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特别是1992年春邓小平南巡谈话之后，国内的政治和舆论氛围发生重大转变。1992年10月12日召开的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
1993年11月，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简称《决定》），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要求和途径。这一系列方针政策的提出，表明我国进入了全面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阶段。在这些政策的支持下，以私营经济为主的非国有经济和外资经济迅速崛起，要素市场特别是规范的资本市场初步建立起来，国有经济的外部市场环境发生了重大改变。
在这样的背景下，人们已经意识到只有从所有权层面进行改革才能切实提高企业的竞争力，才是国有企业的唯一出路；与此同时，政府也已经意识到，在搞活微观企业的同时，也需要从整体上搞活国有经济，需要对国有经济进行功能定位并实施战略重组，也需要创新国有资产监管模式和国有企业新的领导体制。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国有企业产权制度的改革、战略性重组，乃至国有资产的监管和国有企业的领导体制等，都客观上为国有企业进行更大力度的变革创造了条件。
实施以增发国债为主导的积极财政政策，1998年增发1000亿元长期国债并配套1000亿元银行贷款用以加强基础建设，积极拉动国内需求；清理整顿乱收费727项，为企业和社会负担减负370多亿元；加大对去产能“压锭限产”的资金补贴，对纺织业每压缩落后棉纺1万锭给予财政补贴300万元等积极政策；用3年左右时间压缩淘汰落后棉纺锭1000万锭。1998—1999年实施中性偏紧的货币政策，停止向困难国有企业的“输血型”支持，倒逼企业去杠杆、去产能和兼并重组。
实施金融政策支持托底，及时成立了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和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等四大国有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剥离银行债务，实现由债权债务关系向持股分红的股东关系顺利转型，既分摊和弱化了企业的经营风险和债务风险，又有效降低了银行的不良资产率。当时中央财政投入4000亿资金注入四大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由其剥离银行不良资产债务，其中1999—2005年间剥离不良资产总额高达2.58万亿元。
强有力的行政化手段形成国有企业改革的撒手锏和指挥棒效应，对终止重复建设，清理过剩产能，推进兼并重组、破产清算、下岗分流效率显著。1996—1998年国有企业从11.38万家下降至6.5万家；1998—1999年国有企业就业人数下岗分流约2200万人。从1998到2000年末3年间，国有及国有控股大中型企业的亏损面由39.1%下降至20%左右，国有企业亏损数目大幅度减少，劳动生产率得到了显著提升。
通过行政命令、政策扶持，兼并破产政策重点向纺织行业倾斜。兼并重组遵循市场机制汰劣促优的竞争法则，通过资产重组、债务重组和市场重组等提升资源的配置效率和市场的有效竞争性。国企三年脱困改革中兼并破产和减员增效纺织企业537家，实际核销规模126亿元，占全国总规模400亿元的31.5%，国有企业数目减少幅度达到42%；债转股一年后仅企业利息负担减少近200亿元，转股企业资产负债率平均降幅在20%以上。
在改革实践中，1998年政府明确提出了“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改组国有企业”、“有进有退”、“抓大放小”等政策主张，通过去产能为国有企业改革减压减负、优化供给端；通过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为化解过剩产能革除体制机制上的壁垒。三年改革使亏损企业数目得到一定压缩，并且提升了现有企业劳动生产率。1997—2000年，国有及国有控股大中型企业的亏损面由1997年的39.1%下降至20%左右。
三年国有企业改革中把减员增效作为突破口，使得1998—1999 年间国有企业就业人数下降约2200 万，三年脱困期间把3000余万人推向了社会。政府采取了积极转岗、培训和再就业等帮扶政策，尽力保障下岗职工的基本生活和养老、医疗保障。但是当时有限的财政补贴、数千万人的分流规模、不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等导致大面积失业，财富缩水，也让社会付出了沉重的改革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