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感知、解释和回忆多大程度上会受到假设和预先判断的影响。实验证明：我们并非如实地对现实进行反应，而是根据我们对现实的建构做出反应。
我们的记忆系统是一个相互联结的网络，而 启动 就是唤醒或者激活其中的某些特定联结。启动一个念头可以影响个体的另一个念头，甚至是行为。例如：在实验者不知处的充满清新剂味道的环境中，荷兰学生能更迅速地辨别出于清洁相关的词语。在后续后一种，被试者对这种气味和所产生的的作用毫不知情。潜伏在我们身边的信息将会影响真实的判断。
具身认知 ，即生理影响心理，反之亦然。
当社会信息可以做出多重解释，先入为主就很重要了。第一认知，至关重要以至于明知道是错误认知，都依然相信。先入为主令我们对他人的解释和回忆事件产生了惊人的影响。
在短片当中，人们会首先看到如下三个镜头中的一个：一个死亡的女人，一盆汤，一个玩耍的女孩。之后给人呈现一个相同的画面，即一个演员的中性面孔。结果人们认为第一个短片中的演员的表情是伤感的；第二个则是沉思，第三个则是快乐。这便是“库勒乔夫效应”。
我们通过自己的信念、态度和价值观来看待我们的社会。这就是我们的信念如此重要的一个原因；正是我们的信念塑造了我们对其他任何事物的解释。
第一认知，至关重要以至于明知道是错误认知，都依然相信，这种现象被称为 信念固执 ，它证明了信念可以独立存在，并且当支持它的证据被否定时仍会存活下来。
我们越是极力想证明我们的理论和解释可能是正确的，我们对挑战自己信念的信息越封闭。那么有什么方法可以纠正我们的信息固执呢？唯一的方法是： 解释相反的观点。
我们的记忆并不是我们记忆库中所存信息的精确复制品。相反，我们会再提取信息时对记忆进行建构。因此我们可以轻易地（无意识的）修正自己的记忆，以使其符合我们当前的认识。
多次试验发现 误导信息效应 ，即人们将误导信息整合在他们的记忆中：他们把一个转弯的标志回忆成停车的标志。
这一过程不但影响我们对社会事件的记忆，也会影响我们对物理事件的回忆。让学生花15分钟和另一个人交谈。之后告知对方喜欢自己的学生将该人的行为回忆为放松、自在和开心的。而被告知不喜欢自己的学生将该人的行为回忆为紧张、拘束和不开心。
过去的事情会因为现在的态度而转变。毛毛虫化茧成蝶后会认为自己小时候是小蝴蝶，这种事太常见了。成长和成熟把我们都变成了说谎的人。
积极的记忆建构的确可以美化我们的回忆。给回忆蒙上一层玫瑰色。
我们同他人关系改变时，我们关于他人的回忆也会改变。
我们的记忆也会重构其他方面的过往行为。对学生传达一个信息，使他们相信刷牙的必要性。之后，在一个完全不同的实验里，这些学生回忆起在此之前的两周内他们刷牙的次数比那些不知道此条信息的学生要多。
有时候，我们的观点是经过改良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能将自己的过去会议的与其实际情况更加不同。
理解我们形成社会判断的过程。
启动实验证明无意识确实控制我们的的大部分行为。对绝大部分人来说，其日常生活并不是取决于清醒的意图和经过深思熟虑的选择，而是受内部心理过程的控制，它通过加工环境特征而起作用，并不受意识和指导的控制。
我们的思维还有一部分是 受控制加工 （深思熟虑的和有意识的），而还有一部分则是 自动化加工 （冲动的、无需努力的、无意识的），这超出了心理学家的想象。请想象一下这些自动化思维的例子：
社会心理学家不仅探索了我们易于出错的事后判断，还探索了我们的错觉——即基于知觉的错误解释、想象和建构性的信念。
当我们解释自己的经历和构建记忆时，我们的自动化直觉有时会出错，并且我们通常意识不到这些缺点。对过去知识进行的判断中存在一种“智力自负”现象，这种自负会影响对目前知识的评价和未来行为的预测。讽刺的是，这种 过度自信现象 ， 能力不足反而会促使过度自己倾向 。
为什么经历无法使我们的自我评价更客观一些呢？一方面，人们总是将过去错误的判断回忆为基本正确的。
人们往往回去寻找那些支持自己的信念的信息。与寻找证据证伪自己的信念相比，我们更愿意证实它们。我们把这种现象叫做 验证性偏差 。
验证性偏差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我们的自我意象如此不稳定。人们更愿意寻找支持它们自我观点的人做朋友和配偶。
三种技巧可以成功地降低过度自信。一种是 及时反馈 ，气象预报员和设定赌马赔率的人明天都会得到清晰的反馈信息。因此，两个群体中的专家在预测自己的准确率都做的十分出色。
为了降低“规划谬误”的过度自信，可以将一项任务拆解成几个部分，并分别估计完成每个部分所需的时间。
第三种方法就是让人们设想自己判断可能出错的原因：迫使自己去考虑无法证实自己信念的信息。
我们很容易就可以形成印象，做出决定和生成解释。我们通过 启发式判断 做到了这一点，它是一种简单、高效的思维策略。
代表性启发式判断 是指对某个事物进行评价时，在直觉的引导下，将其与某一类别的心理表征进行比较。
我们越容易回想起某个东西，那个东西就越可能是真的，称为 易得性启发式判断 。（惯性思维）但有时这个规则会欺骗我们。
易得性启发式判断的运用可以揭示出一条基本的社会思维规律：人们从一条一般公理演绎出一个具体例证的过程是缓慢的，但他们从某一个鲜明的例证归纳出一般公理的过程则是非常迅速的。我们为了鲜少发生的儿童绑架事件焦虑不安。但在孩子坐车时却不给他系安全带。我们为了小概率时间忧心忡忡，却忽略了高概率事件。鲜活、容易记忆的事件（因而具有知觉易得性）影响我们的社会感知。这样的结果就是“概率性忽视”。
易于想象（认知上的易得性）的事件也会影响我们对负罪、遗憾、挫败和宽慰的体验。加入我们队以一分之差输掉（赢得）了比赛，我们会感到遗憾（宽慰）。奥运会比赛中，铜牌获得者往往比银牌获得者显得更快乐。这种反事实思维通常出现在我们可以很容易想象出可能结果的时候：
反事实思维是构成我们幸运感的基础。事件本身越重大，反事实思维的强度就越大。在一项针对成年人的调查中，最常见的悔恨是未能更认真对待自己的学业。如果我们敢于更经常地走出我们的舒适区——去冒险，面对失败，至少曾经尝试过，那么我们是否能够因此而少些悔恨呢？
我们试图在随机事件中寻找桂规律，会令我们误入歧途。
要在没有相关的地方看到相关。当我们期待发现某种重要的联系时，我们很容易会将各种随机事件联系起来，从而知觉到一种 错觉相关 。
将随机事件知觉为有联系的倾向往往容易产生一种 控制错觉 ——认为 各种随机事件多少受我们的影响 。这会驱使赌徒不断下赌注，也令我们其余的人去干各种不可能之事。
我们都喜欢控制感，因此，当觉得控制感丧失时，我们会设法创造谋者预测感。在实验中，控制感丧失导致参与者对股市产生错觉联系，知觉到并不存在的阴谋，还变得迷信。
另一条可能产生控制错觉的路径：我们没有认识到 趋均数回归 这一统计学现象。
情绪会沉入我们的思维中。在愉悦的情绪感染下，世界显得更友好，做决定似乎更简单，人们也更容易回忆起好消息。然而心情阴郁低落的话，思维将会转向另一条截然不同的轨道。
我们对他人的评价取决于如何解释他人的行为。基于我们的解释，我们会把杀人行为判定为谋杀、过失杀人、正当防卫甚至英雄行为。
人们通常试图将个体的行为归结为内部原因，或者归结于外部原因。
我们可以很轻易地推断出个体行为背后的特质，即 自发性特质推论 。
归因通常情况下都是理性的，我们如何利用下列三种信息解释行为。
埃德加使用电脑是总是出现问题，大多数人参考的信息包括：
一致性（埃德加经常无法使用其电脑正常工作嘛？），区别性（埃德加基金不能使用这台电脑还是其他的电脑也无法使用？），以及共同反应（其他人在用这个电脑时也会出现问题吗？）
当我们解释他人的行为时，我们会低估环境造成的影响，而高估个人的特质和态度所造成的影响。例如，我们觉得他人会摔倒是因为他们笨拙，而不会觉得是因为他人被绊了一下。
这种低估情景因素作用的倾向，我们称为 基本归因错误 。
我们的思维模式总的来说具有一定的适应性。错觉通常使我们将复杂信息简单化的策略的副产品。
另一个关注诸如基本归隐错误这类思维偏见的原因就是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
第三个原因是我们通常意识不到这种思维偏见。
社会心理学的目的是让我们了解自己思维的荒谬之处，以期我们变得更理性，更加贴近现实。
我们的社会信念和判断非同小可。它们会影响我们的感受和行动，并以此有助于生成它们自己的现实。当观念引导我们以证实自己的方式行动时，这就成了社会心理学家所说的 自我实现预言 ，即信念能够导向自我实现。如果人们相信银行即将倒闭，纷纷排队去提款，它们错误的直觉便可以创造出事实。
教师的期望会变成自我实现预言。不过较低的期望并不会毁掉一个有能力的孩子，同样较高的期望也不会魔术般地讲一个学习吃力的孩子变成在毕业典礼上致辞的毕业生代表。
自我实现预言会影响我们的人际关系。有时候，我们对那些我们对其怀有消极 预期的人表现得友好，并引起了他们的善意回应，这种回应证伪了我们的预期。我猜想妻子心情很差或者舒畅会影响我对她的行为，进而引发她的某些行为以验证我的信念。
在夫妻之间同样如此，那些担心伴侣不爱喝不接受自己的人将微小的伤害解释为拒绝，导致他们贬损并疏远伴侣。那些对伴侣的爱和接受抱有信心的人表现出较少的自我防御，与伴侣的关系更加亲密。
一单形成错误的社会信念，就可能引发他人做出某些行为反应以支持这些信念，这种现象叫做* 行为确证 。
一个人可以非常聪明，但做决定的时候可能表现的异常糟糕。努力尝试还是不能消除思维上的偏见。为什么如此多无家可归的人？遭遇不幸？行凶杀人？我的朋友喜欢我本人还是我的钱？认知偏见甚至会潜入到复杂的科学思维。自从圣经作者提出“没有人能看出自己的错误”以来，人类的天性在过去的3000年中几乎没有什么改变。但是教育确实可以减少我们犯特定类型错误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