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看，到底什么影响了社会生育率水平。从已有的研究来看，大致可以归为以下几点：
首先是经济因素。生育率下降是宏观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微观个体经济负担加重综合作用的结果。国外大量研究表明经济波动引致的收入不稳定和失业率攀升、沉重的住房负担和抚育孩子的经济成本是导致世界各国陷入低生育率困境的直接原因。中国也不例外，尤其是养育子女的直接经济负担和难以负担的住房成本已成为中国低生育率的重要原因。
其次，社会因素。除了经济因素以外，社会因素也是造成我国生育率持续走低的关键原因，主要包括社会性别规范、人力资本提升、人口流动与城镇化三个维度。社会和家庭层面的性别不平等是导致中国低生育率的重要原因。在家庭层面，女性既是生育的主体，也是履行子女照料责任的主要承担者，这种家庭内部传统的性别角色分工的不平等会导致家庭和工作的冲突，提高育儿的生育成本和机会成本。受教育水平作为人力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对生育决策和生育行为的影响一直是国内外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随着高等教育的不断扩张，国民素质得到很大提高，人力资本水平发生显著变化。高等教育扩张的直接影响是受教育年限延长，进而推迟年轻人群的初婚初育时间。更为重要的是，接受更高层次的教育会让年轻人更有可能理性规划自己的职业生涯，有着更高职业目标和收入预期，这部分群体即使在完成学业后，也还需要相当长一段时间来实现自己的职业目标，而在这之前几乎不会考虑组建家庭。因此，受教育程度越高，越有可能推迟结婚和生育。大规模、常态化的人口流动对于流动人群婚育的影响集中体现在初婚时间的推迟和生育数量的减少。一方面频繁流动会加重流动人口的流动成本，直接干扰婚育行为，另一方面大规模的乡—城流动会改变农村传统的婚育惯习。
再次，家庭代际支持。家庭是实施生计行为的重要场域。 作为生育支持的重要供给来源，来自长辈的家庭代际支持能够为生育主体分担一部分照料责任，尤其当夫妻双方为双职工家庭时，获得长辈的代际支持就显得尤为重要。最后，制度因素。以医疗卫生、妇幼保健和儿童托育服务为核心的公共服务支持体系和社会保障制度是家庭作出生育决策的重要考量因素。公共服务的可及性会对家庭生育意愿和生育决策有显著影响，尤其对于农村流动人口影响更大，他们可能会因为缺乏保障措施而选择推迟生育。
此外，还包括文化规范。除了外在社会经济结构因素的变迁，内嵌于生育政策背后的生育文化和价值规范也是导致中国陷入低生育陷阱的重要因素。 一方面，在上世纪80年代严格的限制性生育政策影响下，制度规范的影响过强挤压了个体的价值规范和传统的生育观念，其直接后果便是生育行为成为一种“非意愿性选择”，在长期的制度硬约束下，传统的“多子多福”和“传宗接代” 生育观念逐渐弱化，家庭或个体已逐渐趋向于少生、独生甚至不生，从而在全社会形成一种内在的文化自觉。 另一方面，高昂的生育成本在全国蔓延，尤其自2010年以来，不断攀升的住房压力、子女抚养成本以及劳动力市场上的就业压力加剧了家庭对于未来的隐忧。
所以，影响社会生育率水平的因素很多，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是的措施和手段往往起到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正如前几年先后放开二胎、三孩政策，政策的放开对生育率的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了。所以前述“专家”提出的意见，被广大网友吐槽实属正常。也希望专家们在提出意见的同时，稍微尊重下常识，也不要无底线挑战民众的智商了。
想要稳定生育率其实也很简单，大部分国家都经历了生育率“陷阱”，也就是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社会生育率水平往往处于较低水平。但也有一些例外，例如北欧一些发达国家，完善的社会保障、教育、养育制度、生育津贴等，实现了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的高度吻合，这才是稳定和提高社会生育率的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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