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到哈佛讲座时，令人吃惊的是，一个小教室里人都没有坐满。为什么呢?因为学生们认为，他的获奖成果是几十年前的产物，当他拿到诺贝尔奖时，他的研究早就过时了。如果仅仅为了瞻仰名人的风采而去听讲座，纯粹是浪费时间。
这就是哈佛的风格：见解独立，充满自信，从不盲目崇拜名人。在哈佛人眼里，名人一般都是大众文化的产物，大学应该靠自身培养名人而扬名，而不是靠攀附现成的名人。
为了培养学生不盲目崇拜的风格，哈佛大学实行了“学生评教师”的制度，其做法是：每门课结束前，学校要求每个学生必须完成一份课程评估表。按规定，学生填表时，教师应离开教室，待所有学生完成表格后，由一位自愿者直接将表交到学校行政办公室。为了解除学生的顾虑，鼓励学生畅所欲言，填写该表是不用署名的。校方在整理完评估表后，会将相应的信息反馈给教师及学生。
评估表除了表达学生对这门课的具体要求外，还有一部分是对教师教学方法、能力、态度的评价。它可以帮助教师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哈佛大学认为，教师不是真理传授者和正确答案给予者，他们也同样需要受到质疑。
事实上，哈佛教授早已习惯了学生尖锐直率的质疑和批判，他们最喜爱的、给分最高的都是那些有勇气并有能力挑战教师的学生，许多教授甚至觉得，没有受到学生挑战的课是最沉闷无聊的课，也是最不成功的课。
哈佛的教授也是人，也喜欢被人尊敬崇拜，但他们的职业道德要求他们，必须与学生建立平等的关系，必须孜孜以求地鼓励学生独立思考和挑战权威，必须满怀热情地培养学生对事物的怀疑态度并引导多种观点交锋。他们懂得，只有这样，才能更接近真理。
哈佛大学这种自由表达观点、不盲目崇拜权威的环境，熏陶了哈佛人的独立精神。在他们眼里，没有人是正确答案的提供者，除非他的结论最后被证明是正确的；没有人是最后的道德判定者，除非他的价值观得到社会大众的认同。所以，当许多赫赫有名的人物来到哈佛大学时，非但没有任何优越感，相反，还要为应付一次超强度的思想冲击而犯怵。
有一次，“金融大鳄”兼世界级慈善家索罗斯应邀到哈佛大学演讲，他借机推出了自己对成立一个国际性金融机构的构想。他认为，发生全球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并不在于宏观经济或是政策不当，而是在于自由金融市场的运作。金融市场自由化必然带来不安定，全球资本主义理论面临历史性的挑战。他说：“我们目前对市场作用的盲目崇拜是危险的。市场教条主义者为了政治与社会的目的而错误地运用经济理论。当我们强调市场价值时，我们便丧失了内在价值，而内在的价值是不可能用经济来衡量的。虽然市场是无道德的，但社会却需要一个道德的架构；而眼下的金融市场缺乏的正是这种道德的架构。为了推行这一道德的架构，唯一的办法是创立一个国际性的经济管理机构。”
索罗斯话音刚落，立即有人提出质疑：“我们先不说远的，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会服从你那个国际性机构吗?你首先要劝服美国。你所谓的国际性机构可能成为一个联邦，一种世界性的社会主义。另一方面，谁的机构可以成为你所谓的国际性机构的模式?美国的?前苏联的?抑或联合国的?”
另一个人又提出了自己的观点：“目前世界经济环境中真正的问题在于：世界上最发达的15％的国家不愿意为其余的85％的非西方国家做任何事情。贫国与富国的差距在拉大，而目前的金融秩序并不促进资金稳定地从富国流向穷国。所以，我建议——当前世界的8国首脑会议G8扩为16国G16。这才是真正的解决国际金融危机的出路。”
哈佛学生就是在这种唇枪舌剑中增长见识，了解世界各领域最前沿的知识。当他们日后走上社会时，这种不崇拜权威和平等表达意见的风格使他们受益匪浅——他们敢想敢说，在任何时候和任何人面前都敢于提出自己的独到见解；与此同时，他们也允许他人自由表达意见。这使得各种好想法都能摆到桌面上，沟通的难度也大大降低，工作业绩自然倍增。
比尔·盖茨最欣赏这种坦诚表明意见的工作与交际风格。尽管他尚未等到毕业就从哈佛退学，但这并不表明他厌弃哈佛不崇拜权威的风格。他拥有比世界任何人都更多的钱，但他绝对是一个平民化的企业领袖。在他的公司，人们有任何意见，都可以直截了当说出来，且不必管对方心情如何。他对别人是这样，别人对他也是这样。如果意见不一致，就相互探讨；如果还不能得出一致意见，就进行辩论；如果一方不能说服对方，就进行争吵，最后，通常是声嘶力竭者败下阵来，然后按嗓门更高者的意见办。
没有权威声音，会不会造成管理混乱呢?在大家习惯于服从权威时，的确是这样。所以，以争吵解决问题，作为一种管理方式，不具有普适性。但是，作为一种探讨问题的方式，它可以充分激活整个团队的活力，并增强每一个成员的参与意识，从而大大提高团队的凝聚力。
——引自延边人民出版社《感悟百年哈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