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年前，著名经济学家高鸿业老师和我聊起西方经济学的作用时说：日本没有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但日本成了经济大国，你看西方经济学有什么用处？ 老实说，有“经济动物”之称的日本人居然没有拿过“经济动物学大奖”，确实让人觉得有些奇怪。众所周知，在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中，有靠给西方经济总结出几条曲线或者几个定理得奖的，也有因为研究美国经济史的问题得奖的，甚至还有研究发展中国家经济得奖的，但就是没有靠研究日本经济得奖的，特别是没有日本人为此得奖。这说明什么？是日本经济模式不重要？恐怕不能这么说，因为除了西方模式，日本模式的影响应该最大。那么是日本人的科学思维能力差？恐怕也不能这样说，因为日本人不仅有诺贝尔物理学化学奖得主，甚至还有文学奖得主。 日本人之所以不能在几十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中占有一席之地，大概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日本经济模式不符合西方经济学理念，所以被排除在主流经济学之外；另一个原因是日本人用西方经济学的语言解释日本经济时没有达到西方人的标准，或者是许多日本人对这项工作并不热心。 关于第一个原因，大家都知道日本经济模式确实不符合西方经济学理念，甚至对着干的地方也不少。如果承认日本模式的地位，就可能要修正西方经济学的“普适性”，于是大家干脆把它当特例，或者等着它自生自灭。 与此相比，第二个原因可能更有说服力，就是大多数日本人对于经济学有另外一套理解，而这套理解使他们不大热中于西方人的标准。可以说，日本的经济学与相扑的境遇差不多，相扑不被国际奥委会承认，所以入不了奥运会项目；而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评比毕竟是西方人制定的比赛，所以日本的经济学同样也不被西方人认可。但不管怎样，只要日本人自己喜欢看相扑就自娱自乐吧；同样，只要日本人自己觉得自己的那套分析办法好使、管用，就继续用吧。 2．日本人是如何看待西方经济学？ 日本从明治维新开始大量引进西方文化。在经济学方面，伴随着对大量西方经济学理论著作的翻译和介绍，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流派。日本经济学理论的演变过程大致可分为：战败以前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占绝对主导地位，甚至当时的社会科学一词就等同于马克思主义；战后直到1960年代，尽管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仍然是主流经济学，但是随着西方现代经济学特别是经济增长理论的导入，形成两者并行的局面；此后是以西方现代经济学和实证分析为主的多元化格局。 现在，在六十岁以上的日本经济学家里，使用马克思理论的人仍然不少，而中青年经济学家则更喜欢现代西方经济学。这里可能还有一个功利上的考虑，因为搞现代西方经济学毕竟可以使数学功底较好的年轻人迅速脱颖而出，而不必受经验少的限制。 在日本的经济发展中，西方经济学到底起了什么作用？对此，在日本学术界一直没有一个被大家普遍接受的说法。但是随着战后日本在经济上的成功，日本人主张自己观点的信心大增，使强调日本特殊性的说法占了主流。 山本七平在《日本的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认为：“在日本，经济学和经营学没有起作用。”京都大学的一位叫佐伯启思的经济学家在《“欲望”与资本主义》一书中甚至这样说：“可以肯定的是，战后日本经济学家引进了美国的经济学，在经济学院里是把美国的经济学教科书作为讲义的。但是，听了这些课的学生们在参加企业经营的时候，却把所学的内容忘得干干净净。也正是因为这一点，日本的生产方式才获得了很大成功。”这未免有些言过其实，因为至少经济学的概念、统计学以及会计学方法等西方的舶来品，在日本一直被广泛地应用着。再说了，这话让那些搞西方经济学的同行听了肯定不高兴，就好像教西方经济学是在浪费学生的时间，是在混饭吃。 关于这一现象的解释一般是：尽管日本从西方国家引进了资本主义制度，但却建立了有别于西方国家的市场经济体制；它不是对某家西方经济学流派应用的结果，而是与日本民族的传统和思维习惯密不可分的体制。于是，由于经济体制不同，就需要不同的经济学及经济分析方法。丸楠恭一在《现代国际社会的视座》一书中的观点很有代表性，他认为：近代以来的社会科学是为了分析西欧类型社会的体系，如果没有“基督教精神”和“西欧的自我”，近代科学本身是不能成立的；特别是亚洲地区的“经济成功”往往不能在到目前为止的社会科学框架里得到说明，而只能用文化的特殊性这种非经济因素进行解释，这正说明了经济学是基于特定文化背景的产物。 我有一种感觉：在中国，把西方经济学当科学看的人很多，区别只是把哪一个西方流派当科学的问题；而在日本人看来，西方经济学只是西方文化的产物，它本身就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 那么，日本特色的经济学是什么样的？说起来内容当然很多，这里我们只是通过日本人的经济分析方法来看看日本特色。不过需要说明一点，说“日本特色”，并不是说日本人完全脱离西方经济学另搞了一套体系，相反，在日本介绍西方经济学的书很多，搞西方经济学的人也很多，而且有些日本人在英美经济学界的名声还挺高；当然，这些人的数学功底一般都比较好，有的人本身就是学数学出身。但总的看来，大多数日本人的搞法很有日本特色。 二日本人的经济方法论 1．超实用的经济观 日本文化是一种亚文明，它需要有主流文明作为模仿对象，来消化主流文明的东西。明治维新以后，为了寻求近代国家的模式，日本政府派出许多代表团去欧洲和美国考察。在代表团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政府做出不同领域以不同国家为样板的决定。其中教育制度以法国为样板，电报和铁路按照英国方式建设，大学效法美国的做法，宪法和民法以德国为原型，刑法则以法国为原型，等等等等。并且，尽管日本导入了西方近代资本主义制度，但是始终没有接受西方的价值观。正如森岛通夫指出的：“尽管战后阶段日本经济获得了成功，但是，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勃兴和成熟的前景依然是极其遥远的”。 实际上，日本人搞改革并没有什么理论体系，也不像我们中国人那样常常把时间花在论战和搞各种各样“土的”或者“洋的”体系上，被理论问题长期困绕。日本人的做法一般是：直接到现场对主流文明进行考察，再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消化对自己有用的部分。于是，实物比理论争论就显得更重要。这和以前引进中华文明时的做法一样，只是在文化思想上日本人用中国的东西比用西方的多。 日本人最初在翻译“经济”一词时，是采用了中国的典故“经世济民”的意思，即国家的统治和实行救济人民的措施。经世济民的经济学当然是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宗旨，是偏重实践而不是理论。西方人常被日本人使用的一些经济术语搞得莫名其妙，沃尔夫(Marvin J.Wolf)在《日本的阴谋》一书里就谈到：“在日本商人使用的语言中，与日本新闻报道一样到处是军事用语。”比如，达成“目标”的活动叫“机动”（即，交战前后或者交战中，军队在战略战术上的移动或运动），对市场“攻击”，在外国海岸建立“桥头堡”，对竞争对手“侧面突击”、“包围”、“击退”，艰苦的时候叫“在战壕里防御”，成功叫“胜利”。 当然，日本社会的最大特点还是如界屋太一说的：日本是一个没有绝对正义的社会。从经济学的角度看，西方经济学理论在某种意义上是在追求一种绝对的正义，而在日本的传统中并没有也不承认存在有普遍的绝对的正义，所以在日本人看来，没有普遍适用的经济学理论。日本著名经济评论家竹内宏在《路地里的经济学》一书中的观点很有代表性，他认为：“经济原则、财政原理、经济政策由于国家和社会的不同，存在着明显不同，我们所考虑的普遍经济原则大概只通用于地球上的一个角落”。所以，日本人特别不重视对普遍原则的探索。 日本人看待经济的另一个特点是关注人间性。克拉克在《独特的日本人》一书中指出：与西方社会不同，“日本不是原则关系的社会，而是人际关系的社会。”这种社会差异肯定会反映在人们对经济关系的理解上。 在日本，我常常看到公司职员非常喜欢读历史书，其热情度远远超过读经营类的书。有财界首脑之称的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的原会长稻山嘉宽说：“经济学与自然科学不同，它是人间的学问，精神的事才是中心，与百分比没有关系。数字和统计不是经济的主流，只是检验的手段”。这种看法与涩泽荣一(1840-1931)在《〈论语〉与算盘》一书中的理念一致。涩泽荣一被誉为日本近代资本主义的创始人，他提出的《论语》加算盘的经营理念代表了日本经营的指导原则。《论语》是指儒家的道德理念，算盘代表谋利之器。前者是永恒不变的中心，后者是工具，也可以看成是西方先进的经济技术手段。 还有就是，日本人观察经济现象的角度是强调现场实感。可以说，现场主义是贯穿日本社会、经济、政治甚至文化领域的基本原则和习惯。即，在现场发现问题，在现场分析问题，在现场解决问题。据说丰田公司的管理就是现场主义的例证，他们在公司和工厂设置了许多提案箱，创立了人人可以对工作中的问题提出设想和建议的制度。又如，日本战后第一任经济企划厅长官（厅长）高奇达之助就是来自实业界的人，他是按照经营企业的思路来要求制定国民经济发展计划的。 实际上这种现场主义是日本传统思维方式的延续，它有两个主要特点：一个是板坂元在《日本人的论理构造》一书里说的“尊重场所”，一个是丸山真男在《日本的思想》一书里概括的“实感信仰”。从经济学的角度看，这种现场主义是一种典型的日本式的实证方法，它与以统计分析为主的西方经济学的实证分析方法不完全相同。简单地说，日本人的经济分析需要用眼睛看实物，而西方人则更侧重对数据的计算分析。 为什么日本人会这样看问题呢？让我们先看一个有趣的例子。日本有一个叫《日经商业》的杂志曾在20年前组织专家学者搞了一次日本产业百年史的课题，探讨企业兴衰的规律(参见日经商业编《会社的寿命》)。他们对一百年间排名前一百位的日本企业进行了研究，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与托尔斯泰说的“幸福的家庭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恰好相反，对于企业来说，“成功的要因是各式各样的，而受挫和不幸的企业都是相似的”。也就是说，关于企业的成功，没有普遍适用的规律可寻，而失败的企业倒有不少共同点。于是他们在探讨企业成功秘密的研究中，全部采用对企业的个案分析。话既然说到这份儿上，就不可能逼着日本人相信世界上存在“人类社会的普遍规律”了，更不可能让日本人为了探索普遍的规律献身。这大概就是日本人理解的“社会科学”。 2．“禅宗流”的经济方法 日本人不像中国人那样崇拜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相反，一种被称为实态分析的方法在日本却相当的普及和发达。实态是指具体对象或问题的实际状态，它是存在于一定的时间、地点和场合之中，有具体的人与人的关系。实态分析就是在具体的场所中，通过实例把握事情的本质。很有“以一粒沙子看世界”的意思。需要说明的是，实态分析与我们通常说的案例分析不完全相同，实态分析更强调研究者的实感、现场感，并强调亲自到现场收集自己所用的资料，而案例分析不一定要求研究者到现场收集第一手材料。可见，日本的经济分析方法是轻视对体系化、普遍性的追求，重视事物的特殊性，一切以时间、地点、场合为转移。 大家看，这种经济分析方法像不像禅宗的方法？禅宗眼里的世界也是非常具体，所以只能针对每个人的不同，甚至每个人不同时期的实际状态，给予不同的点拨。于是禅宗留下的不是具有普遍意义的原则，而是一大堆“公案”。所谓公案，就是记录历代不同个人状态的个案留下的一本流水账，实际上是因人而异的“私案”。于是不立文字的禅宗通过公案的文字，让人们各取所需。而实态分析是通过对“个案”的分析来了解世界，解释世界，也就是通过解剖麻雀方法来解释世界。于是也留下一大堆“个案分析”。至于整个世界的状态，还需要人们通过“见”，对问题进行整体感悟。在我看来，日本人手里的实态分析方法就是禅宗思想在人文学科中的延伸，是一种禅宗流的“社会科学分析方法”。 当然，实态分析毕竟是一种局部分析方法，用一粒沙子看到的世界肯定有片面性。为了克服这种片面性，最直接的办法就是选取典型对象进行实地调查，然后再尽可能地扩大考察范围。但是，是否可以找到普遍性的东西，全靠人们的“悟性”。这再一次说明，日本人不会对形而上学的抽象体系感兴趣，而且也不擅长此道。作家三岛由纪夫在《文章读本》一书里说：“在日本，由于没有日本独特的抽象概念……自古以来，男人就有把全部抽象概念用外来语处理的习惯……所以，概念本身缺乏自立性、独立性、明晰性。”换句话说，最能打动和启发日本人心智的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看得见的东西。 在日本人的意识中，有着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事实=细部”。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而且日本人确实有“用部分否定整体”的习惯。小室直树在《危机的构造》一书里说的“日本人缺乏社会科学的思考方法”，也是指这一点。 另外再谈一个有趣的现象，因为它和毛泽东思想还有些关系。许多日本人很推崇毛泽东的方法论。一个中国留学生曾经对我说，他的日本老师让他读的第一本日文书是毛泽东的《矛盾论·实践论》。还有一位中国同学也对我说，他和他的日本老师到一位搞农村工作的日本老人家拜访时，他老师事先就提醒他不要说对毛泽东不尊敬的话。 老实说，毛泽东思想的某些方面在日本确实有一定的读者群。实际上，毛泽东那篇有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运用的就是一种实态分析方法。在后来的《反对本本主义》中，毛泽东进一步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调查就是解决问题”的著名论断，并且指出“本本主义的社会科学研究法也同样是最危险的”。日本的许多学者都喜欢引用毛泽东的“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这句话。这样，调查研究就不仅仅是一种研究方法，还涉及到发言权的问题，用现在流行的话来说叫“话语权”。由于涉及到权力问题，当然就会出现饭碗问题。 实际上“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这句话的成立至少需要一个条件：分权体制。也就是说，在现场的人或者最了解现场的人最有发言权，这就可能使高高在上的人没有了发言权。这事太难了，特别是要想坚持下去而成为一个规则就更难。因为，如果说“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这句话是用来对付留洋学生或者是向理论权威挑战，那是再好不过的武器，但是在一个集权体制里有谁敢用这个武器？在普通人手里它还算是一个武器吗？ 当然，日本人的观点与毛泽东的还是存在一定区别。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如果从经济方法论的角度看，毛泽东这句话有三个主要特点，即坚持普遍性的原则、重视调查研究和尊重民族性。在这方面，日本人是更注重后两点。这就是中国人与日本人的不同之处。也就是说，日本是有着不追求“绝对正义”的传统，而中国作为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大国，不可能放弃对经济原则的正义性和普遍性的追求。所以，中国和日本虽然同是东方实用性民族，但是由于国民性不同，反映在经济研究方法上也不同。 以上选自孔祥旭著《樱花与武士》（同心出版社，2007年初版，2009年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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