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嘉靖年间，有御史周时亮、胡宗宪感于充军之苦，分别请求嘉靖皇帝同意用银两赎减充军的刑罚，但却被朱厚熜一句“岂可预设此例，以待犯罪之人”，冷冷的挡了回去。等到万历二年的时候，给事中严中和进言，请求皇帝将永远充军免去，但万历皇帝“皆不准”，一直到最后，才下令已经绝户的充军人犯，可以不必再抓捕其乡人来填充。本来作为流放补充刑法的充军是次于死刑的惩罚，可结果却成了祸及家人的恶事，而且充军之人前往卫所的衣装、资费全部由家人负责，甚至在明朝亡国之后，清朝统计户籍的时候，这些永远充军的后代依然存在，“刑惨莫过于此者”。
到了清代之后流放与充军也渐渐融合为一体，而且由于西北和辽东的统一，清代流放与发配的地点也变得更多了，但也正是因为地点多，所以管理制度也很混乱。乾隆八年，刑部编辑了“三流道里表”用以按照里数和地点安排流放去向，到乾隆三十八年，兵部又为充军编辑了“五军道里表”，“凡发配者，视表所列”，所去地域也变成了尚阳堡、宁古塔、齐齐哈尔、黑龙江、乌鲁木齐、巴里坤等地。而为了区别明朝，清代也将充军流放的罪责只限于罪犯自身，不再祸及家人、邻里。
在中国古代正式的刑罚分为五等，依次递增为“笞、杖、徒、流、死”，仅次于死刑的就是流放，如果按照常理来说流放与死刑相比简直是天大的恩典，但是流放和它的辅助刑罚充军在古人的眼中比杀头还要恐怖。
流放是将罪犯放逐到边远地区进行惩罚的一种刑罚。它的主要功能是通过将已定刑的人押解到荒僻或远离乡土的地方，以对案犯进行惩治，并以此维护社会和统治秩序。
流放就是将犯罪之人从故土放逐到偏远荒蛮之地，在医疗条件与交通条件并不发达的古代，前往烟瘴疠气之地无异于死路一条。况且在安土重迁的中国古代，能够死后埋在乡土是所有人的夙愿，但流放之后毫无疑问就将这条维系着宗族、姓氏、血脉的道路断绝了。从韩愈《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中“好收吾骨瘴江边”的诗句就可以看出韩愈深深地绝望，但别忘了韩愈是以官身贬谪到潮州的，情况与平民相比已经是大为改观了。
在清代以前，历代流放犯人的所在多在西南部，如李白《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中的“夜郎西”，还有苏轼“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的所在儋州（今海南）都是有名的流放之地。但到了明朝之后，流放的地位逐渐被不在五刑之列的充军所渐渐代替，原因就是明代初立之时边疆不稳，内部州县又因为战争导致行政区域不断改划，而这样混乱的管理也使得作奸犯科之事不断滋生，所以朱元璋决定在明朝实行严厉的充军制度。
死是一种结果，而流放则是经过一段生不如死的过程，再去得到大概率死这种结果
为什么这么说呢，流放不是简简单单的让你迁往另一个地方，而是类似于押送的一种形式，路上的生活是十分苦逼的。半路上经常会遇到瘴气，毒蛇，猛兽，往往犯人还没有到流放地点，就死在半路上了。流放的目的地也大部分是湖北省西北部，位于十堰市南部、南临神农架林区，还有丰州、伊犁、岭南地区，以及东北宁古塔这些在古代尚没有开发的地区，就算你侥幸的到达了目的地，当地由于尚未开发的原因，生活也是异常的艰难。
举个例子，宋代的词人苏轼就曾经被流放到了海南，那个时候的海南可不是现在这个环境优美，适合旅游的海南。苏轼初到海南的时候，当地都是黎人，语言不同，水土不服。这还是一个方面，苏轼被流放就意味着他失宠，虽然皇帝放过了他，但是他的政敌没有放过他，连个驿站都不给他住。其当时的处境可以算得上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好在当地虽然只有一些土著居民，但是普遍的心地善良，还为他修建了茅庐，时常接济他。苏轼也很看得开，每天结朋待友，生活还算可以。
当然苏大词人是流放到那边做官去了，所以他去的路上可能还行。古时候的交通不便，有个马车就很不错了，但仍然有很多人受不了路途的颠簸，舟车劳顿，最后死在了路上。更别说步行了。侥幸能到的也适应不了环境，呆的时间越长，死的几率就越高。这是心态和劳苦的环境所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