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在西方，“忠”，“孝”并不是主流的价值观。
西方是公民社会，一个公民只要做好自己作为公民应尽的义务即可，至于孝不孝，并没有道德强制力，因为国家和公民团体不会积极倡导这种价值观，自然也就不会有积极践行这种价值观的“模范典型”出现。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里说：在以自己作中心的社会关系网络中，最主要的自然是“克己复礼”，“壹是皆以修身为本”——这是差序格局中道德体系的出发点。 从己向外推以构成的社会范围是一根根私人联系，每根绳子被一种道德要素维持着。社会范围是从“己”推出去的，而推的过程里有着各种路线，最基本的是亲属：亲子和同胞，相配的道德要素是孝和悌。“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欤。”向另一路线推是朋友，相配的是忠信。“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主忠信，无友不如己者。”孔子曾总结说：“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
费孝通还说：不但在我们传统道德系统中没有一个像基督教里那种“爱”的观念——不分差序的兼爱；而且我们也很不容易找到个人对于团体的道德要素。在西洋团体格局的社会中，公务，履行义务，是一个清楚明白的行为规范。而这在中国传统中是没有的。现在我们有时把“忠”字抬出来放在这位置上，但是忠字的意义，在《论语》中并不如此。我在上面所引“为人谋而不忠乎”一句中的忠，是“忠恕”的注解，是“对人之诚”。“主忠信”的忠，可以和衷字相通，是由衷之意。
因为传统中国的差序结构，导致大共同体本位社会缺少公民团体，也就缺少公民社会的权利义务概念，人民不需要为团体负责，从团体也无法获取任何权利，作为个人，上层结构直接就是国家，所以国家只要每个人都做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就能天下大治了。国家只需要你忠君孝亲即可，怎么可能给你公民权利？
君不见，关于一个子替父报仇手刃仇人应如何处置的问题，从春秋战国一直辩论到唐朝都没有辩论清楚，就是因为其中牵涉了“孝”这个道德价值标准，导致一笔烂账永远扯不清楚，柳宗元在《驳复仇议》里说：“《周礼》“调人，掌司万人之仇。凡杀人而义者，令勿仇，仇之则死。有反杀者，邦国交仇之。”又安得亲亲相仇也？《春秋公羊传》曰：“父不受诛，子复仇可也。父受诛，子复仇，此推刃之道，复仇不除害。”今若取此以断两下相杀，则合于礼矣”，他的意思是如果父亲无辜被杀儿子寻仇就不能判处死刑，这样翻来覆去就扯不清楚了。
所以西方很少看到宣传孝道的故事和典型人物，是因为这样的事例，并不符合他们的主流价值观。所以西方人如果看到陆绩偷偷往袖子里塞橘子，只提说一句“Good boy”，而绝不会树立起一个“怀橘陆郎”的孝子典型来。
主要是国外没有那么多小故事，你记生硬的知识是很难的，加上外国名字又长····冯斯托洛夫斯基一大堆········但是你中国人的名字就很好记了，而每个小故事都有一个名字。但从其他方面来看主要有三点。首先外国有健全的养老体制，用不着孩子孝顺。偶尔去陪陪父母他们就so happy了。然后就是外国人本身也不管孩子，倒不是说多不负责，反正和我国的那种不一样。放养的感觉吧最重要的是。外国人生活成本低，父母的重要性大幅降低，也就不能要求这么多了。反观中国，你买房500w，买车10w都得父母给，你经济不独立，吃住都靠人家，还不照顾人家，不合适吧。
因为在我们中国社会从古至今都是强调集体性，强调我们家庭里面的长幼尊卑，男女有别，而孝道这个事情一直被认为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身为儿女都要孝敬长辈，是很自然而然的一件事情，不需要特别的强调，因为我们从小接受的教育就是这样的，如果你做出很出格的事情是没有办法被大众所接受的，一度被认为是超出了道德的底线。
而西方社会更强调的是个体，个体的独立性大于群体的整体性，他们的思想里面都是觉得人就应该生而自由，父母在承担了对子女的一部分责任之后，就会实行放养政策。子女也没有义务再去对父母有些什么责任。
是长久以来的两种不同的社会背景形成这样的价值观，才会导致我们的观点有这么大的差异。
我觉得首先这和中国传统文化及中国的历史是分不开的，中国拥有五千年的历史，这是其他国家比不了的，在这么长的历史下，中国一直奉行儒道，很多朝代都是以孝治国，所以孝道已经在中国人心中根深蒂固，在中国这也被当做评判一个人道德标准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条件，而且中国人的家庭观念十分强，养育之恩比天大，在民间也有许许多多的关于孝的故事，一个人如果是个孝子，那么他就会让别人起尊重之情。但是国外就不一样了，国外一直讲孩子独立，当孩子成年时，父母就会让孩子独立，这让他们的家庭观念就不是很强，所以对父母的感情就没中国人那么深。
因为我们中华民族就是一个知重视传统文化思想的国家，所以对这一块特别重视，外国人和我们的观点想法不一样，所以侧重点也是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