巩俐：最早看到她的表演，还是上中学阶段。她演的一个电视剧，一个思想在当时看来，颇为激进的家庭教师。当时，只觉得这女人真够健康的，按现在的说法，还有股酷劲。后来随着《红高粱》的为国争光，巩俐也屡屡上了当时最红的电影杂志《大众电影》的封面。她很少笑，大耳环挂着，异常饱满地为我们送来一个个暧昧的眼神。她像一个成熟的果实，仿佛随便一挤，就能流出水来。她在《红高粱》里不像她的玉照那般面沉似水，动不动就露出她标志性的小虎牙，学生气十足。那年她22岁，还未从中戏毕业。有着这样怯生生的笑容，实在太过正常。但我更爱看她目光呆滞的时刻，心知欲望迟早是要被引爆的，却不知会爆炸成一个怎样的情形，是血肉横飞，还是欲仙欲死。好在《红高粱》里的九儿，这两点都相当圆满。 除了《菊豆》和《摇啊摇，摇到外婆桥》，还让巩俐放射出颇有些本份的骚浪外，张艺谋对巩俐的处理，皆淡化其女性魅惑。这里又以《秋菊打官司》和《活着》最为明显，展现的是女性在细碎、平俗的生活流中的沉沉浮浮。将性别退让给性格，并将女性概念稀释到“人”的定义上来。巩俐在张艺谋影片中塑造的女性形象都是抽象化、符号化的。她们的自然属性大于社会属性，她们的合法伴侣常常是这样的，麻疯、阳萎、老人。即使是个好男人，也会被男人踢坏（陈源斌的原作《万家诉讼》里男人的伤好像不在命根上，张艺谋的《秋菊打官司》强化了这一点）。于是，她们的反抗精神也就蓬勃了。试想，你的生理需求如何与社会平衡作一较量，这无疑是一桩螳臂挡车的壮举。 瞿颖：《有话好好说》是部不折不扣的男人戏，瞿颖的出现只有一个目的，好让这场闹剧更为通畅。所以，影片后半部分，就没她什么事，剩下两个男人在结结巴巴地磨嘴皮子，顺便结下深情厚谊。假如换作巩俐来演，我估计这剧本都得重写，很可能会往悲情的路子上走。瞿颖演那种没心没肺的女人显然比巩俐更得心应手，更关键的是，瞿颖对时尚的把握更容易心领神会。另一方面，瞿颖的身形更显朝气，在朝气扬洒之余，那种花瓶感也跃然银幕之上。而巩俐主演的绝大部分影片，都会有一个男人为她去生去死。而瞿颖从形象上来讲，没有这么大的负累。张艺谋对现代女性的处理仍是符号化的，并将它放在了一个随时可以替换，可有可无的位置上来。 魏敏芝：这个少女版的秋菊，显然比秋菊更缺乏女性的甜美。但那种原生态的表演，并不逊色于经科班训练过的巩俐。至少，她是极为合适的。前段时间看到她去考北京电影学院的纪录片，落榜了。她的姐姐挡驾，让那些记者不要跟过来，并说魏敏芝还要去考的。看得出来，她跟银幕上那个临时拉差的小民办教师一样，都有股“一根筋”的劲。张艺谋对“一根筋”向来情有独钟，他影片中的人物大都是这副德性。这倒不是信念坚定，而是带种生物性的条件反射，不自觉地就会把道理往死里认。这类人简单，直接，对社会的抵触，不会触及要害。因为她们对社会的诉求，也是平实，易于满足的。相反，她们那种一条道跑到黑的劲，为我们这个欲望与现实总处水涨船高的世界平添了趣味。 章子怡：她一出场，人们都说她是稍稍缩水的小巩俐。她红的速度和巩俐有过之而无不及。名导、大片纷纷与她有了瓜葛，并频频出席国际A级电影节。作为巩俐的校友，也是在就读期间，拍摄了《我的父亲母亲》。一派清纯，从气质上来讲，也有股不撞南墙不回头的劲。她之后出演的《卧虎藏龙》和《紫蝴蝶》，这股劲更为浓烈而鲜明。张艺谋喜欢倔妮子，但却不必太刚烈。 董洁：当年的选秀风波，不知谁是最大的受益者。那个在春节晚会上站在谢霆锋身边的女孩，谁也不知道，她会成为目前为止，第四个谋女郎。那片子叫《幸福时光》，她是个盲子，后来在《天上的恋人》里，她演一个哑子。这姑娘眉眼与巩俐也有几分相像，显示了张艺谋一贯的品味。只是她的弱不禁风，却成为谋女郎中的异类。她和魏敏芝一样，都有种干净的味道。魏敏芝是天然的，董洁的一颦一笑，明显受过教化，只是教化的还算干净。她那种亲和力不足，但却惹人我见犹怜的风范，毕竟不符合张艺谋敢打敢拼，不计后果的女性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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