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消费至上与娱乐蔓延对儿童价值观的影响如下：
经济体制改革及新媒体技术的发展使得“泛娱乐化”现象在现代社会愈演愈烈，并已超越自身范围扩展到社会各领域。它突出表现为政治“娱乐化”和文化“娱乐化”，其本质是给人带来生理方面的愉悦感和心理上的高度依赖，
对青少年价值观造成一定程度的历史价值观随意化、文化价值观功利化、道德价值观失范化、人生价值观漠视化、审美价值观庸俗化等消极影响。
因此，亟需遏制“泛娱乐化”现象对青少年价值观的消极影响，应从学校层面、家庭层面、政府层面、社会层面入手，强化学校价值观教育，塑造青少年独立健全的人格和积极健康的个性;
家庭教育中引导青少年树立积极健康的个人价值观;加强对大众传媒的监管力度，塑造“价值生产”秩序;促进“多重主体”在青少年价值观教育中发挥作用并实现良性互动。
一、“泛娱乐化”现象的突出表现及其本质
随着国家对现代媒体产业政策的放开及市场化经营的逐渐深入，越来越多的网络受众已成为这些产业的“消费者”。现代媒体在满足这些消费者的信息猎奇、时间消遣、心理刺激等需求的同时，也使“泛娱乐化”现象逐渐蔓延。
这一现象作为以电视传媒为代表的新型媒体发展的话语方式和符号表达，在现代先进科技的助推下，一定程度上使渗透社会生活的“娱乐”演变为扰乱人们思想观念的“愚乐”，尤其是政治内容的主次颠倒、文化话语的肆意滥用。
为此，我们不能因为“愚乐”而丧失思考能力、过度依赖“娱乐至死”，必须警惕这一现象对我们生理上和心理上造成的巨大伤害，必须识破这一现象的“假面具”。
泛娱乐化”现象的突出表现原本意义上的娱乐是缓解人们神经、愉悦身心的且没有其他任何功利性目的的“调剂品”，但是在资本逻辑的驱动下，
其由单一的娱乐领域延伸至政治、文化、网络等领域，演变为“塑造政治、伦理和日常生活的一个强大的、充满诱惑力的手段”，其中，表现最为突出的是政治“娱乐化”与文化“娱乐化”。
政治“娱乐化”为了让大众关注政治话题而讨好公众，不惜僭越道德底线、法律红线，以娱乐化传播方式吸引原本感兴趣的公众无法招架、原本不感兴趣的群体了解“泛娱乐化”版本的政治信息。一方面，政治“娱乐化”表现为政治生活的“非政治化”。
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中提到，这种情况会严重损害一个国家政治生活的权威性、人们思考能力的灵活性、时政新闻与公民生活的关联性， 以及社会的公共道德和价值观念的纯洁性，其重灾区主要集中在政治理论的学习领会、政治实践的执行落实等方面的“愚弄化”，
无论在话题切入、内容准备、形式呈现上都展现了“娱乐化”，确实达到了博得眼球、个性展现、轻松愉快等效果。随着自媒体的风潮涌入，一些人公然与党和国家“唱反调”，破坏党内民主和民族团结。
尤其是一些党员干部台上台下两个样、知行不一，在背后混淆是非、扰乱视听，自己出来做“网红”，在公众面前展现“吃共产党的饭，砸共产党的锅”而供大众“消遣”、制造舆论混乱。
同时，一些电视传媒、自媒体走进娱乐化“死胡同”，制造铺天盖地的娱乐性内容，譬如某某明星“离孝誉婚案”“出轨案”，影视节目“恶搞”，使公众的工作、学巧尘段习、生活笼罩在社会层面的花边新闻之中，导致国家的历史文化、时政新闻、思想道德教育等价值性内容一定程度上被“边缘化”。
另一方面，政治“娱乐化”表现为社会生活的“政治化”。国家广电总局对网络视听节目管理作了明确要求，坚持线上线下的作品审核兄岁标准一致、网络视听节目内容与思想内涵一致，倡导青春活力、阳光四射、能量正向等价值观。
但是，一些生活服务系列节目依旧我行我素，随意地、无端地冠以“政治性目的”宣传的帽子，试图获得“高大上”的视听效果、传播所谓“接地气”的题材内容，其后果反而逐渐降低了人们对政治话题的敏感性，甚至导致人们的政治认同与实际情况走向背离，进而动摇其理想信念。
文化“娱乐化”以篡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马克思主义先进文化等文化内容为手段，通过制造马克思主义“无用论”、共产主义“缥缈论”，诋毁和否定英雄人物。
反面人物“正面化”等历史假象，动摇民族意识的认知，模糊民族文化的追寻，弱化民族梦想的引领，对人们的价值观和精神家园造成严重侵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