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臭皮匠，就抵上一个
诸葛亮了，要是不那么“臭”的三个皮匠，一齐发起狠来，恐怕就不只是“抵个诸葛亮”，倒是要“赛过诸葛亮”了。
诚然，诸葛亮并不是不可企及的神，
《三国演义》中罗贯中的写其智近于妖，有小说家太多的艺术创造。关于诸葛亮的政略，从
陈寿评他“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以后，也不时有人对诸葛亮的一些缺点进行批评。金无足赤，人无完人，这点道理，绝大多数人（当然包括我们那些对诸葛亮不太服气的皮匠）都懂。但是，自古以来，即使是诸葛亮的批评者，也无一否认他确有杰出的才智，无一否认他是汉末乱世中涌现出来的英雄，更无一人把他拉进臭皮匠堆里把他与皮匠们等量齐观。有与
卧龙先生一比高下的勃勃雄心，令人敬佩；但是比较的方法和结果，却须令人信服。试问，诸葛亮的一生中，有哪些是臭皮匠们抵得上的呢？
诸葛亮
躬耕陇亩而定三分天下之策，这不是一百个普通农夫所能办到的；他“损益连弩”，发明
木牛流马，这不是一百个普通木匠所能办到的；他说服
孙权，共抗
曹操，这不是一百个普通说客所能办到的；至于他“立法施度，整理戎旅”，“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更不会是一百个混饭于官场的普通政客所能办到的了。如此等等，“三个臭皮匠”能办到吗？单凭人多势众，就能把诸葛亮比下去吗？
只看数量，不顾质量，这是非常糊涂的比法。要是三个臭皮匠，真能抵得上一个诸葛亮，那以街头路口皮匠之多，到处都是诸葛亮了，
刘备先生又何苦委屈自己三顾茅庐，胡乱拉他几个臭皮匠凑足数就够了。幸而三访隆中时的刘备已不是当年卖草鞋的刘备了，他知道，本领再高的皮匠，终究不过是一个皮匠而已，他所精通的无非是擦擦皮鞋补补皮货，是不足以替代
孔明先生以图大事的。刘备不愧有识人慧眼，假如他也竟然有“三个皮匠赛诸葛”的念头，那么，不仅会毫无疑问地葬送刘备他本人的美好前程，更会埋没掉诸葛亮——中国历史上最以智慧著称的这位传奇人物了。
我真想不通，木匠铁匠泥水匠，都自守默然，懂得谦虚，却偏偏冒出三个皮匠来向孔明先生叫板。他们是从哪里获得这份自信和胆量的呢？
郁达夫曾经很沉痛地慨叹说，没有杰出人物的民族是没有前途的生物之群，而有了杰出人物却不加爱惜的民族，则是毫无希望的奴隶之邦。固然，我们必须承认皮匠与诸葛亮人格上的平等（任何人生来就是平等的），当皮匠和治国家只不过是社会分工的不同；我们也必须承认人多主意多，所以三个臭皮匠的力量大于一个臭皮匠——但是，我们不必，也不能把皮匠和诸葛亮完全不加分别等同一律，因为杰出人物对人类文明和社会进步的个人贡献，毕竟是常人难以比拟的。杰出人物站在时代前列，是同时代人里的佼佼者，理当得到更多的爱戴和尊敬。把英才等同庸众，以群众淹没英雄，这是提倡平庸，抹杀创造，最终会扼杀民族的生机与活力。中国目前人多而势不众，国大而力不强，就很值得反思。在此谨向新老皮匠们郑重呼吁，请多花点儿心思琢磨琢磨怎么样才能把皮货做得更好些或把皮鞋擦得更亮些，这肯定比自吹抵上一个诸葛亮更有实际意义吧。
话说有一天，诸葛亮到
东吴作客，为孙权设计了一尊报恩寺塔。其实，这是诸葛亮先生要掂掂东吴的份量，看看东吴有没有能人造塔。那宝塔要求可高啦，单是顶上的铜葫芦，就有五丈高，四千多斤重。孙权被难住了，急得面红耳赤。后来寻到了冶匠，但缺少做铜葫芦模型的人，便在城门上贴起招贤榜。时隔一月，仍然没有一点儿下文。诸葛亮每天在招贤榜下踱方步，高兴得直摇鹅毛扇子。 那城门口有三个摆摊子的皮匠，他们面目丑陋，又目不识丁，大家都称他们是丑皮匠。他们听说诸葛亮在寻东吴人的开心，心里不服气，便凑在一起商议。他们足足花了三天三夜的工夫，终于用剪鞋样的办法，剪出个葫芦的样子。然后，再用牛皮开料，硬是一锥子、一锥子地缝成一个大葫芦的模型。在浇铜水时，先将皮葫芦埋在砂里。这一着，果然一举成功。诸葛亮得到铜葫芦浇好的消息，立即向孙权告辞，从此再也不敢小看东吴了。“三个丑皮匠，胜过诸葛亮”的故事，就这样成了一句寓意深刻的谚浯。这句俗语的意思是说，三个普通的人智慧合起来要顶一个诸葛亮。其实，臭皮匠和诸葛亮是有丝毫联系的，“皮匠”实际是“裨将”的谐音，“裨将”在古代是第“副将”这句俗语原意是指三个副 将的智慧合起来能顶一个诸葛亮。后来，在流传过程中，人们竟把“裨将”说成了“皮匠”。 “猪革亮”是古代一种皮具，类似于鞋子，“顶”是皮匠制造皮具的一种做法，这句话是在三国之后才有的，“皮匠”与“裨将”没有任何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