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安时代(Heian Period)
是日本古代的最后一个历史时代,从794年桓武天皇将首都从奈良移到平安京(现在的京都)开始,到1185年源赖朝建立镰仓幕府一揽大权为止.在奈良朝末期,朝廷与贵族势力之间的矛盾激化.为了削弱权势贵族和僧侣的力量,桓武天皇于784年决定从平城京迁都到山城国的长冈(今京都市),在那里筹建新都,命名为平安京,希望借此获得平安、吉利、安宁与和平。由于平安京于794年完工，故史学家常把794年作为平安朝的开始。平安时代的称呼来自其国都的名字。
1.简史
794年，桓武天皇为了重新建起律令政治，迁都到了京都。为了祈求能永世和平，所以这个新首都叫”平安京”。从这个时候开始到之后大约400年之间称为是”平安时代”。从此时到江户时代的结束时期大约1100年之间日本的首都都是在京都。
到了平安时代，庄园更加的增多。而对于大化革新有功的藤原氏所有的庄园是特别的多，也是最有力的贵族。藤原氏让自己的女儿嫁给了天皇，并让其皇子成为下一个天皇，而自己在天皇还小的时候成为了摄政，而在天皇成人后，自己则成为关白（辅佐天皇的大臣）来掌握政治（摄关政治）。藤原氏在11世纪初的道长．赖通父子的时代是最为繁华的。而由赖通所建的平等院的凤凰堂则是平安时代时最具代表性的建筑物，并成为了这个时代的贵族的住宅的建筑方式（寝殿造）。
平安时代的初期左右，贵族是十分的崇尚唐风文化，但是到了9世纪时，随着唐朝的衰退，管原道真便提议癈止派遣使者到中国去了。而因为受到大陆的影响减低后，日本也开始了自己独特的国风文化。贵族的住宅被称为了寝殿造，而服装在正式服时，男的是衣冠，束带，女的是身穿十二单．在绘画方面，使用了柔和的线调和华丽的色彩来描绘风景和当时的风俗，因此大和绘便产生了。和歌也变的流行，而天皇也下令编写了一本”古今和歌集”。
2.平安时代武士的兴起
当藤原氏在首都享受繁华的生活之时，地方上的武士也开始伸展自己的势力．所谓的武士是指地方上为了保护自己的土地而有武力的人们。武士是以有力的豪族为中心而组成的武士团，而当中最为强的是源氏和平氏。
过了11世纪中，藤原氏的独裁势力衰。白河天皇退位而成为了上皇（太上皇）。上皇的居所被称为院而因为上皇在院中继续的掌握政权所以又叫院政，因为实权是握在上皇手中，所以摄政，关白，和天皇只是有名无实的存在。
12世纪中，上皇和天皇开始对立，这个是和藤原氏一族的斗争有关，而源氏和平氏的武士则是各为自己所支持的派系在首都引发了战争（保元．平治之乱1156、1159）。武士在这个时候开始进出中央。
保元、平治之乱后平清盛打败了支持上皇的源氏，因此代替了藤原氏和上皇掌握了实权。清盛在1167年时成为了太政大臣，他的一族也因此在朝廷有了很高的地位。然后他在兵库（神户）修筑了港口，和中国（宋朝）进行贸易，得到了很大的利益。另外，因为平氏有很多的庄园，那时候已经强到了”若不是平氏的人的话，大约就不是人”的地步了。
而不满平氏的做法的后白河法皇，向在保元、平治之乱战败的源氏联手（1180）使源氏和平氏又开始了战争。而这次源赖朝和其弟源义经堂兄弟源义仲（木曾义仲）在全国各地打败了平氏，1185年时，平氏一族被义经的军队打败，在坛（山口县下关市）全灭（坛的浦之战）。
日本江户时代
江户时代是德川幕府统治日本的年代，时间由1603年创立到1867年的大政奉还。是日本封建统治的最后一个时代。
1603年，德川家康被任命为征夷大将军，在江户设幕府，至第三代将军德川家光时，幕府机构大体完备。幕府领地约占全国土地1／4，其余由大名(诸侯)领有，称藩国。将军是全国最高统治者，下设老中，决定政策，统辖政务，负责控制朝廷、大名与外交；大名是各藩国的统治者，下设家老、年寄等，直接统治人民，拥有领地的行政、司法和年贡征收权等。幕府设巡见使及被称为目付的监察官监督各藩国，并采取大名参觐交代和大名改易等办法控制大名，但各藩国仍具有相对独立性。因此形成在德川将军控制下的各藩国分割统治的政治体制。17世纪末，由于商品经济发展，幕藩体制出现危机，表现为幕藩财政困难，农民起义频繁。为应付危机，幕府在18 世纪中叶～19世纪40年代实行改革，但并未奏效。1854年日本开国后，民族危机又加剧了封建制危机。萨摩、长州等西南强藩，在改革派下级武士推动下，逐渐采取与幕府不同的政策，殖民兴业，抵抗外敌。在幕末农民起义和萨长等西南强藩为中心的倒幕运动压力下，第十五代将军德川庆喜于1867 年末被迫宣布奉还大政。1867 年12 月9日倒幕派发动王政复古政变，宣布废除幕府制度。新成立的明治天皇政府经1868 ～1869年的戊辰 战争，彻底打倒幕府势力。至此，日本的封建幕府政治结束。
德川中期以后商品经济得到了极大发展，全国形成了以大坂、江户、京都为中心的商品经济圈。江户是最大的全国消费市场。每天都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商船满载大米、酒类、盐、手工制品在江户港停泊。这些产品除了一部分为上交给幕府与藩主的租赋外，一半以上为进入江户流通市场的商品。以大米为例，送到江户的商品大米由米批发商卖给销售商，经“舂米屋”加工后直接送往市场销售，在嘉永（1848－1853）年间，仅江户城就有这样的“舂米屋”2700余间。 在大坂，于1697（元禄十）年，开设了堂岛大米市场，1730年，堂岛米会所成立，下设“正米商内”与“帐合米商内”。“正米商内”负责米券的发放，“ 帐合米商内”则进行相当于期货交易的证券买卖活动。每年有100万石以上来自畿内、九州、四国甚至东北的大米集中在被称为“藏屋敷”的仓库中，米商用购买的“米切手”（米券）兑换大米运往大坂堂岛米市场进行销售。
除了大米之外，酒的市场也在形成。幕府为稳定米价，曾于1754年下令解除对造酒业的限制，兵库县滩地方、摄津的伊丹、池田都成为著名的酒产地，兴盛的酒制造业还吸引周边百姓参加劳动。另外，盐的产地主要是濑户内海沿岸诸国。17世纪，这里出产的盐占全国盐市场的九成以上。
由于城乡分工扩大，商品生产的流通、合作性日益加强。例如秋田的棉纺织业，其原料就来自藩外的大坂。这种生产方式打破了藩与藩的界限，使商品生产的市场日益扩大。
商品经济的发展也把农民卷入了商品生产的环流。农村不仅仅是商品原料的提供地，同时也成为简单加工业的工厂。商人会向农民统购一定的手工产品，支付有限的加工费；地主富农开设手工作坊，雇佣农民进行生产等等，都是这一变化的体现。
这样，全国各地各地都出现了相对独立的市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逐渐出现。
19世纪初，出现了由许多工人分工制造同一产品的手工业工场。在农村，地主富农开设酿酒、酱油等手工作坊，雇佣农民进行生产。也有的商人提供原材料和生产工具如棉纱、织机等，组织劳动力生产商品。而在城市，手工工场的数量和规模都达到了相当大的程度。江户时代上层社会穿着的华贵衣物和市民们消费的布料大多出自京都西阵的手工业工场。工场除了平织机之外，还拥有可以织出复杂花纹的“高织机”。西阵的丝织工场在18世纪达到极大的规模。1730年6月京都西阵织造工场遭受大火，损失织机3012台，而这个数字只是全部织机的一半，恢复后的工场，织机数量仍然达到2500余台，可见当时西阵织造工场实力之强。除了酿酒、丝织，其他行业也相继出现了手工工场。
商品经济冲击着封建领主经济结构，促进了生产关系和农村的阶级变化。首先，出现了一大批豪商，他们利用商品经营中获取的利润，投资于土地垦殖和河川治理，成为拥有商品、钱庄河大量土地的商人兼地主。他们把资本转化为土地，再通过租佃关系剥削农民，转过来又用地租投入商业活动；其次，农民中也发生了分化，大批小农失去土地，沦为租佃农。小农的破产，从根本上动摇了幕藩体制。正是这种生产和阶级关系的变化，推动了推翻幕府，建立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新政府的活动。
江户时代的经济制度是一种封建的小农经济。16世纪末，日本人口的80%以上为农民。基本的生产关系为各藩领主直接控制广大农民，农民为领主耕种一块世袭土地，并交纳一定量的实物地租和贡米。这种被称为“本百姓”的自耕农，是德川幕府时代幕藩体制的主要经济基础。
幕府的收入主要依赖农民的年贡。因此为保证大米等粮食的供应充足，幕府千方百计提高对土地产量的剥削，不断地变换租税收取制度，提高农民上税的份额，对农民的搜刮几乎到了使农民“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境地。为防止农民从土地上流失，严禁土地的永世买卖。同时为了防止农村生产、生活的商业化，1650（庆安三）年，幕府向全国农民发布《庆安告谕》，禁种经济作物，提倡节约。并通过改革币制、强制捐献、垄断专卖等形式压抑商品经济的发展。
尽管如此，商品经济还是在农村出现了，农村的生产力程度由于生产工具的改造以及栽培技术的提高而获得了很大的发展，一部分农民开始有了年贡之外的剩余产品。这为商品经济在农村的发展与城市的繁荣创造了条件。一部分富裕起来的富农、地主雇佣贫雇农进行土地的耕种，同时在农村开设手工作坊，进行商品的经营，牟取更大的利益。乡村商人统包农民的农产品及手工产品，销往外地。同时城市商人也把目光投向农村，他们向农村收购产品，牟取利润。封建领主出于生活与财政的需要，也不得不鼓励农民进行一些经济作物的生产，农业生产日益商品化。在这样的情况下，逐渐产生了农业特产区，如棉花生产集中在畿内和东海地区，养蚕集中于关东和东山地区，大豆盛产于本州东北地区。这样的地区性特色农业为农产品的商品化提供了契机。米、棉、油等农产品除了上交部分外，剩余部分都作为商品出售。自然经济逐渐受到冲击。
农村经济作物的生产，促进了手工业的发展。从17世纪末开始，农村手工业成为手工业发展的显著特点。农产品的商品化，使农村卷入商品经济的漩涡。上交给幕藩的租贡和农民的剩余品都向货币趋势发展。17世纪后半期开始，为解决复杂的财政生活需要，各幕藩开始实行初期专卖制，并开始经营地方性特色手工业。一部分农民在商业活动中独立出来，成为新兴的阶层。经过商人的活动与幕藩的经营，各地手工业也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和自己的特色。手工业的主要产地有：京都西阵、九州博多的丝织业，大阪附近的棉织业，越前、美浓的造纸业，滩、池田、伊丹的酿酒业等等。
由于各产业的发达与“参观交代”制度的影响，交通的建设也如火如荼。形成了以江户为中心的呈反射状的交通要道。沿海岸到京都的东海道、经信浓到京都的中山道、通往甲州（今山梨县）的甲州街道、去往奥州（今东北地区）的奥州街道与通往日光的日光街道被称为当时的“五街道”。由于运送大米与物质的商船的增加，航运事业也逐渐发达起来。
随着各产业的发达，城市的发展进一步繁荣。为削弱各地大名的反抗力量，1615年幕府下令摧毁除藩主居住地以外所有地方的城堡，保持“一国一城”。幕藩的领主将武士聚集到城堡周围，并召集手工业者、商人也聚集到这里，形成“城下町”，在“城下町”的基础上慢慢发展了城市的规模。到17世纪末，全国上下已有城市300余座。其中江户、大坂、京都是全国最大的城市。以江户为例，不仅是幕府所在地，而且是经济文化的中心。据1693年的调查，江户各阶层的人口总数有100余万，超过当时世界上最繁华的城市伦敦。大坂为当时商业的中心，有“天下的厨房”的美誉，江户时代在这里形成了全国市场的中心，活跃在城市的町人与进出大坂的商人使大坂成为当时最具活力的城市，人口也仅次于江户。另一个繁华的城市就是京都，18世纪初城内外人口达到36万左右。
城市的兴盛使商业更加繁荣。为保证商业的利益，批发商门组成同业公会，不断地积蓄起财富，出现了大坂鸿池、江户三井等大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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