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武门之变”使李世民顺利地登上了皇帝的宝座，是为唐太宗，从此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全盛时期。在唐太宗执政的贞观年间（627～649），出现了一个政治清明，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社会安定，民族和谐，广大人民安居乐业的太平盛世，史称“贞观之治”。
唐太宗出生于隋朝的盛世，亲见隋朝由盛及衰的过程，他亲身参加了推翻隋朝的农民起义，因此深知农民力量的强大，同时他更强烈地感悟出，一个王朝的兴衰主要取决于君主的所作所为。唐太宗登基时，可谓满目疮痍，隋末的连年战乱，致使经济凋零，文化衰退，民心涣散。面对百废待兴的局面唐太宗吸取隋朝灭亡的教训，他把百姓和君主的关系比作水与舟，领悟出“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
故而，他把关心民心、民情和民意放在了首位，实行了一系列有利于老百姓的政策，比如减少苛捐杂税，不过分压榨农民，大力发展农业生产，推行均田制和进租庸调制，休养生息，奖励农耕，提倡节俭等，这些开明政策的实施，使唐初经济得以迅速恢复和发展，百姓安居乐业，真正是“路不拾遗，夜不闭户户”。在贞观时期，不仅经济得以迅速恢复，文化教育也得到了空前的发展。贞观元年五月，唐太宗下令在长安重修国子监。转年又增筑学舍，扩大招生。那时，不但国内四方儒士云集京师，外国一批又一批的留学生也都来到中国学习先进文化。
唐太宗还十分重视图书的搜集与整理。贞观年间，出现了六部官修正史，包括房玄龄监修的《晋书》，姚思廉的《梁书》、《陈书》李百药的《北齐书》，令狐德棻的《周书》以及魏征监修的《隋书》，使大量的历史典籍和文献得以保留。唐太宗奖掖学者，兴办文化事业，使唐初的文化结构呈现出多多彩的局面。贞观时期还是一个民族和谐的时期。唐太宗在处理各民族关系时，采取了“中国既安，四夷自服”的方针，他从不轻易用兵，只是在少数民族入侵时，才给以坚决的回击。唐太宗通过征服、联姻、安抚等一系列措施，消除了各民族间的隔阂，加强了少数民族与唐朝的交往，推动了少数民族经济文化的发展。
贞观之治使中国成为了当时世界上最富强昌盛的封建国家，唐朝高度发达的经济和文化，对很多国家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许多外国侨民来到中国定居，大批外国商人来到中国贸易，那时和中国通商往来的国家多达七十多个。同时这些侨民、商人也把唐文化远播到东西方各国，对许多国家的加速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直到今日，在国外的中国人仍自称为“唐人”，而“唐人街”更是遍布世界各地。“贞观之治”之所以成功，与唐太宗的统治思想密切相关。唐太宗知人善任，广罗人，唯才是举。他挑选官吏是不拘一格的，他身边的文武大臣，有的是从他的亲人故友中挑选出来的，有的则是新选拔的人才，甚至有的曾经是他的敌人。
魏征是唐太宗的谏臣，他曾经是瓦岗军李密的部下，后又效命于太子李建成，并多次为李建成出谋划策，敦促他先发制人。但唐太宗却看重了魏征的才华，不计前嫌，委以重任。降将尉迟恭也同样受到了重用。唐太宗重视科举取士，并选拔了大批庶族地主的政治家，抑制了士族地主的势力。他选贤任能，不唯亲，不避仇，使得满朝忠贤，人才济济。被誉为“房谋杜断”的房玄龄和杜如晦便是唐太宗最得力的谋土，被后世称为良相的典范。唐太宗勇于求速，虚心纳谏，这也正是唐太宗被誉为“贤明君主”的重要标志。唐太宗与魏征的故事一直流传到到今天。
贞观二年（628），魏征提出了“兼听则明，偏听则暗”的观点，唐太宗认为此观点十分正确，于是号召群臣进谏，一时间，“主纳忠谏，臣进直言”蔚然成风。唐太宗求谏不是作秀，他的态度是诚恳的，对于大臣们的意见，他不是不加分析地接纳，而往往能够辨明是非曲直，对的，加以褒奖；错的，也不治罪，这就使得臣子们人人敢于直言，唐太宗的许多决断都是集众人的智慧于一体，自然避免了不少主观主义的错误。贞观二十三年（649）五月，52岁的唐太宗病逝，贞观之治宣告结東。贞观之治尽管仅仅存在了23年，但它对中国历史的影响却是十分巨大的。贞观之治，迎来了唐代空前的繁荣，铸造了光辉灿烂的大唐文化。一代英主唐太宗，也因此一直为后世所传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