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2月23日是苏联红军节。为了以实际行动庆祝这个节日，国民党空军和苏联志愿航空队决定对日军发动一次突然袭击。经过反复研究筛选，最后将攻击目标定为设在台湾岛上的日本海军松山机场。松山机场是日军的重要航空基地，自1937年8月以来，日本海军航空队曾多次从这里起飞，对中国大陆进行狂轰滥炸。此外，这里还是日本至南洋一条重要航线的枢纽，战略位置极为重要。
出击任务由苏联志愿航空队指挥官帕维尔．瓦西里耶维奇．雷恰戈夫负责。他决定组成两个轰炸机编队执行该项任务：一队为驻在南昌的12架轰炸机，由中苏混合编队；另一队为驻在汉口的28架轰炸机，均由苏联飞行员驾驶。上述两个编队出击台湾松山机场的飞机均为СБ式轻型单翼轰炸机。
1938年2月23日凌晨，出击台湾的轰炸机群迎着凛冽的寒风从南昌和汉口秘密起飞了。不幸的是，南昌编队起飞后不久，因领航员计算错误，偏离预定航向，最后被迫在福州机场降落，加油后无功而返。汉口编队在波雷宁大尉指挥下，采用节省燃料的5500米高度直线飞行。当时飞机上没有供氧设备，苏联飞行员以惊人的毅力克服了高空缺氧的生理反应。到达台湾海峡后，机群降至2000米高度，飞行员才得以呼吸到充足的氧气。逼近台北时，机群又拉到4000米高空。
为了迷惑敌人，编队先向台湾北部飞行，然后突然调头南下，并下降高度，直逼松山机场。日军做梦也想不到远在台湾的松山机场会遭到空袭，因而毫无戒备。此刻，机场上飞机整齐地排列着，机库旁堆放着一堆堆尚未起封的包装箱，停着油罐车，既无战斗机升空拦截，也无高射炮火拦阻。
畅通无阻的轰炸机群转眼就飞临松山机场上空，波雷宁大尉首先进入轰炸航路，将飞机所载炸弹全部投了下去。接着，其余飞机也依次进入，对机场上的目标倾泻着复仇的炸弹。
刹时间，松山机场浓烟滚滚，爆炸声四起。机群投下的280枚炸弹，大多数直接命中目标。机场上的几十架日机被炸得七零八落，燃起熊熊大火。十几座油库和机库也陷入一片火海之中。机场上储存的可使用3年的航空油料和设备转眼间毁于一旦。
任务完成得如此顺利，完全出乎预料。望着地上腾起的浓烟烈焰，飞行员们禁不住高呼：乌拉！乌拉！这次28架轰炸机从武汉远征台湾，轰炸日军占领的松山机场，据中方声称一役击毁日机40架，烧毁了可供该基地3年使用的航空汽油，日方声称机场未受很大损害。
中午时分，28架轰炸机排着整齐的队形，胜利返回汉口机场。次日晚，宋美龄以航空委员会秘书长的名义亲自设宴为出击松山的苏联飞行员们庆功。她在致词中说：出击台湾在国际上引起巨大反响，日本当局已将其驻台行政长官罢免，并将松山基地指挥官撤职，交法庭审判。 四川省成都地处神州大地的国防纵深地带，1939年1月，国民党空军最高统帅机构——航空委员会迁设于此，这里便成了抗战时期国民党空军的指挥中心。空军机械、通信、军士、参谋、防空等学校先后迁来或在这里创建，并一度成立空军轰炸总队，形成了当时国民党空军最大的教育、训练基地。同时，对日作战的空军总指挥部、空军第3路司令部、空军第5大队部的作战飞机，也驻扎在以四川省成都为中心包括温江、双流和新津等地的空军基地。显然，它也是战时国民党空军最大的指挥中心。为此，侵华日陆、海军航空队早就盯上了中国后方这一战略要地，妄图将它从地图上抹掉。
日本轰炸四川省成都始于1938年11月8日。那天，日军18架轰炸机来袭，遭到国民党空军20多架驱逐机拦截，当即被击落1架。1939年6月11日，日海军第2联合航空队26架轰炸机又袭四川省成都。
就在1939年6月11日这一天，苏联空军又有志愿航空队4个大队来华支援，由库里申科和科兹洛夫各率领一个由20架重轰炸机组成的轰炸机大队进驻四川省成都，由苏普伦和柯基那基各率领一个由И－15和И－16驱逐机组成的驱逐机大队进驻重庆。这大大增强了中国抗击日寇的空中力量。
在1939年10月3日汉口机场遭受的轰炸中身负重伤的冢原二四三心如刀割，本队飞机40架被炸毁的第13航空队司令官奥田喜久司大佐更是恨得咬牙切齿，发誓要进行报复轰炸。11月4日，汉口基地残余的可以远航到达四川省成都的72架九六式陆上攻击机倾巢出动，由奥田喜久司大佐亲自带队，一路杀气腾腾，直扑四川省成都。按计划，奥田的第13航空队36架飞机，鹿屋航空队、木更津航空队各18架飞机，分别轰炸四川省成都凤凰山、太平寺、温江机场。
1939年11月4日晨，驻四川省成都国民党空军第3路司令部获悉日机即将来袭的情报，立即命令第5大队起飞29架驱逐机严阵以待，准备给日机以迎头痛击。第29中队长马国廉、副中队长邓从凯奉命率И－16驱逐机9架在四川省成都上空巡逻。第5大队副大队长王汉勋率第26中队6架И－16驱逐机在温江上空警戒。第17中队的7架法国地瓦丁战斗机与27中队的7架И－16驱逐机则梭巡于四川省成都、温江空域。
当奥田直接指挥的第13航空队首批27架九六式攻击机飞临四川省成都凤凰山机场上空时，遭到国民党空军第29中队迎头痛击。邓从凯求战心切，当他发现日长机时，立即加大油门，猛拉机头，迅速爬升到有利高度，对准日机猛然开火。日长机见遭到攻击，拼命机动逃脱。邓从凯哪里肯放，紧追不舍，一直追到仁寿与简阳交界处，终于将其击落，机上日飞行人员全部毙命。事后查明，这正是日海军第13航空队司令官奥田的座机。在清理遗物时发现有中国驻四川省成都军政机关详细位置的地图、刻有爆击之王的佩剑和奥田大佐的印章，此外还有一个内装小佛像的银盒。奥田早在1937年就晋升为大佐，曾任日海军航空本部总务部第一课长，1938年12月15日接上坂香苗任第13航空队司令官，曾多次指挥和参与轰炸南京、武汉、重庆等地，罪行昭彰。在11月4日的四川省成都空战中与奥田同时被击毙的还有在日军中很有名的两名飞行员。一个是森千代次大尉，淞沪会战一开始，他就投入了侵华战争，任日海军鹿屋航空队轰炸飞行队第3分队长，曾率6架九六式攻击机空袭南京、武汉、重庆、梁山等地；另一个是细川直三郎大尉，曾任日海军木更津航空队第3分队长，曾率5架九六式攻击机袭击南京、兰州等地。他们都对中国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最终都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享有轰炸之王之称的奥田是抗战时期国民党空军击毙的日海军航空队军阶、军职最高的军官，他与森千、细川同时丧命，给日军侵华航空队带来沉重打击。不幸的是，邓从凯在击落奥田的座机后，自己的座机也被日机击中，光荣牺牲。他所立下英雄业绩，中国人民是永远也不会忘记的。 1939年1月，中国国民党航空委员会从贵阳迁至四川省成都。到10月，苏联空军援华达到最高峰，当时在华航空人员达425人。苏联驻华空军顾问阿尼西莫夫、副顾问胡鲁耶夫、参谋长伊里茵也常驻四川省成都，并经常与国民党空军共同研究对日空战的对策。鉴于轰炸重庆的日机主要集结于汉口，故决定派驻四川省成都的重轰炸机去袭击日机在汉口的基地。
1939年10月3日，天气晴朗。苏联志愿航空队9架重轰炸机从四川省成都起飞，突然飞临日占汉口机场上空。当时，日海军航空队的军官全都聚集在指挥所门前，正兴高采烈地翘首蓝天，迎接木更津航空队6架新锐攻击机的到来。一向目空一切的日军认为，此刻国民党空军避战还来不及，岂敢到皇军头上动土，因而毫无戒备。下午1时30分，这批日机刚刚降落，苏联机群突然飞临，将炸弹全部倾泻下去。50多个100公斤的炸弹正好落在指挥所门前，日海军鹿屋航空队副队长小川、木更津航空队副队长石河等4名校官和1名尉官当场被炸死。鹿屋航空队司令官大林末雄大佐等25人也身负重伤，指挥轰炸重庆的日第1联合航空队司令冢原二四三少将的左臂被炸掉，34架日机被炸毁，而苏联轰炸机仅1架受轻伤，胜利凯旋。
10月14日，苏联志愿航空队再次出击，20架轰炸机于12时13分轰炸日占汉口机场，一举炸毁日机60架，毙伤日陆、海军航空队官兵300多人。事后，日军哀叹这是“事变开始以来最大的损失。
苏联轰炸机群在凯旋途中，又与从孝感机场起飞追来9架日军战斗机交战，结果又击落3架日战斗机。
轰炸机大队在武汉上空与敌机相遇。在击落5架敌机后，库里申科的飞机左发动机被击中，他用单发坚持飞行。返航至四川万县上空时，飞机失去平衡，他尽力控制飞机超低空摇摆着避开居民区，迫降于长江水面。机组人的领航员、报务员和轰炸员都爬出机舱。当地民众亲眼目睹了这一惊险过程，纷纷跳入江中营救。惟有库里申科大队长因筋疲力尽，未能爬出机舱。20天后，人们才在下游猫儿沱发现了他的遗体。
万县人民为库里申科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并把他安葬在景色壮美的太白岩。为了纪念这位异国勇士，中国人民后来在万县为他建立了纪念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