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女性社会地位，作为中国人不得不提到中国近现代妇女社会地位的变迁之路。严格来说中国女性在社会地位上是从1907年开始才有所提升的。
1907年，
清政府在内忧外患的情况下，推行新政，在教育领域颁布了《学部奏定女子学堂章程》和《学部奏定女子师范学堂章程》，首次正式把女子教育纳入国家教育体系。民初中国的女子教育，开始与女子职业相衔接，这一举措进一步突破了用教育造就家庭主妇的观念，使女性进入较为宽泛的领域，拓展了女性就业的选择权，从而提高了女性适应社会、独立谋生的能力。这对从根本上推动中国人力资源的开发、奠定改善妇女的社会地位具有重要意义。
教育构成了中国女性争取自身解放的交响曲的前奏。知识女性开始以挑战者的姿态站在反封建的前沿，表现出对封建家庭、性别歧视的精神反叛和投身社会参政议政的热情，在新的生活中塑造新的自我。我们看到，经历“五四”新文化思潮洗礼，女性的恋爱观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她们追求的不再是得到一个终生的依靠和举案齐眉，而是寻找自己的精神伴侣，是男女人格平等的相处。同时，从清末起步的
民法典的编撰，也使两性在法律上处于不平等的局面有所纠正。女性作为一个性别群体，从卑贱的一半开始成为享有法律保护的弱者。与此相应，女性在就业、参政等领域的参与权也有所改善。南方数省的女子率先获得参与市场的权利，湖南女子王昌国于1921年当选省议员，这在世界妇女运动史上也是开风气之先二十世纪初，世界形势在经历巨大动荡的同时，历史上的中国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五四运动后，有识之士举起科学民主大旗，寻求解放。在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几十年中，中国女性在社会中的角色也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变革，一部分进步的女性加入革命，参加社会活动，开始由家庭转入社会，传统中的男权中心文化模式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但是，男性中心模式是中国历史上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形成的一种超稳定的性别模式，短短依靠几十年的时间就发生较为彻底转变，是不现实的，尤其在中国农村受各种传统文化和习俗影响最为深重，且发展模式封闭，在社会上，男性依然主宰政治经济生活中的一切，女子“无才便是德” 的影响更是根深蒂固，女性在性别关系中的弱势地位仍没有多大改观。
西蒙娜·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指出，女性是在男性主义霸权文化下作为附属的第二性别存在的事实。在传统社会中，女性接受先天赋予的社会角色而实践到社会行为中，这种被造成的性别观念和性别秩序的失衡，表明社会主流话语层性别意识的整体缺失，这就必然遮蔽由性别而带来的有形无形的伤害，女性成为悲剧的承受着。传统男权思想意识给女性造成的伤害是以男尊女卑为核心内涵，以男主外女主内为社会角色分工，以男主女从为家庭角色定位，以色相和性的工具作为女性的价值存在。
喜洲镇是一个被美国人类学家许烺光搬上书架的云南小镇，在他的代表作
《祖荫下》里的中国式乡村家庭及亲属关系，是一种以父子同一和大家庭理想互为支柱而形成的社会制度，这种制度是以父子关系为中心纽带，其他关系皆是父子关系的延伸或补充，女人作为妻子母亲女儿的角色，皆是男权的附属。在这样一个男权社会里，处于弱势的女性所扮演的经济家庭角色，其地位、处境如何，又有着怎么的苦与甘，这样的女性境遇能带给我们当代社会怎样的反思，都是以下要讨论的话题。当然，作为美国心理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许先生从心理人格等文化要素入手，探讨中国文化对人格形成的影响。
本回答被网友采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