岭南文化
史称“五岭以南,自李唐以前,声名文物远不逮夫中原”〔33」,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交通梗阻不便。自唐张九龄奉开大庆岭体p大梅关)新道后,这一状况才有所改观。自此,大庚岭道成为广东北上主要交通线。另外,唐代广州崛起为世界性贸易巨港,也是“广州通海夷道”的起点,而自隋开京杭大运河,改善了五岭南北交通,广州港腹地更扩大了,促进了物资和人口流动以及中外文化交流。岭南文化被滋润和吸收了新养分,在前代积累基础上持续但又不平衡地发展起来,改变了过去的文化格局和景观。
一、汉俚文化融合深化
文化形成与民族融合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六朝移民高潮的结果,是汉人在岭南的人口比重显著提高。加上上述经过洗夫人的努力,汉俚文化融合过程在隋唐强大封建政治经济力量推动下变得更加迅速和广泛,程度也更加深刻。例如移居海南的汉人,唐代以前为 2万人,唐代增加到 7万,分布地区也从岛北部沿海逐步向比较偏远、开发迟而瘴病较严重的南部和东南部扩展。以往是汉在北,俚在南。环岛建置的完成,形成汉在外、俚在内的分布格局,表明有一部分俚人被汉化。在汉俚杂居地区,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水平有显著提高,岛上不但有不少土特产作为“贡品”输入中原,而且生产的商品也很精美。琼山郡守韦公干驱使俚人家奴“织花练文纱”,制角器,熔锻金银,用珍木造家具和大船,舶运到广州出卖。这说明汉文化已为越来越多俚人所掌握,否则不会有这样的工艺制作。俚人另一居地雷州,唐代还从闽南移入一批居民,壮大汉人队伍,进一步开发雷州半岛。类似这样的民族迁移和民族融合事例,实质上反映汉文化越来越处于优势地位,汉俚文化界限在这里逐渐消失了。俚人中还出现一批掌握汉文化的知识分子,如贞观七年(633年),唐太宗在汉未央宫大宴群臣,曾“命突厥颔利可汗起舞,又命南蛮酋长冯戴咏诗。既而笑日‘胡越一家,自古未有也,,,〔35〕。这。雅事历被传为俚人汉化的佳话。
二、开疆文化的贡献
汉文化在岭南的传播除以大量移民为载体以外,个人历史作用也是不可低估的。唐代岭南在中原人心目中,仍是一个瘴病之地、化外之区,因而成为朝廷处置政敌和罪犯的场所。许多在党争中败北者,都被一贬再贬,最后流落岭南。他们中不乏有见识的政治家或文化人,来到岭南后,多致力于传播中原文化,推动当地文化发展。这种以开发落后地区为目的,在边睡地区传播的汉文化被称为“开疆文化”。秦汉进军岭南所产生的文化后果,当然可以说是开疆文化在岭南之始。唐代开疆文化在岭南进入一个重要阶段,流寓人物在其中起了很大作用。这些人物著名的有杜审言、宋之间。李德裕、韩愈、刘禹锡、李宗阂、杨嗣复、王义芳、韩援、韦方质、李孝逸、韦执谊、敬晖等,他们都各有建树。例如韩愈贬潮州,在那里驱鳄鱼,放免奴婢,办学兴教,正乡音等,促进潮州风气改变。为纪念韩愈而命名的韩江、韩山、韩文公词、思韩亭、思公帕等,皆为中原文化在潮州扎根的见证。唐代贬惠州的有同平章事张锡、兵部尚书牛僧孺、著名诗人李尚德等,他们对惠州文化建设也起过一定作用。唐代贬海南的高级官吏更多,李德裕是他们的代表人物。李贬潮州再贬崖州(今琼山县境),在逆境中不忘著述,在崖州城修建望闭亭,民间还有其子孙化为黎人的传说,作为一代名相,千百年来一直为海南人所纪念和赞扬,这与其滴居时对海南文化发展的贡献是分不开的。
三、海外文化移入
我国与海外交通要地,首在广东。秦汉以来,从徐闻、合浦港发航的海上丝绸之路已很兴旺,所以海外文化假道前来,流布岭南也势在必然。唐代以前,岭南文化正处在形成阶段,尚未成熟,故更容易接受外来异质文化,使之成为自己的一部分。这也是岭南文化多元性的一个原因。 秦汉时,集散香禹的一些土特产采自南海周边地区和民族,包括香药、琉璃、玛瑞、水晶等,《史记•货殖列传》和椒书•地理志》记载了番昌与海外交通的盛况,可以说,这是有文字可稽的海外文化进入岭南之始。据考证,汉初在我国栽培最早的海南岛棉花,是从印度经越南传人的〔36〕。至于中国官员、商人、使者外出交流,东南亚一些国家和地区向我国进贡珍奇宝货之事史不绝书。新中国成立后,在广州发掘多座汉墓,除了出土大量上述物品,还有不少托灯男女 陶涌,他们的人种学特征和服饰异于汉人,也不同于当地越人,而很有可能来自东南亚、西亚或东非〔37」。这类陶涌在徐闻、合浦、贵县、梧州一带亦有发现。从文化主要依靠移民传播而言,不管这些陶涌真正身份如何,这都可视为海外文化传入的佐证。但只到了唐代,随着海上交通发展,那些来自异国他乡的民族文化才更多地移入岭南,极大地丰富了岭南文化内涵。这主要包括佛教和伊斯兰教文化、作物品种、特殊材料、器皿等。例如唐代岭南生产各款陶瓷制品,如瓦当、板瓦、筒瓦、砖石等建材,多有贴附坐佛或莲花瓣纹。佛教寺院、塔、雕刻等建筑大量兴起,与佛教传入有关的菩提树、蒲桃也在岭南安家落户。伊斯兰教清真寺、塔,伊斯兰教徒聚居善坊等在广州出现。伊斯兰教著名补品补骨脂也随同其他舶来品一起传进来。还有许多身穿奇装异服,“镍耳贯胸之类,殊深绝限之人”卜别也往来于各交通大道,歇息于哪店驿站之中。只有在岭南,才更有可能出现这样的外来文化景观。
四、文化发展反差
隋唐岭南社会发展还很不平衡,开发先进地区与落后地区并存,个别先进经济据点被大片蛮荒地区包围。这种区域发展的核心性也表现在文化上,形成较大的区域反差,成为这一时期岭南文化发展的重要特点。
大庚岭道开通,“然后五岭以南人才出矣,财货通矣,中原之声教日近矣,遇则之风俗日变矣”〔39〕。这是中原文化南下在交通沿线产生的结果。主要包括粤北、西江和珠江三角洲某些地区,刀耕火种和火耕水褥面积在这些地区还有所减少。9世纪阿拉伯地理学家伊本考尔大贝列举当时中国四大商港,内有“广府”(广州)一地。这些地区生产水果。蔬菜、稻米、大小麦和甘蔗等,渐渐跟上中原农业发展步伐;所产陶瓷,釉色纷呈;所产葛、麻、蕉、竹、棉等纤维织品,别具一格,为中原人所珍视,多以购得自炫;所酿酒类众多,其中荔枝酒为其中珍品,受到诗人白居易赞美;城镇在这些地区也很兴旺。广州过去被称为‘茅草都市”,唐宋憬任广州都督,《新唐书•宋憬传》称,宋原“教之陶瓦筑堵,列哪肆”,取代茅草修茸房屋,将中原建筑文化引入岭南。珠江三角洲兴起金利、龙江、容奇、桂洲、黄连、北水、马齐、香山、青歧等圩镇。圩市作为一种文化景观也在它们中形成。佛教文化在惠能传教韶州时十分隆盛,唐天宝年间“韶州生齿登皇籍者三万一千户,削发隶寺曹者三千七百名,建刹为精舍者四百余区”〔40),即不到 10户有僧舍 1区。从中可以窥见,这类地区文化色调很浓重,这当然是文化内外交流的结果。反观沿海低地和东江、韩江流域及海南五指山地区,不是多种野生动物渊豪,野象出没、鳄鱼为患,就是“皆雕蹄凿齿、绣面鼻饮”卜川俚人所居。不少志书都说,“自岭已南二十余郡,大率上地下湿,皆多瘴病,人尤夭折……推结箕踞,乃其旧风”〔42」,土著文化仍占一定优势。这种地区反差,恰好说明岭南文化各个组成部分这时仍处在激烈的碰撞和整合之中。
参考资料:http://www.visitgd.com/consumer/feel/wenhua_04.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