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出土的秦简上看，虽然绝大部分是关于刑法、刑事诉讼法、行政法和经济法方面的内容，但也有若干民事立法，调整当时的民事法律关系。
当然，在秦律中没有现代的民法，甚至单行的民事法规也不曾见到，仅有若干民事法律规范混杂在刑法和其他的单行法规中，或者仅仅作为惯例混杂在《法律答问》中。民事立法在秦朝如此不发达，可能与当时尚没有较为发达的商品经济有关系。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可以从中发掘出我国早期的民事立法和民法思想。
（一）名籍和住所
在秦律有一系列的关于人及其身份的规定，实际上就是有关民事主体的规定。《商君书·境内》：“四海之内，丈夫女子皆有名于上，生者著，死者削”。在秦管制下的居民，不论是男是女，生下来就有自己的名字，而且有权把自己的名字登记到官府的簿籍上，取得名籍，即具有了权利能力。
在封建社会，人们习惯把出生地称为原籍或籍贯。因此，在那时，人们的住所往往同籍贯是一致的。在处理法律的问题时，秦律特别重视人们的住所。秦简中提到发生法律关系的人时，总是明确写明“某里士伍甲”、“某里公士乙”，或“居某县某里”。因赎而获得自由的录臣，要“复数其县”，即送回原籍居住。欠债于官府的百姓，“居他县，辄移居县责之”，在所居住的县履行债务义务。住所发生变化，必须报官转移名籍，即所谓“更籍”。这些在法律上都有明文规定。
（二）所有权
在所有权的起源问题上，秦律的制定者认为所有权不是从来就有的。是圣王根据社会安定的需要确定的。
秦朝承认先占取得和孳息取得的原则，同时在传来取得问题上，因赏赐、交易、继承而取得的所有权也被法律承认。即使是盗窃犯的赃物，经过交易而取得的所有权，也受到法律的保护。例如秦简中记载的一个案例，查获盗窃的衣服，却不把衣服归还原主，而把卖衣所获买的布归还原主。在所有权的消灭问题上，秦律承认因所有物的灭失、转让使之消灭。
秦律属于封建法律发展的早期阶段，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刑民不分。因此，在所有权遭受不法侵害时，主要利用刑罚的手段加以保护，甚至对于一般的民事纠纷，也使用刑罚手段。当然在某些情况下，秦律还是用民法手段去解决民事纠纷。如所有权的归属发生争执，并向官府提出控告时。官府的责任就是确认所有权，以帮助所有人得以实现其占有、使用和处分该物的权利。据《争牛·爱书》的记载，某里公土甲和士伍一起带来一头黑色母牛，都说是自己的，请求公断。当时县令就让令史检验牛的年龄，为确认所有权作准备。
（三）债权
从秦律上看，秦朝的债权主要有契约之债、侵权之债、不当得利之债和损坏公物之债等形式。
《法律答问》有这样的记载：“何谓‘亡券而害’？亡校券右为害”。问什么叫丢失契约的危害，回答说，丢失了作为凭证的右券就造成危害。“右券”是秦时债权人所持有，丢失了右券就意味着丧失了权利。在秦简中出现很多关于借贷契约的规定。
在秦律中，也有因非法侵犯而发生的债的关系问题。但是秦律是站在维护社会整体利益的立场上，把盗窃、抢劫、伤害、诽谤这类不法行为，首先看成是侵犯统治阶级所需要的社会秩序的犯罪行为，因此必须用刑罚手段加以解决，而把被害人请求返回和损害赔偿的权利，当做附带的问题来加以解决。
关于不当得利。秦朝规定，不当得利就要返回，这样就在不当得利与利益所有人之间发生了债权关系。例如，《除吏律》记载了这样一个关于训练御手的法律规定，学习和受御手训练四年之久，本人还不能驾车，因本人不努力或根本没有学会驾车的条件，却四年不出摇役和四年不戍边任务，而令其补上四年应出的摇役和戍边任务，以履行由不当得利而发生的债务义务。还有领取口粮的官吏因公外出，又在驿站获得了口粮供应，从而获得了不当得利，应负有偿还的义务。
另外，秦律中关于债务的担保、债务的变更、履行和消灭，也有较为明确具体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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