴达战士的盾牌就是城墙。据希腊时代留下的记载，全体斯巴达人都过着军事化的生活，男孩从7岁开始就被从父母身边带走，在军营中接受严酷的军事训练，一直到12岁编入少年队，20岁正式成为斯巴达军人，30岁才允许结婚成家。相当部分孩子在12岁之前就因为残酷的军事训练死去，能活到20岁的人几乎个个是以一当十的猛士。打仗时，斯巴达人自备武器与粮食，组成军队进行战斗。在希腊数百年历史上，斯巴达人近乎战无不胜。为了避免内部因贫富分化产生阶级矛盾，斯巴达人不许从事工商业，但他们有权获得土地和财富。这些财富就来自于被他们残酷压榨与剥削的希洛人。斯巴达人从小就被灌输给一个概念就是“斯巴达人高尚，希洛人低贱”。斯巴达少年兵的重要训练内容就是以小分队为单位，分散到乡野当中，猎杀希洛人，尤其是希洛人当中的最强壮和富裕的人。斯巴达人与希洛人之间近乎于猎食者与猎物之间的关系。
因此，斯巴达公民兵制的实质可以理解为特权阶级抱团住在城市里，对外防御外敌，对内镇压奴隶。当这种军事制度扩展到一个更大的国家时，就是中国西周时期的“国人为兵”。
西周时期，国人指的是居住在城邑及其附近的人。国人社群的形成，是在武王伐纣的历史进程中逐渐形成的。公元前11世纪，几乎就在迈锡尼文明被多利亚人毁灭的同时，周武王率领来自八百个部落的四万五千大军攻向商王朝的首都朝歌。经过牧野决战，纣王自焚，商王朝灭亡。灭亡商朝后，周武王定都镐京，分封诸侯71国，继续向东讨伐商王朝的残余力量和东夷各部落。《逸周书·世浮解》说，周武王在伐纣灭商之战中，总共灭亡了九十九个国家，另有六百五十二个国家投降，斩首十余万级，俘虏三万多人。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感叹：“若非有《逸周书》，谁能复识‘血流漂杵’四字之作何解？”这些鲜血淋漓的数字告诉我们，武王伐纣是是当时世界历史上空前规模的军事征服行动。
西周兵制，正是在这种空前规模的军事征服当中诞生的。西周将生活在城郭之内的人民称为“国人”，生活在城外的称为“野人”。显然，所谓“国人”正是当年跟随周武王及其诸侯征伐全国的周人后裔，而“野人”则是被征服的商人与东夷各族人民。西周的“国人”和“野人”之间的关系，有些类似于同时期斯巴达人与希洛人之间的关系，但没有那么血腥。
西周兵制的核心是井田制。西周时期，纵横交错的道路（阡陌）把土地分隔成“井”字形的方块。《孟子·滕文公上》 载：“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这段记载的意思是，每九百亩田地以九宫格划分为九块，中间的一百亩是公田，旁边的八百亩分别是八家国人的私田。这八家国人一起耕种中间一百亩公田，并把收入交给国库，作为赋税，然后才能各自耕种自己家的一百亩私田。
当然，这些拥有百亩土地的国人也不是自耕农，真正耕种这些土地的是奴隶。因此，井田制的核心就是国王把土地分给诸侯，诸侯把土地分给国人，国人再役使奴隶进行耕种。井田之外的土地则被分配给野人耕种。他们处境比希洛人好点不多，虽然不至于被国人随便打杀，但也没有任何政治权力可言，只有服苦役与被剥削的义务。
▲西周武士复原图
而作为特权阶级，国人则和希腊的公民一样，拥有参与政治生活的权力和为国家服役打仗的义务。他们和希腊公民兵一样，自备武器，从小参加严格的军事训练，服兵役为国出征，乃至获得提拔出任国家官吏。依据《周礼·小司徒》说法：“小司徒乃会万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为伍，五伍为两，四两为卒，五卒为旅，五旅为师，五师为军。以起军旅，以作田役，以比追青，以令贡赋……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者二家五；下地家五人，可任也二人。凡起徒役，勿过家一人。”这段描述说明，国人的出兵数量，是和其占有的地产相匹配的。地产越多越好，则出兵数也就越多。这和希腊、罗马以财产将公民划分阶级，以阶级计算出兵数的方法有异曲同工之妙。
现代金文研究还证明，西周国人和希腊公民一样有干预国家政治生活的权力和传统。到春秋时期，甚至曾经出现过国人反对国君的战略，于是干脆把国君绑了送给敌人的事例，倒是和希腊人经常出卖自己的军事领袖相映成趣。至于国人暴动这种国人把天子赶下台的事情，也并非孤例。如《左传》记载，公元582年郑国贵族公孙申趁国君在外企图篡位，另一个贵族公子班于是先下手为强，立国君庶弟为王，结果一年后就被国人赶下了台。一些历史学家认为，《论语》当中“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一句中的“小人”其实指的是国人，这句话的意思是孔子在抱怨中国春秋时期的国人和希腊公民一样群愚盲动，难以伺候。
相对于城邦化的希腊各城邦，组织能力更高一级的西周王朝有着更为严密的军事制度。《论语》曰：“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可见当时全国已经实现了军事指挥上的统一化。根据《周礼》的记载，西周建立了强大的常备军制度，具有固定的编制，“凡制军万有二千五百人为军，王六军，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也就是说，军队的战略编制为军，每军12500人，周王拥有6个军的常备军，齐晋等大诸侯国拥有3个军，中等诸侯国2个军，小诸侯国1个军。当然，这只是理论上的编制。实际上各诸侯国的情况都有所不同。
这种高度正规化的编制体系，是周幽王能够搞“烽火戏诸侯”的背景所在。因为士兵随时都在军营里待命打仗，一旦看到军令烽火立刻全军出动。
▲雅典公民兵与入侵的亚马逊女族人战斗
可以看出，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公民兵制都是部落公社时代民兵制度在奴隶制阶级社会下的演进与改良。作为统治阶级的大奴隶主，以及统治阶级的政治盟友中小奴隶主，组成一支控制武装力量的强大社会集团，用武力维持社会统治。他们以武力对遭被征服者——希洛人、野人等进行残酷的剥削和压迫，对外则进行侵略扩张，掠夺土地与奴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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