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志强
1950年6月28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了新中国的第一部土地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以下简称《土地改革法》），同年6月30日，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发布命令公布施行。早在1947年9月13日，中国共产党即颁布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在老解放区进行土地改革。新中国成立后，党的意志迅速转化为国家意志，《土地改革法》与《中国土地法大纲》一脉相承，宗旨是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实现耕者有其田。《土地改革法》共40条，其核心条款对产权进行了明确，第30条明文规定：“土地改革完成后，由人民政府发给土地所有证，并承认一切土地所有者自由经营、买卖及出租其土地的权利。”
到1953年，全国范围内的土地改革基本完成，共没收、征收了7亿多亩土地，分给了3亿少地或无地的贫苦农民。在此之前的上千年，农民阶级的反抗始终未能逃脱失败的命运，只有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彻底满足了几千年来农民朝思暮想的愿望，实现了“耕者有其田”。若干年后的家庭联产承包（学者口中的“耕者有其权”）以及免除农业税和粮食直补（学者口中的“耕者有其利”），在农民眼里都远不如“耕者有其田”来的彻底和踏实。
土地改革确立了农村新的生产关系，极大地解放了农业生产力。1949年至1952年，中国主要农产品的总产量大幅上升，粮食增产44%，棉花增产191%。其他农产品，如水果、烤烟、黄麻、茶叶、水产、畜产均超过了新中国成立前的最高年产量。
经过土地改革，农民与土地的关系是明确而稳定的，农民与党和政府的关系是亲密而真诚的，农民与市民的关系是平等而和谐的。在《土地改革法》推行过程中，梁漱溟曾发表文章，形象地评论共和国与农民的关系：“此次到西南看了看，才知道高高在上的北京政府，竟是在四远角落的农民身上牢牢建立起来的，每一个农民都是一块基石，”他反省自己的乡村建设搞了那么多年，并没有抓住农民所关心的最根本的土地问题，因此，费尽力气农民也不愿意真心实意地跟他走。
土地改革所展示的历史经验是：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只有把农民的这一根本利益放在首位并解决好，才能赢得农民的衷心拥护。中国共产党由于制定和执行了正确的土地政策而赢得了占人口总数80%的农民，进而赢得了解放战争，建立了新中国。新中国由于推行《土地改革法》而巩固了政权，以土地改革的成果为基石，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取得了抗美援朝的胜利，战胜了世界头号强国。
历史风云变幻，随着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开始，以及随后的“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土地改革法》很快就名存实亡，受损害的不仅是农民，整个国家的民主和法制都无从谈起。浩劫过后，满目疮痍，破坏容易、修复艰难，法制建设几乎从头开始。1986年《土地管理法》颁行后，《土地改革法》遂告废止。
令人焦虑的是，《土地管理法》自1986年颁行以来，已经过三次重大修订，却仍未能尽如人意。现在，涉及土地的纠纷和群体性事件已成为影响社会稳定和谐的突出问题，耕地面积日益减少，粮食安全隐患加重，环境资源破坏不止。个别地方，农民与基层政府严重对立，恶性事件时有发生。这些问题的存在，有深刻的历史背景和复杂因素，但是不容忽视的是：现行的土地法规，缺少明晰的土地产权制度安排，农村土地产权虚化，农民承包耕种的土地成了“唐僧肉”，围绕土地的博弈日益激烈，而农民处在最弱势的地位。
《土地管理法》的再次修订已迫在眉睫，我相信，参与其事的专家和学者们一定不会忘记，60多年前那场波澜壮阔的土地改革和那部言简意明的《土地改革法》。《土地改革法》也许有其历史局限性，但是靠着这部法律，中国农民真正体验到了当家做主的滋味，这部法律发挥效力的时期，恰恰是包括农民在内的广大人民群众幸福指数最高的时期之一，也是我们党和政府威信最高的时期，这些难道还不足以引起我们思索吗？
当前，《土地管理法》的修订，事关国计民生的大局，牵一发而动全身，难度可想而知。但是再难也没有当初推行《土地改革法》的难度大。只要坚持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放在首位，办法就一定比困难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制建设就会越来越完善。
在文章快结束时，我们还是重温一个历史画面吧：1951年春节，苏南丹阳县饵陵区一个老妇分得了5亩田，她撕去供了几十年的观音菩萨像，贴上了毛主席像，她说：“我供了菩萨一辈子，花了不少钱，敬香磕头，我一分田也没分到，毛主席来了两年，我就分得5亩田。毛主席，我再也不信菩萨了。”
农民爱戴党，爱戴党的领袖，我们的国家必能长治久安。以此作为对《土地改革法》的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