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古代很长时间是通过口耳相传的故事来记录本民族的历史的。这些故事在某个特定的时间被吟游诗人记录成册，就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史诗。
《荷马史诗》《萨迦之歌》
《熙德之歌》《贝奥武甫》就是这样加工而成的，因而带有较强的文学作品的气息。
古希腊和罗马是有专门的历史学家的，他们完全脱离了史诗创作的概念，成为忠实记录历史的人。不过，他们的缺点在于，他们总是在自己的那个时代写过去的历史，虽然做到了尽可能的详细、尽可能的完整，但对于某些传说和史料，他们不具备考证的能力，所以只能当做传说。例如，希罗多德《历史》里曾经提到
中亚地区的故事，现在看来无非是西方人对未知的恐惧的传说。不过，古希腊罗马历史学家的功绩在于，奠定了此后欧洲古典历史学的基础。希罗多德的《历史》，修昔底德的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塔西佗
《编年史》，因其高超的叙事艺术和尽可能忠实的史料记载，成为了今天的人们研究当年的信史。
罗马帝国覆灭后，百业凋零，正常的学术被完全打断，只有基督教教士像写日记一样，记录着每天每年这个教区发生了什么。这些花花绿绿的手稿，或荒诞或平白无味，成为了今天对中世纪的人们的生活的最直接的认识。应该说，中古欧洲的许多历史，都是借着这些大大小小的教士之手，流传至今的。
等到
文艺复兴开始，古希腊、罗马式的历史学家又重新活跃起来，西方历史开始向着历史科学不断迈进。同时，档案学和考古学的发展，也使得人们可以有第二条、第三条道路来验证之前的史书是不是可靠、可信。
就中世纪来说，
写史的主要就是两类人：
1. 教会史学家：
代表人物，尊者比德（ Bede Venerabilis ），《英吉利教会史》
都尔主教格里哥利（ Gregory of Tours ），
《法兰克人史》弗莱辛主教奥托（ Otto of Freising ），《双城史》《腓烈特大帝传》
这批著作自然有教会留存，传播亦有保障。虽然题目庞杂，但主线无外乎教会创业艰难，乱世中规范秩序、引导历史功勋卓著。但同时细节也非常充沛，史料价值很高。
2. 宫廷史学家：
爱因哈德（ Einhard ），《查理大帝传》
阿尔弗雷德大王（Alfred the Great）召集编纂 ，《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 》
这批著作主观视角更重一些，然而史料价值依然很高。
流传就复杂一点：
中世纪早起的著作流传，主要依靠教会。后期即使大学兴起……也主要靠教会，因为教会就是最重要的研究机构。
不过主要问题还是题材类型。在奥古斯丁以一部
《上帝之城》给整个中世纪思想史定调以后，教会系统研究和流传的历史著作，主要就是以基督教编年为主线的著作。而更早一点的史料著作则颇不重视，也难免，毕竟早起很多作品从基督教视角来看不仅大放厥词，还用希腊文写就。真是食之无味。
而此时大量的早起史料，传播途径就是穆斯林和拜占庭了。
主要是穆斯林，西班牙和西西里的伊斯兰政权统治者，将大量的希腊拉丁文作品翻译成阿拉伯文，用于伊斯兰世界的学术研究和实践。伊斯兰世界的扩展和贸易活力，使得文化交流空前活跃。而且这批作品等到文艺复兴前夕，讲成为欧洲重启动的核心。这个过程也就是大翻译运动。比如
《高卢战记》等拉丁著作，希波克拉底的医学著作，凡是重要的、好使的，统统翻译。
很多人认为拜占庭在这一时期也有功绩，没错，但没法和穆斯林的贡献相比，首先是拜占庭已经沦为一个区域性的国家，交流上没有什么动力和活力。其实拜占庭西欧各国的联系并没有伊斯兰和西欧那么密切，由主要使用希腊文，贡献有限。
所以大致上，古代著作基本是从伊斯兰世界绕道传承下来的，而中世纪基督教会史料则在西欧地区持续产生，最后在文艺复兴的时候双方合流。
必须注意，很多古代文明都有历史记述的悠久传统。记述的主体和对象、其关心的问题，可能跟中国古代有非常大的不同。很怀疑史官、信史之类的说法是不是太中国化了。所谓可信度，在当代的理论话语中，似乎无法给出确定的答复。如果意识到历史是人有意识的书写，所有历史都可被视为人为创造。
下面是一段有关中世纪早期、蛮族历史书写的一段文字。大概可以说明某些问题，并窥见它与中国古代史学的某些差异。
5世纪早期，奥古斯丁和奥罗修斯以这样的结论——但有某种保留——来处理
日耳曼人的问题：教会将福音传播给所有人民的使命必定是上帝让日耳曼人闯入罗马历史的理由。萨尔维安（Salvian）甚至认为，日耳曼人是上帝用来惩罚腐败的罗马世界的工具。这样的看法有利于日耳曼文化和拉丁文化的融合。
在史学方面，日耳曼人为融入拉丁文化世界付出了沉重代价。他们本来以史诗和故事吟唱着他们昔日的英勇武士和国王们，这是个与拉丁世界大为不同的世界。只要过去仍属于两个世界——日耳曼-异教世界和古典-基督教世界，要叙述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的延续性是很困难的。这个时代的历史学家是教士，他们是各新兴王国中受过教育的精英阶层的成员。这个群体深受拉丁传统的浸润，他们把日耳曼的过去和人类的救赎史——包括罗马史那一章——联系起来。即使对日耳曼各部落写下同情性文字的历史学家，他们认可的日耳曼传统，也仅仅是对联系这一传统与基督教拉丁世界中根基深厚的历史框架“有用的”部分。这种联系虽然有害于日耳曼古老的异教口传文化，但它满足了连续、稳定、以及征服者和被征服者所意识到的合法性的需要。日耳曼各民族的史诗传统现在已没有正式的用途，它们大部分没有以文字形式记录下来，但继续在口头传承。这些传统最终在中世纪的传奇中找到了其文学表达，而且偶尔也会在历史中被提及。但在史学领域，正如在别的领域一样，融合的过程及其后果仍然带有种群和地域多样性的痕迹，这就使得基督教必须不断重申普遍的人类概念。
489年，东哥特人（Ostrogoths）迁徙到意大利，建立起自己的王国，并立即采取与罗马世界和解的政策。这一政策的设计者、国王狄奥多里克（Theodoric）鼓励他的行政官员、元老弗拉维乌斯·马库斯·奥勒留斯·卡西奥多鲁斯（Flavius Marcus Aurelius Cassiodorus）撰写哥特人的历史。关于他的作品，我们掌握的只有被后来的历史学家约尔丹内斯（Jordanes）纳入其《哥特人的起源和事迹》（The Origin and Deeds of the Goths）中的内容。这两位作者都想论证哥特人的高贵及他们与罗马帝国的联系。
由于不满足于颂扬在世的国王们——他（卡西奥多鲁斯）可能希望从他们那里得到奖赏——于是他将哥特人的国王从岁月的尘埃中扒梳出来，他揭示说，阿马尔（Amal）家族当了七代国王，并证明哥特人的起源是罗马史的一部分，他以从广泛的文献中撷取的学识之花来点缀自己的论题。[1]
哥特人也与斯基泰人有联系，后者是个神秘的民族，但希腊人和罗马人早有关于他们的叙述。卡西奥多鲁斯的《年代纪》（Chronicle）中同样表现出将哥特和罗马传统联系起来的意愿，该著透露出这样的含义：永恒的罗马现在由日耳曼人来继承。至于在西班牙建立王国的西哥特人（Visigoths），塞维利亚（Seville）的主教伊西多尔（Isidore）在他关于哥特人、汪达尔人（Vandals）和苏维汇人（Suevi）的历史中赞成卡西奥多鲁斯和约尔丹内斯的哥特人早期史。伊西多尔强调哥特人起源的高贵，他宣称，“哥特人是玛各（Magog）的后代，是雅弗（Japhet，
诺亚的一个儿子）的儿子，看来他们和斯基泰人是同一源头，他们在名字上与斯基泰人也没有很大差别。因为，当一个字母改动时，另一个字母就要移位，盖塔人（Getae）[2]起名字时总像斯基泰人。”[3]
不过，伊西多尔并不想在西哥特人和罗马帝国之间建立联系以改进前者的地位。西哥特人有自己独特的尊严和价值。都尔的格里高利（Gregory of Tours）的《法兰克人史》（History of Franks）目的不在于崇敬早期法兰克人，而旨在对他们进行冷静的评价。当这个“特别的人民”从潘诺尼亚（Pannonia）兴起时，他们是优秀的武士，但也是狂暴无知的偶像崇拜者，从其祖先或特征而言完全不是个杰出的人民。直到7世纪的《弗里德加年代纪》（Chronicle of Fredegar）——很可能是三位作者的作品——才为法兰克人找到了一个崇高的起源：
特洛伊的祖先。这部编年史复活了伊尼阿斯率领一批特洛伊人渡海迁往意大利的传说。这个传说还认为普里阿摩斯带着一群人迁往
马其顿，有些人在那里成了菲利普和亚历山大的祖先，而另一些人则继续西行，成为法兰克人的先祖。
盎格鲁-撒克逊人要等到他们找到一位辩护者时才巩固了他们的统治，此人就是比德修士。6世纪时，
凯尔特修士吉尔达斯（Gildas）认为盎格鲁-撒克逊人是破坏者，虽然他把这些人看作上帝惩罚罪孽的布立吞人（Britons，或译不列颠人）的工具。他在其《不列颠的毁灭》（Ruin of Britain）中追述了罗马英格兰的衰落。“他们（罗马人）走后不久，皮克特人（Picts）和苏格兰人（Scots）像炎热正午从洞穴中涌出来的蠕虫一般，从他们的独木舟上急急忙忙地再次登录上岸。”[4]处境窘迫的布立吞人因缘请凶猛而不信神的撒克逊人的帮助而注定了自己的厄运，撒克逊人是“为人憎恨”的种族，他们后来成为布立吞人的凶猛对手，继而成为征服者。比德于731年完成了他的《英格兰人教会史》（Ecclesiasitcal History of English People，或译《英格兰教会史》），作为诺森布里亚（Northumbria）这个强大的日耳曼王国的居民，他已能较为平静地看待盎格鲁-撒克逊人。这些异教徒虽然凶猛甚至残暴，但他们也是惩罚罪孽的布立吞人的“正当裁决”的工具，布立吞人没能让撒克逊人皈依。但在基督教化完成后，盎格鲁人、撒克逊人、朱特人（Jutes）将英格兰土地上的各族人民统一在正确的信仰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