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里根政府上个世纪80年代降低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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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动性过剩是当前宏观经济问题的主要症结。经济增长偏快,物价上涨较快,固定投资增速难缓,都是流动性过剩的必然结果。今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明显加大宏观调控力度,已经十次上调存款准备金,五次提高存贷款利率,央票净增约1万亿。央行采取的一系列调控措施应该说是有成效的。根据第三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9月末的货币乘数为4.46,比去年同期低0.55。但货币政策没有彻底抑制流动性继续增加。9月末基础货币余额比年初增加1万亿,金融机构超额存款准备金率为2.8%,比上年同期高0.28个百分点。流动性过剩不仅表现为商业银行的信贷资金宽裕,也表现在基础货币投放等环节上,单纯从银行这个节点管理流动性很难完全见效。

  国际收支顺差过大是流动性过剩的主要源头。2002年以来,我国国际收支持续双顺差,并呈现不断扩大趋势。这导致外汇储备增长过快,进而货币被动投放过多。早在2005年,外汇占款就超过了基础货币,成为基础货币投放的唯一净渠道。截至9月末,外汇储备在过去5年里增加11850亿美元,由此投放的基础货币超过9万亿。今年前9个月,外汇储备就激增3673亿美元。如果不能有效控制外汇储备规模,货币政策操作将依然处于被动对冲的地位。

  国际收支持续顺差也是一种失衡。过去的一个共识是,国际收支顺差是国内经济结构和内部失衡的反映。现在的发展态势表明,外部失衡具有反作用,已经严重影响到物价稳定与经济增长等内部均衡,加剧内部失衡的程度。

  因此,实施从紧的货币政策,不单单是加大调控力度,更要扩大调控的广度,统筹兼顾内外均衡的调节,把改善国际收支状况作为一个重要的着力点。在结构性调整难以短期到位的情况下,不能坐视问题不管,货币政策要从紧,适当矫枉过正,发挥更大的作用,以弥补结构性缺陷。

  第一,树立大货币政策观。继续使用公开市场操作、存款准备金率、利率、信贷窗口指导等工具,抑制流动性过剩。除此之外,应把汇率政策、外汇管理体制改革等纳入货币政策框架,统筹兼顾,彻底扭转流动性过剩的势头。

  第二,发挥汇率政策的调节作用。近年来的贸易顺差主要得益于加入世贸组织后对外贸易环境的改善,生产力的释放,国际产业的转移,中国商品国际竞争力不断提高,根源不在人民币汇率。尽管升值很难逆转这种结构性变化所带来的贸易趋势,但汇率政策是调节国际收支的重要手段。发挥汇率的贸易调节作用,应关注有效汇率,而不仅仅是双边汇率。在日常汇率管理中,对篮子汇率实行动态管理。实际汇率的调整可以通过名义汇率和物价两个途径来实现,这两个途径之间有一定的替代关系。名义汇率的升值,能减轻通货膨胀的压力。在国际市场能源、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的情况下,升值能够降低进口原材料的人民币价格,缓解输入性的通货膨胀。

  第三,下大力气解决升值预期惯性难题。总体来说,汇改是成功的,但升值预期惯性这一难题没有得到解决。汇改以来的人民币升值,没有带来升值预期的减弱。相反,由于基本匀速的小幅稳步升值,以及国际压力不断冲击,升值预期似乎不减反增。升值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升值预期。日本上个世纪80年代出现泡沫,根源就是升值预期惯性。由于汇率升值预期,当前资产价格上涨已经取代汇率升值、利差,成为吸引资本流入的首要因素。就货币政策而言,升值预期使利率处于较低的水平,容易出现流动性陷阱,刺激投资冲动,招致经济过热。打破升值预期惯性须有新思路。要继续坚持自主、可控、渐进的原则,深化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扩大汇率弹性,提高汇率日波动幅度,让市场机制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基础性作用,尽快实现汇率向均衡水平的调整。理顺汇率和经济基本面的关系,汇率机制应该能够容纳在特定阶段汇率走得更快些,扭转单边升值预期,引导汇率行为反映经济基本面状况,避免市场预期对政府意图和政策的依赖。

  第四,引入外汇储备约束机制。为抑制储备过快增长造成货币投放被动,需要有计划地控制外汇储备规模,规定年度、月度新增储备上限,通过主权财富基金和藏汇于民,分流部分顺差。

  第五,进一步加强资本流入管理。巨额资本流入不仅加大经济过热的风险,也使未来面临集中流出的逆转风险。今年国际资本流入增加,资本与金融账户顺差扩大,上半年同比增长1.3倍。严格短期资本流入和结汇管理,强化跨境资金协调监管,是今年外管工作的重点,对抑制投机性资本和非法资本流动取得初步成效。为适应资本项目开放的需要,可以尝试引入市场化的价格型资本管理措施,如对资本流入实行无息存款准备金制度,根据信用等级确立借债资格,对外汇交易征收托宾税,改变资本流入的期限结构,控制资本流入的规模。

  第六,继续有序拓宽外汇资金流出渠道。在综合协调基础上适度放松资本流出管制,包括落实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制度,稳步推进个人直接对外投资,彻底改变宽进严出的外汇管理模式,实现跨境资本的基本双向对称流动格局,避免政策性和制度性的汇率预期扭曲,也为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打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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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个回答  2008-01-01
美国经济是一种有生机的自由市场制度,是从千百万公民的选择和决策中不断发展起来的,这些公民往往集多种功能于一身,他们既是消费者,又是生产者,同时还是投资者和选民。人们通常把美国经济说成是混合型经济,也就是说尽管绝大部分生产资料归私人所有,联邦政府在市场上仍然起着重要作用。

从任何标准来看,有着将近250年发展史的美国经济是成功的。美国人口在世界人口中所占比例不足5%,而90年代初美国的产值却占世界总产值的25%左右。美国经济的规模是世界第二经济大国日本的两倍以上。根据通常的衡量方法,美国的生产力和生活水准在工业化各国中名列前茅——尽管有些国家近几十年的发展速度比美国快。

虽然多年来美国经济也在不断变化,但有些问题从建国初期直到如今始终存在。其中一个问题就是在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情况下政府的适当作用是什么,人们对此众说纷纭。以自由企业为基础的经济,其特点是私人所有制和企业的能动性,相对而言政府并不介入。但为了保证经济机会均等,使大家都能得到,为了杜绝公然舞弊行为,制止通货膨胀及促进经济发展,有时政府也有必要进行干预。

从殖民时代起,政府始终在一定程度上参与经济决策。例如,联邦政府对基础设施进行了大量投资——从19世纪的运河和邮路到20世纪的州际公路和地球卫星发射。政府提供私有企业无法提供或不愿意提供的社会福利计划,几十年来千方百计地支持并促进农业的发展。

30年代的“新政”计划把政府的作用扩展到了顶点。当时通过了一些新法案来调节各种经济活动——从股票交易到工人组织工会的权利。政府还开始为工人实行老年经济保障措施。1935年开始实施的社会保障计划现在仍然保证退休人员每月有固定收入,而且还进一步帮助他们支付医疗费用。

但这一趋势也有朝着另一方向逆转的时候。到了70年代和80年代,税收不断增加,美国经济停滞,于是新上台的国家领导人竭尽全力削减政府开支,降低税收,并通过其他方法来减少政府对私有企业的影响。他们的目标是激发私有企业的积极性和投资,因为这才是推动自由市场经济的动力。

人们常常议论的另一件事是关于不断出现的新技术所引起的美国经济的转变问题。美国曾经是一个农民的国家,后来由于成功地采用了工业革命创造的机器和生产工艺,才经历了巨大的变化,以后又在“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作用下一变而再变。

从1870年开始,在大约一个世纪的时间内,美国变成了全世界制造业的源泉,在钢铁、汽车及其他产品方面居世界领先地位。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又出现了另一种转变,新出现的一些服务业和信息处理业逐步取代了传统基础工业中的旧支柱。到了90年代,化学、电子及生物技术等方面的发展产生出各种商品和服务,从半导体电路到激光外科手术。同样,新的农业技术也改变了美国的农业,使得数量日益减少的农民生产出更多的粮棉。

人们不断争论的第三个问题是关于对外贸易政策以及美国与世界经济结合的程度。从许多方面来说,贸易曾经是当年殖民体制的关键,美国商品的出口为进一步扩张换来了资金和机器的进口。但是支持保护主义措施(如美国革命后政治家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所提倡的那种做法)的力量常常很强大。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为止,美国的对外贸易一直是在高额或稍加降低的关税的保护下进行的。然而保护主义导致了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因此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开始主张自由贸易。虽然美国的政策至今大体上仍倾向于自由贸易,但到了70和80年代,许多美国制造业越来越感觉到新崛起的强大的国外竞争势力的威胁。美国贸易逆差上升,对外国从事不公正贸易也日益忧心仲忡。

上述每个问题都表明了美国经济的某些根本特征。首先,随着美国公民在市场上以直接方式和在投票站里以间接方式表达出来的经济倾向性,美国经济在不断变化。另一方面,这些问题的持续存在,又显示了在充满活力的美国经济之中保留着蛛丝马迹的连贯性。

不管怎么说,美国人常常被看成是实用主义者。实用主义的检验标准是:除了其他一切条件之外,举凡可以被采纳的理论必须在实践中行得通。美国人的实用主义清清楚楚地反映在他们的行动之中,他们要确立并维护一种牢固建立在自由企业制基础之上的经济。同时他们也赞成政府发挥重要作用,帮助他们创造一种环境,能够为个人的发展以及经济的增长和社会进步提供最广泛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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