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这个话题之所以引起学界重视，首先和我国文化发展的大形势有关。上世纪后期以来，文化包括文学艺术的发展呈现繁荣活跃的局面，各种思想观念的碰撞频频爆出火花，各种挑战既有文学秩序的观念和举动的出现也就顺理成章地接踵而至。
上世纪九十年代末，一些出版社推出许多“世纪经典”类的文学名著选本，反映出来的文学经典的认定标准差异就引发不少争论。稍早一点，有人编选“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大师文库”，打破了传统的模式，
茅盾落选，
金庸入选，与鲁迅、
沈从文等人并列，成为一个经典的文学经典事件。另外，关于中小学语文教材中鲁迅作品的争论也反映了对经典认识的差异和变化。另一方面，从文学研究本身来说，对于经典问题的重视则与文学基本观念的争论有关，“文学不能有定义”与“经典不可能永远不变”这两种观念之间无疑互相关联并互相支撑。在这样的背景下，对经典问题的思考牵涉到对文学本体的思考，也延伸到对社会文化多方面的关注，兼有通常所说的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而经典一词在社会生活中运用广泛以至某种程度的泛滥，经典老歌、经典
绕口令、经典广告语、经典游戏、经典装修之类的说法比比皆是，自然也引起学者对这一概念正本清源的热情。
一
什么是经典？许多论者都在中西词源学考察的基础上指出，经过长期的词义演化，经典已经更多地被定义为“重要的，有指导作用的权威著作”。
现在社会上对经典包括文学经典的概念使用颇为宽泛，所谓“重要的，有指导作用的权威著作”，其“重要”和“指导作用”当然可以有多种理解,但仍有不同层次、不同范围的差别。就国内学界对文学经典一词的使用，大体可以说有三层意义的区别：第一，是公共意义的经典，这些经典自身的重要性和指导作用在社会上广泛、长久地获得承认。最典型的是进入中小学教科书的经典作品，另外还包括进入大学教科书、某些标明经典的评选推荐书目、作品选本或文库的作品。第二，是文体意义的经典，例如中国古典小说经典首先属于小说特别是长篇小说这一文体，它们作为文体经典的同时也可以获得公共经典的意义；虽然公共经典一般都是文体经典，但并不是所有文体经典都可以成为公共经典。例如相声和小品各有自己的文体经典，像侯宝林的《关公战秦琼》、赵本山的
《卖拐》等作品，无疑就是相声或小品的经典，应该也是说唱文学的经典之作，但是，很少有人将其纳入公共意义的文学经典。第三，是文学史意义的经典，前两个层次的经典当然都会进入文学史，成为文学史经典；除此以外，还有一些在文学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具有某种标志性意义的作品，因为自身的局限，时过境迁以后，往往并不能对公众或文体发展产生普遍的“重要的”“指导作用”，但它们作为文学史经典的地位却是不可动摇的。如新文学初期
胡适的诗集
《尝试集》、叶圣陶的长篇小说
《倪焕之》，新时期文学发端时卢新华的《伤痕》、刘心武的《班主任》等。
这三个层次经典的形成，实际上是不同范围内对于经典所应具备的重要性、指导性、权威性形成共识的过程，无疑第一层次的共识性最强、最普遍。虽然这三层意义的界限不可能绝然清晰，但做一定的区分仍有必要，特别是对于避免经典概念的泛用自有好处。
二
文学经典的经典性，常与体裁、主题、题材等范畴联系在一起，如可以有长篇小说经典、爱国主义经典、山水诗经典；又常为时代、地域、国家、民族等因素所制约，如中国古典小说经典，除了“小说”这一范畴限制外，又包括了“中国”、“古典”（古代）等国家、时代因素的限制。经典具有时代性、历史性，今天很难再产生《红楼梦》、
《三国演义》这样的长篇小说；经典又具有现实性、当下性，《红楼梦》、《三国演义》在内容上对于人们认识
古代中国的社会风貌、人情世故进而了解中国都大有裨益，在艺术上仍可产生美的启迪。虽然每一部经典作品的现实性和当下性不可能完全一样，但这并不影响其文学史或文体的经典性。
诚然，经典指的是优秀的、具有规范与指导意义的作品，文学经典是这样，其他艺术经典是这样，其他领域的经典也是这样。只不过所谓优秀、具有规范与指导意义这些标准，在不同时代，在不同社会文化体制和不同审美风尚下，在不同的个人或人群那里，都会有差异、变化或调整。在现代社会中，经典的地位常以进入教材、权威部门发布的书目等形式得以确认。甄选经典是为了找出最好的，争论经典是为了确认哪些作品是最好的，经典建构包括解构和重构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从不同的角度去寻找优秀文学作品产生和流传的轨迹，这就是研究经典问题的意义。
三
美国学者乔治·迪基认为，艺术品之所以成为艺术品，其地位是人授予的，这种授予艺术品地位的活动取决于一个特定的环境，即艺术世界中的制度和惯例。艺术世界的中坚力量是一批组织松散却又互相联系的人，主要包括艺术家、报刊记者、理论家、批评家、艺术史学家、美学家等等。另一位美国学者
乔纳森﹒卡勒则认为,文学就是一个特定的社会认为是文学的任何作品，也就是由文化来裁决，认为可以算作文学作品的任何文本。他们所说的“艺术世界”和“特定的社会”,“惯例”的“授予”和“文化”的“裁决”,同样也适用于文学经典的构建。前面所说的三种经典的构建都是多种文化观念、美学观念、文学观念博弈的结果，其地位也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其中又以第一层次往往变动最多。
文学作品经典地位的获得主要是通过文学评论、文学史编写、文学（语文）教材编写、选本、书目等方式，这些方式的运作中有各种审美观念、文化观念乃至政治观念的博弈，出现不同的经典衡量标准。这些标准总起来说也是两种，一种重视经典的审美价值、艺术价值，强调其客观性、稳定性和历史性；一种重视经典的规范指导意义，强调其
主观性、变动性和当下性。在这种博弈中，人们最终形成某种具有较大
公约数的共识，对于更强调对社会具有多方面规范、指导和启迪意义的公共经典来说，这种共识就尤其显得必不可少。前面提到的“20世纪中国文学大师文库”，金庸能够入选，应该说与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通俗文学的盛行和地位的提高密切相关，正是在那样的时代背景下，编者才可能向既有的社会共识发起冲击。
现在，网络上标为经典的作品不少，但同时网络文学难成经典的感叹也常在网络上弥漫，其实，其难成的正是公共经典，难就难在还未能形成足够的社会共识。通常所说的“红色经典”，产生于特定时代和特定文化语境之中，就其主题题材、艺术风格等等而言，无疑都是那一时代具有标志性、权威性的重要作品，但对其普遍的经典性在学界则存在着众多争议，要想获得所谓公共意义上的经典地位往往仍有一定困难。当然，在这种普遍的社会共识之外，人们完全可能根据自己的标准和认识发表各种意见，认为某部作品或某些作品为经典，形成所谓“个人的经典”或“群体的经典”。这些意见成为推动经典构建中的多重力量，或多或少、或深或浅地影响到经典的形成、颠覆和重构。现代社会中，官方、精英、民间的意志更多是在上述文化运作中实现平衡和协调而形成普遍共识的。通常情况下，并没有官方正式的“经典”名单公布。大众文化对经典的解构，如大话、戏说、戏仿等，实际上是在承认作品经典地位的前提下进行的，常常带有借助经典的影响以扩大自己的影响的意味，这正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基于社会共识而形成的经典的地位。
四
以中国古典小说一批名著而言，自19世纪末新的文学观念逐步形成以来，就被授予现代意义的文学经典的地位。虽然后来某些时候其中有的作品受到这样那样的非议，例如《三国演义》的正统观念，
《水浒传》的“只反贪官不反皇帝”，都曾遭受过批评；诸多名著的主要人物形象如
诸葛亮还曾被批评为“扁平人物”而非“圆形人物”，因而艺术价值大受质疑；但是总体而言，这些作品的经典地位一直都没有动摇。究其原因，可以发现社会共识形成和传承的各种复杂因素。一百多年来的近现代历史进程中，不断出现新的历史环境，新的物质条件和
文化背景，也不断产生新的经典建构主体、观念与机制。由于受西方文学艺术观念的影响，对于小说文体地位的认识也有了根本性的变化和发展，这自然有助于古典小说名著经典地位的巩固与提高。在经典化诸因素中，读者的选择，批评家的阐释，媒体的传播，特别是现代社会文化机制的作用等等，都有了巨大的变化、发展与调整。社会整体文化水平的提高，文艺阅读和欣赏的多样性，使得包括古典小说在内的文学读者队伍出现了深刻的变化。
中国古典小说经典地位的形成经历了长达数百年的历史选择与积淀的过程，其经典性在新时代所体现出来的现实性、当下性，正是以其深厚的文化内涵为基础的。眼下的文学创作当然不乏优秀之作，但能否获得经典的地位，却不是作者或评论者一厢情愿的事。当年曹雪芹“于悼红轩中披阅十载，增删五次”，写成《红楼梦》，并感叹：“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当时，他大概不曾想过，我们今天会在这里讨论他作品的经典性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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