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的东方，有一块美丽富饶的土地，它在地理上相对封闭，西南和西面是难以逾越的高山，北面是流沙戈壁，东面是大海。居住在这块土地上人群，从远古以来就共同生活，彼此交往和学习，当然也有冲突和战争。在纪元之前，这块土地上的人民组成了一个统一的国家，那就是中国。此后，中国分分合合，最终仍归于一统。是什么力量把众多的民族凝聚在一起？许多学者认为是文化的力量，博大深厚、精美绝伦的中华文化是一条纽带，把各族人民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这么说大致是对的，文化在其中确实起了巨大的作用，但没有从根本上说明问题。世间万事，总应该追根溯源，从源头上和根子上找原因。唯物论认为，物质是第一性的，精神是第二性的。什么是物质？物质就是人类口中的粮，身上的衣和栖身的房屋，以及生产工具。为了生存，为了发展生产，中国这块土地上的不同民族必须互通有无，必须相互交流，在遇到重大的自然灾害的时候互相支援。这样，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个利益共同体，进而形成经济共同体，最终成为统一的国家。因此，从根本上说，是经济的纽带把中国的各色人等联系在了一起。
现在，我们已经不能确知，在史前的漫长岁月里，生活在这里的人类是如何交往的。从近年的考古发掘看，中国古代文明决不是黄河流域一枝独秀，在浙江，在四川，在东北，都发现了灿烂的古代文明的遗存。这说明，中国的古代文明呈现出以中原为核心、向四周扩散的状态，呈现出群星灿烂、众星捧月的壮丽图景。远古时代的人，根本不像后来的人们想象的那样，世世代代局促于一隅，“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在生产力低下的时期，在逐水草而居的时期，人群的流动性比人们想象的要频繁得多，规模大得多，活动范围也大得多。
据《史记》记载，舜南巡，从今河南的京都蒲板出发，渡过黄河和长江，涉洞庭到了九嶷山，死后“葬苍梧之野”，那是岭南了。而禹为了治水到了江浙一带，现在的绍兴，会稽山上还有禹冢、禹井。稍后，又据《史记》，夏朝少康的庶子到了浙江以南一直到两广的越人居住区，而周朝帝王的祖宗周太公的长子太伯从中原到了江南的无锡梅里，"自号吴，荆蛮义之，从而归之千余家"。他们都带去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先进的文化。
中国古人把北方的少数民族统称为胡，把南方的少数民族统称为越。汉族是狄、戎、匈奴、鲜卑、氐、羌等众多民族逐渐融合而成的混合体，其中甚至有高加索人种的成分，因为白匈奴，西方称为塞种的，也有一部分留在了西北地区。北方的民族融合可能比南方更早。《穆天子传》说，西周以前，姬姓部落的首领周穆王西征，“迁戎太原，取其五王以东”，并会见了西王母，即传说中的王母娘娘。据专家考证，西王母在历史上确有其人，是一个母系社会部落的首领，时间距今3000至5000多年，位置在今天青藏高原昆仑、祁连两大山脉相夹的广阔地带，青海湖环湖草原、柴达木盆地一带。这个部落是姬姓部落的“姥姥家”，周穆王见西王母时探亲去了。
促成北方民族冲突和融合的另一大因素是北方越来越干旱的气候。周幽王时，北方草原地带大旱，“无草不死，无木不萎”，草原民族大举东侵，狄居泾水之南，戎居泾水之北。他们也和当地原住民合而为一了。据已故著名历史学家蒙文通先生考证，统一中国的秦始皇并不是汉人，其祖先是犬戎族。（有专家说，唐朝的李氏有鲜卑血统，只是为了显示正统，不肯承认罢了。）秦的封地也不在“长江和黄河之间”，而是在西陲边民戎、狄之间。狄在周代称“猃狁”，汉代称匈奴。在汉代，有几十万匈奴人，即南匈奴定居西北八郡，朝廷提供生活和生产资料，并派兵保护。再往后，南北朝时期，“五胡乱华”，来自中原以外的少数民族统治了黄河以北。因肥水之战而出名的前秦君主符坚，先世为西戎酋长。前秦控制的地盘曾经“东极沧海，西并龟兹（新疆库车、沙雅两县间）”。再往后，漠北的蒙古族在中国建立了元朝，吉林长白山的女真人入主中原建立了清朝，这是大家都熟悉的。
大量的历史事实说明，今日的中国并非黄河和长江之间的汉族侵略扩张的产物，而是众多不同的民族在中国这个大经济圈内，这个共同的经济平台上，这个广阔的历史舞台上，经过长期的，有时是痛苦的活动而共同创造的。
长江以南的情况同样可以证明这一点。长江以南百越诸民族在中原文明的辐射和影响下，生产力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并且和中原人民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包括血缘的联系，是中华经济共同体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秦始皇统一中国时，确实派出了50万军队和长江以南的百越诸民族作战，“三年不解甲弛弩”。秦始皇此举本质上是生产力发展的需要，背后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起作用。事实上，统一后的中国，包括百越地区在内，生产力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秦始皇时在桂林地区修建的灵渠，极大的提高了当地的农业生产水平，2000多年过去了，至今还在发挥着灌溉作用，只是因为现代交通工具的出现，其交通航运的作用被废弃了。
西方严肃的学者研究了中国历史后，得出的结论是，中国历代帝王对外没有野心。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通史》中说，中国和欧洲不同，在漫长的历史中，一直是个农业文明，不知道海外事业有什么利益可图，不进行对外扩张。他至今没有搞明白，中国在1405年至1433年间进行了7次远航，规模和范围在当时的世界上绝对处于领先地位，但到1433年莫名其妙地突然停止了。如果当时中国和欧洲人那样来个“地理大发现”，现在的世界可能是另一种样子。他还从纳贡制度看出中国古代帝王处理国际关系的目的与欧洲不同。他写道：“这种纳贡制度的主要目的是，保证中国漫长的边疆一带的和平与秩序，实际上，它通常是成功的。诸小国接受这一制度，原因在于：与中国朝廷交往可提高它们的声望；从伟大文明中心可获得文化方面的好处；而且，居于从属地位，经济上也有利可图，因为中国人赐予他们的贵重礼物多于他们所奉献的，此外，还授它们以某些贸易特许权。”
农业文明的特点是重视安定，安土重迁，因为农民离不开土地，他们没有到海外谋生活的冲动，只是担心游牧部落的入侵和破坏。因此，历代统治者在对外关系上无不采取守势，即使是进攻，也是以攻为守，目的在保境安民，而不是开疆拓土，或者开辟海外殖民地。
五千年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沉淀在中华民族的文化中，而文化具有极大的稳定性。这种文化，在全球化时代将是世界的一个稳定因素。任何疑虑都是没有根据的，任何对中国历史的歪曲和诋毁都是不利于地区和平和地区国家间的合作的，也是不利于世界和平和世界范围内各民族的合作的。
参考资料：http://news.xinhuanet.com/comments/2004-05/26/content_1489448.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