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长文中对五四新文学运动几乎进行了全盘的否定，而罪名就是“浪漫主义”。他攻击新诗的情感倾向，说“有人调查一部诗集，统计的结果，约每四首诗要‘接吻’一次。若令心理分析的学者来解释，全部新诗几乎都是性欲的表现了”。他觉得“浪漫主义者所需要的文学是‘从心所欲’而‘逾矩’的文学，这种文学是不负责任的”。这篇文章几乎是给浪漫主义宣判了死刑，他说，“据我自己的研究结果，我觉得浪漫主义的定义不但是不可能的，而且是无益的。”但中国的浪漫主义文学和诗学并没有因此而消亡。左联成立以后，随着对苏联文艺理论的引进，高尔基的积极浪漫主义观被左翼文学界广泛接受，1937年以前，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两结合”的创作思想的雏形在周扬那里基本形成，1950年代几乎作为官方的意识形态的一部分，“革命浪漫主义”被固化在了与“革命现实主义”的“结合”之中。 (三) 从中国现代浪漫主义诗学形态的生成过程可以看出，中国现代浪漫主义虽然来源于西方，但它与西方的浪漫主义并不相同。西方的浪漫主义是与西方的古典主义文学相对举而提出来的，也就是说，西方的浪漫主义是在反古典主义的基础上产生的，在文学思想上是对古典主义的理性和秩序的颠覆 五四以后，随着革命文学的迅速发展、左联的成立和诗歌大众化运动的开展，特别是20世纪30年代受日本和苏联无产阶级文学的影响，文学上的现实主义理论得到了迅速传播和深入的讨论。五四落潮时期，早期革命文学的鼓动者针对新诗坛的一味的感伤、浮夸和浪漫就提出了诗歌应该密切联系现实的问题。恽代英认为新诗应当“‘能激发国民的精神，使他们从事于民族独立与民主革命的运动’”〔20〕。邓中夏向新诗人提出了三条意见，其中两条就是“须多作描写社会实际生活的作品，彻底露骨地将黑暗地狱尽情披露，引起人民的不安，暗示人们的希望，以达到改革社会的目的”，“新诗人须从事革命实际活动”。〔21〕到1929—1930年左右，左翼新诗运动更是蓬勃发展，普罗诗歌社团纷纷成立，对有的社团郭沫若还亲自予以指导，鼓励他们“‘多采取劳苦大众的呻吟、呐喊、信号’”〔22〕。普罗诗歌理论也有另一种倾向，就是把诗歌的现实主义精神等同于现实，甚至将理论、口号、方针和政策等具体思想要求和工作思路直接等于诗歌。郭沫若甚至公开说要做“标语人”、“口号人”。〔23〕左联成立以后，瞿秋白、周扬等人比较系统地介绍了现实主义理论，特别是周扬对苏联批判“拉普”的左倾错误和重新确立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进行了介绍，同时他还给浪漫主义留了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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