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而，全世界都听到了，虽然有的人很不情愿。人们面带羞怯地抬起头望着他，想要问的问题太多，在众多怯懦的倾听者中，他说从那里起始便有危险了。对于他们来说，好像在他拒绝了怀疑论之后，远处便传来了某种凶恶的、带有威胁性的声响，似乎某个地方正在做某种新式爆炸物的试验。一个精神动力学，或许是一种新发现的俄国式否定法；一种善良意志的悲观主义，它不仅仅说得否定，希望否定，更主要的是他在进行可怕的思维！反对这种“善良意志”类型，对一种现实的生命否定地说，今天再没有比怀疑论更有效的安眠药和安定剂了，那是一种温柔的、迷人的、听催眠曲的、罂粟花式的怀疑论；哈姆雷特如果活到今天，时代医生也会针对他的“精神”特点和他的嘟嘟嚷嚷把他藏在地板下面。“难道人们就没有竖起耳朵认真地听一听从地下冒出的那些不堪入耳的嘈杂声吗？”怀疑论者这样说道，他就像一个安静的朋友，甚至保安警察。因为，“从地下冒出来的否是极其可怕的！”最终，那只悲观的鼹鼠不在聒噪了。因此，这种令怀疑论者感到极其恐惧的软绵绵的造物，使他的良心受到了如此的训练，在每一个否定那里，在每一个坚决的肯定那里，突然爆发了，出现了震颤，并且感觉自己好像被咬了一口似的。是否——对他来说，这两个字是与道德相抵牾的。相反，他则喜欢用高贵的忍耐庆祝自己的美德。既然他用蒙田的话说：“我晓得什么？”或用苏格拉底的话说：“我知道，我是无知的人。”或者，“这里，我对自己失去了信任；这里，没有哪扇门是为我敞开的。”或者，如果门是敞开的，那么人们为什么要立刻踏进去呢？所以，从来就没有什么如果、假如，这种假设可以归属为优秀的审美。难道你们真的想把某种原本弯曲的东西弄直吗？难道你们要用麻絮把所有的窟窿都要填满吗？噢！上帝，你们真是魔鬼！难道你们就不这样着急吗？不确定的东西也具有其独特的魅力，斯芬克斯也是一个喀尔刻，而且喀尔刻还是一位女哲学家。如此说来，怀疑论者应该感到安慰了；但是他还真的需要某种慰藉。由此可以说，怀疑论有一种确定的、多情的生理学习性，但是人们却将它称为神经衰弱或是一种病态；凡是在长期分道扬镳的种族或者阶层中，因为坚定而与突然的方式失之交臂时，每次都会发生这种事情。当不同尺度和价值在遗传方式下进入血液后，人们就会感到不安、干扰、怀疑、尝试；最佳的力量起到的是阻碍的作用，美德本身则不允许彼此间有丝毫的强大，因为这样会在肉体和灵魂中缺少平衡、重力，以及测锤式的垂直安全。可是，在这样的混血儿身上，一定存在着病入膏肓或发生蜕化变质的东西，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意志。因为他们没有认识到决心中的独立性，所以根本不知道愿望中存在着快感——即使在梦里，他们也怀疑“意志自由”这种说法。今天的欧洲，已经因此成为激进阶层的一个荒谬而又突兀的尝试舞台，因而出现了种族大混合的现象，从而令人们对所有至高和至深的事物都心存疑虑，渐渐地为那种灵活的怀疑论添砖加瓦——它急切、贪婪地从一个枝蔓跳到另一个枝蔓，很快就会像一片满载着问号的云朵，模糊他的意志，使他变得垂死一样的饱和！因为，今天的人们已经找不到这种呆坐的残废者的处所，所以要乔装打扮！啊，这些人打扮得多么诱人啊！他们用美丽无比的花作伪装；例如今天被称为“客观性”、“科学性”、“为艺术而艺术”、“纯意志自由的认识”等，成为橱窗中陈列的最多的东西，它们只是乔装打扮之后的怀疑论和意志消沉。我愿意为能够治疗欧洲疾病的处方担保。欧洲上空弥漫着意志疾患，无边无际；因为在这里，这种疾患反而显得最伟大、最花哨，那里的文化早已成为乡土气息的沉沦。还是“野蛮人”——或者是又一次成为“野蛮人”的人——在抖动的西方教育的盛装掩饰下，它可以发挥权利，收到效益。现时的法国，就像人们轻易得知且可以切实把握的那样，以此将意志严重地坑害了。法国，一直具有娴熟的技巧。现在，它的精神也变成了“引诱物”、“诱人学坏的东西”。真可怕，今天它竟然成为了怀疑论的学校和展览室，而且完全凌驾于欧洲之上的文化，它要展示力量，而且希望得到永久的意志。这种趋势在德国却日渐强大，而且在德国的北部，这种趋势要比德国中部强大得多；在美国的西班牙和科西嘉岛，这种趋势更是出奇地强大。在那里还与冷漠相连。而在这里，则与硬梆梆的脑壳相连——这里先不说意大利，因为它太年轻，而且它好像已经知道自己究竟想要什么了，但是这种东西必须先加以证明，它是否真的想要——但是，在欧洲向亚洲回流的那个庞大的中间帝国里，俄国，则将它那最强有力和最令人感到惊奇的东西表现了出来。在那里，意愿的力量被积蓄、保存下来了；在那里，意志的等待——无法确定，看似否定又似乎是肯定的意志——用一种威胁的方式等待着被激发，以便借用今日的物理学家的行话。这或许并不是印度战争和向亚洲卷入所必须的——尽管这样，欧洲仍会摆脱危险，而是帝国主义内部的倾轧和分崩离析，并且是议会的胡说所引发的。吃早餐时读报是每个人的义务。我说这样的话并不是为了祝愿谁，因为对我来说，也许对立的东西早已指向了我的内心——这里我所指的是俄国的这种威胁的增长。换句话说，欧洲此刻必须下定决心把它变成旗鼓相当的威胁，也就是变成一种志在必得的意志，在一种统治欧洲等级的新手段下，一种持久的、恐怖的自我意志，它完全能够超越千百年来设定的目的。从而，或许最终，在它长期经营的小国政治将走向终结。渺小的政治时代早已成为历史，到了下个世纪，整个世界将要掀起争取统治全球的斗争——强制的，奔向伟大的政治。人们那遥远、崇高、深沉的内在经验，是人类灵魂的全部历史及其尚未枯竭的证明。这对于一个天生的心理学家与“伟大狩猎”的朋友而言，是已经划定的狩猎区。而他却总是绝望地说着：“噢，仅仅只是个别人！看，这片原始山林多么浩瀚，多么伟大啊！”因而他期盼着能拥有上百名的狩猎助手与高素质的猎犬。他仿佛能够将他们带入人类灵魂的历史中，在那里一展雄姿。这一切完全是徒劳。他总是略带苦涩地彻底打量着自己的表现，他对那些能够刺激他好奇心的所有事物态度都非常恶劣。他迫切地找寻助手与猎犬。将学者们派遣到需要勇气、智慧、细致的全新而又危险的猎区中。而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他们成为了废物——这正是这一做法的弊病所在。“伟大的狩猎”同时也是伟大的冒险拉开序幕。在那里，他们没有了猎眼与猎鼻。正如为了猜出并确定宗教之人的灵魂里，有关认知与良心的问题到底有过怎样的一段历史，人们必须如同“帕斯卡”那样的智者所具备的深沉与良心——伤痕累累、广袤无垠，并时刻与狡黠的睿智舒展的天宇紧密相连，同时俯瞰这充满危险与痛苦经历的聚集地，稍加调整并采取强硬措施使之成为一种模式。然而，谁能为我提供这种服务呢！谁又有时间等待这样的仆人呢？他们的出现世属罕见，无论在什么时候都不大可能！最终，为了能掌握大概的情况，人们只好亲自动手，这就意味着人们要亲自做很多事！但像我这样的好奇者，却始终自得其乐——请原谅，我真正想表达的意思是：不管是上天还是入地，对真的追求，都会得到报酬。信仰——如同刚一问世的基督教对它的要求并在一定程度上所达到的那样——正处于一种怀疑论与南国自由精神的氛围之中。在经历了长达几个世纪的哲学派系之争以及罗马帝国的宽容教育之后，这种信仰最终被贬为那种忠心的，时而粗暴时而恭顺的奴仆信仰。从一定意义上来讲，那个叫路德的，或叫克伦威尔的，或某个北国精神的野蛮人就是怀着这样的信仰依附在上帝与基督教的威名之下的；那个帕斯卡的信仰与前者比起来还要晚一些，帕斯卡仍以一种恐怖的方式将理性看成一种慢性自杀。试图用一种一劳永逸的方式将这种命贱而顽强的蛆虫般的理性打倒。从一开始，基督教信仰注定就是一种牺牲：牺牲所有的自由、自豪以及精神上的自我肯定，同时也是一种奴役与自嘲、自戕——即是这种信仰的残酷与宗教的腓尼基主义，其前提是对一种被宠坏了的、脆弱而多变的良心所持有的不现实的幻想。精神上的屈服所感受到的痛苦是无法形容的。不管是它的过去还是现在，面对荒谬，精神都习惯于采取自卫行动。而从荒谬这一方面来说，“信仰”即是同精神对抗。现代人不再仿效基督教术语表中的最高级的圆滑，因为这对古代审美而言，就如同陷入了“十字架上的上帝”这一古怪的公式之中。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哪个地方显现出与此次案中相同的果敢之气，以及这公式中所呈现的可怕的、值得一问的东西。因为这果敢意味着对古代一切价值的重估。这即是东方，深沉的东方，奴性的东方——他以此种方式报复罗马及它的轻率而高贵的宽容，报复信仰“天主教”的罗马——过去它并非如此，自由曾是它的信仰。曾经依附于主子的奴隶们，被那半斯多葛主义和对信仰的严肃性抱以冷笑的态度以及“启蒙运动”所激怒了，进而起身反主。因为奴隶要求绝对的制度，< xmlnamespace prefix ="st1" ns ="urn:schemas-microsoft-com:office:smarttags" />暴君式的绝对统治，在道德上也是一样；他的爱即恨，并无感情色彩之分，直到沉沦，直到感到痛苦，直到染上疾病——直到隐藏于身的诸多痛苦一起爆发，进而反对高贵的审美——似乎是因为它否认痛苦。从本质上看，反对痛苦的怀疑论只是贵族政体道德的一种大度，至少没有为最后的伟大的奴隶起义添砖加瓦；这起义发端于法国大革命。谦虚的品格谦虚的危险。——对社会、任务、日常生活和劳动秩序过早地适应了，使我们处于这种秩序中的是因为偶然，但是我们的力量和我们的目的却未曾以立法者身份进入我们的意识。通过这样所取得的过早的良心安全感、轻松感、共同性即过早的恭顺，它作为摆脱里外皆不安宁的手段而讨好情感，娇惯情感，并用最危险的方式压制它；按照“相同地位的身份”的形式来学习尊重事物，就如同我们自己心中全然没有设定价值的标准和权利似的。意图对审美——它也是一种良心——的内在声音作平等衡量的努力，成了一种令人恐惧的、敏感的枷锁。倘若最终一切爱和道德的羁绊在霎那间的崩溃瓦解没有引起大爆炸，那么个人也会变得没精打采、叨叨唠唠、婆婆妈妈、小里小气。——对立物已经是足够坏的了，但比前面所述的事物要好。因为，它受到环境的烦扰，也苦于对环境的褒贬，因而就受到了伤害，也为没有道出实情而烦忧；并不是自愿地怀疑，为维护自身而对环境之爱一概排斥，学习沉默不言，也许通过说话来掩饰沉默，为喘息、流泪和崇高的自慰而打造出一个犄角旮旯和未能预料的孤独——直至人们最后是足够强大到能够这样说：“我同你们有什么关系呢?”并且依然故我。论我们估价的起源我们可以用空间的方法来对我们的肉体进行分析，于是我们从中得到的观念与从星系得到的并无二致，有机和无机的区别是再也看不到了。在以前，对于行星的运动，人们将其解释为意识到目的的生物在起作用。因为，这种解释现在人们不再需要了，联系到肉体运动和自身的变化，人们早已不再认为能够与设定目的的意识相安无事地共处了。各种运动与意识一点关系也没有，与感觉也没有关系。感觉和思想比之无时无刻发生的无数现象，是微不足道的。与此相反，我们察觉到，即便是在最小的现象中都有一种实用性处于统治地位，而我们的知识还不能足以担当后者，谨慎、选择、汇集、补偿等等。简单地说来，我们发现了一种运动，应把它纳入一种不知高出我们意识到的多少倍的、俯瞰一切的智慧。我们从所有意识的东西身上未能得到思维。因为，对自身负责的习惯我们没有能够学到，因为作为有意识、有目的生物，我们只是一切有意识之物的最小部分。如同空气和电，这些时时刻刻都在发生的现象，我们几乎未能感觉到什么。因为，或许真的是有足够的力，尽管我们觉察不到，却是对我们却无时无刻不在发挥影响。比之一个细胞和器官，对另一个细胞和器官所发挥的无数刺激，快乐和痛苦乃是稀少异常和极度缺乏的现象。这是意识谦虚的阶段。最终，我们会认为有意识的自我本身，仅仅只是服务于那种更高级、俯视一切的智慧的工具而已，那时我们可以发问，一切有意识的意愿，一切有意识的目的、一切估价是否只是用来获取和意识内部的在本质上有所不同的某种东西的手段。我们认为：这牵扯到的是快乐和痛苦的问题——但是快乐和痛苦或许只是我们用来完成在我们意识之外的某些成就的手段——应当指出，一切有意识的东西仅仅只在表面停留。因为行为和行为表现得是如此不同啊，我们对行为以前东西的了解又是如此地不够。我们关于“意志的自由”、“前因和后果”的感觉是如此地想入非非。思想和想像，就如同词汇乃是行为的符号一样：任何行为都是不可探寻追究的。一切褒贬都是表面现象。我们有意识地生活于其中的想像和臆想是多么的本质。我们来谈论想像，用我们掌握的所有词汇(也包括激情)；人类的关系对这些想像的传导和继续又是多么依赖啊。从根本上说，实际的联系(通过生殖)走着自己为不为人知的途径。这种对共同想像的信仰真的能对人有真正的改变吗?或者，意志、目的、思想、价值等等这些真的存在吗?这整个有意识的生命难道仅仅只是如同镜花水月吗?即便是在估价似乎决定着一个人的时候，事情的表现也完全是另一种情形！简单地说来：倘若是用自然作用来解释实用物是可以实现的，并且不需要假定一个设定目的的自我，那么最后连我们对目的的设定、我们的意愿等等对于某种本质不同的东西来说，就仅仅只是一种符号语言也就是无意识的东西和非意愿的东西了吗?仅仅只剩下了有机物自然实用性的那最细腻的外观了吗?与有机物就一定没有区别了吗?总的说来，就精神的整个发展进程而言，在这里只是对肉体的问题有所涉及。渐渐会让人觉得，这是一种级别更高的肉体的形成史。有机物攀登上了更高的阶梯。我们试图来认识自然的渴望乃是一种肉体想借以完善自我的手段。或者不如说：要想对肉体的营养、居住方式、生活方式进行改变必须要做无数的试验。因为，肉体中的估价和意识、所有种类的苦乐观都是这些变化和试验的象征。说到底，这里提到的不是人心的问题：因为人应当被克服。更高级的哲人习惯独处并非是他想孤独，而是因为他找不到和自己同属一类的人。今天，在人们已经记不起了对等级制的信仰，并且由此而对这种孤独不尊重、不理解之时，他周围是有着多少危险和痛苦积聚着啊！以前，智者几乎通过完全不顾庸众感受的方法将自身圣化——今天，隐士只得以疑惑的乌云笼罩自身。而不仅仅是心中只存有妒忌和卑鄙。因为，他不得不从每个遇到的好意中去发掘误会、疏忽和浅薄，他在那有限的同情中认出了其怀有的阴险。因为这种同情将自己看作慈善与神圣，假如它试图在自己面前以所谓舒适的条件，秩序井然的、可靠坚实的社会来“拯救”隐士的话——的确，隐士对这种不自觉的毁灭欲应当是心存向往的，所有精神平庸者都会带着这种欲望去反对隐士，并且是自认为这样做是有着充分权利的！对这种不能被别人理解的孤独化的人来说，必须熟练而由衷地将自身用外在的、孤寂的空间外衣裹住。这才是他的聪明之处。今天，计谋和伪装也还是少不了的，以便让这种人能够在时代的危险的快速洪流中保存自己，保持自己的崇高地位。他必须赎回一切对当今现实忍受的企图、一切对当今这些人和目标的接近，就如同赎罪一般。因为，他或许惊讶于自己本性所隐匿的智慧。因为，当这一切企图出现的时候，智慧都会立刻将其引回本身，用疾病和恶性事故。愚蠢与美德享乐主义、悲观主义、功利主义、幸福论，所有这些思维方式都是以乐和苦，也就是以不同的心态和次要的事物，作为测量的标准的。它们就是前面提到的思维方式和幼稚的表现。在这一点上，凡是意识到塑造力和艺术家良心的人，都不会轻蔑它，更不会没有同情心地俯视、鸟瞰它。对你们同情！这当然不是什么同情，而且更不是你们所说的同情：因为，这并不是对社会“困苦”的同情，也不是对“社会”、对社会上的病夫、不幸者的同情；它不是对有恶习者、原本就支离破碎的人同情，虽然这样的人躺在我们脚边；这更不能算作是对满腹牢骚、反抗闹事的奴隶的同情，因为这些人所追求的仍然是统治——他们将此称作“自由”。我们所说的同情乃是一种更高级、更有远见的同情——我们已经看到了人是如何变得渺小的，你们是怎样将人变渺小的？——就在这种时刻，我们用一种无法形容的担心，关注着你们的同情，我们对这种同情提高警惕，因为我们发现你们的这种郑重竟然比任何一种轻率都要危险。摆脱苦痛；难道是我们？——这似乎是我们所希望的更爱、更高、更糟地拥有这种前所未有的苦痛！就像你们所理解的舒适和健康——这确实不能算作目的，在我们眼中它只是一种终结！有一种心态，能够将人马上滑稽化、蔑视化——它想将人希冀于沉沦！培植那种苦痛，培植那种所谓的伟大的苦痛——你们不会知道，正是因为这种培植，才创造了迄今为止人类的所有升华。那种不幸所导致的灵魂的紧跟，培养了你们的坚强、你们在伟大的毁灭时刻的颤栗，并且培养了你们在幸运的拖带、坚守、阐释、充分地使用过程中所具备的敏感性和勇敢性，这不过是深邃、秘密、虚假、精神、诡计，一向之所赐——难道这不是深处在苦痛之中、深处在培植伟大的苦痛之中所享受到的吗？世界上，造物和造物主本属一体：因为，在人世间，四处都是质料、碎块、充盈、泥巴、污垢、荒谬、混乱；在这里，同样存在造物主、雕刻家、坚实的锤头、观众的神情和第七日——你们明白其间的矛盾性吗？你们的那种同情倒是很适用于人世间的“造物”，这种东西必须经过一番成形、破碎、铸造、撕破、焚烧、加热、提纯——它必然要受到一些苦楚，当然，这些苦也是应该受的，不是吗？但是我们所说的同情——你们不会理解的同情，则适用于我们的同情的相反一面，如果它与你们所说的同情相抵牾，与一切最致命的柔弱化相抵牾的话，是吗？——也就是说，此同情反对彼同情！——但是，还要重复一遍，世界上存在一种比乐、苦、同情这类课题更高一层的课题；任何单单以这些课题为出发点的哲学，都是幼稚。正直——如果说它是我们的美德。从这一点出发，我们将不能自拔，我们有自由的精神——那好吧！说实话，我们想以一种恶意或者钟爱之情去研究它，并且在特留给我们的美德中，乐此不疲地使自己“完善”起来：愿我们美德的光辉就像一束镀了金的、蓝色的、嘲弄般的晚霞一样，投射到这陈旧的文化，及其阴郁的郑重上！如果我们的这种正直哪天突然变得疲倦，并且长吁短叹、伸展四肢；而且发现我们过于强硬，希望更好地、更轻易地、更柔和地拥有它，那么这就像一种惬意的恶意一样：我们要始终保持这种强硬。因为我们是最后的斯多葛！我们将我们仅仅依靠的暴虐行径所拥有的东西统统派出去，去帮助它——我们讨厌臃肿笨拙，我们为了被遭禁的东西而奋斗。我们充当冒险家，增加冒险的勇气，我们狡猾和被惯坏了的好奇，穿上我们最雅致的服装；乔装打扮之后，我们便拥有了最精神性的权力意志和征服世界的意志，然后垂涎三尺地神驰和醉心于一切未来帝国——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魔怪”是我们向“上帝”的施助！但是我们很可能会否认自己或者混淆自己，这是为什么呢？人们也许会说：“因为你们的正直啊！这就是你们的暴虐行径，除此之外你们还有什么？”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即使人们真的明白了道理！但是到目前为止，所有神灵不都是同样的、重新接受洗礼的魔鬼吗？最终，我们对自己又有什么了解呢？面对引导我们前行的精神，我们应该怎样称呼呢？但是我们又要怎样保护这么多的精神呢？我们正直，我们有自由的精神——我们担心，它们千万不要学会我们的虚荣、装饰、奢华，以及我们的局限、愚蠢！因为任何美德都是倾向于愚蠢的，所有愚蠢也都倾慕于美德。在俄国，有人说“愚蠢至神圣”。所以我们担心，我们千万不要因为这种正直而最终变成圣者或者是无聊的人！我们自己掌握生命，它不是过于短暂，就是过于无聊。人们大概已经信仰了永恒的生命，从而……认清道德的面孔人们口中所说的陶醉的快乐状态，其实是高度的权威感。一旦时空感改变，就好比能够一览无余一样。视线开阔，就能够看得更远更长久；器官敏感，就能够感知微妙或者瞬间的现象；“睿智”的感性可以预知最微小的暗示；强大的力量统治着肌肉，是对运动的渴望，是舞蹈，是轻盈，是迅速；强力是勇敢的冒险，是对生和死的无畏……这是生命中所有的因素在彼此激励；每一个因素都可以激励现实世界产生另外一个因素。最终，所有的状态聚集在一起，也许它们原本能够保持彼此的不同之处。例如，对宗教的迷恋，对性的渴望；这两种奇妙的感觉，终于能够协调起来。那些虔诚的女人最满意什么呢?年老的女人?年轻的女人?答案是：拥有美丽大腿的圣徒，那年轻的白痴。悲剧中存在的残酷和善良(同样协调)；春天、舞姿、音乐都是性的角逐，以及浮士德式的“广阔心胸”。对于艺术家们而言，如果他们喜欢做某件事情，那么他们就会沉迷于此（在肉体上也是这样）。如果性系统不存在某种过热感，那么也就不会有拉斐尔……创造音乐，就好象生孩子一样。贞洁对于艺术家来说就好比经济学。不管怎样，艺术家不再具备高产的生育能力了……艺术家们应该放飞自己的想象，去看待原来的事物；同时要把眼光放在事物更充实、更简单、更强大的一面。为此，他们必须具备年轻的心态，以及生命中经常出现的陶醉感。为什么心理学家会遭受道德特质的迫害呢？这是因为，在陈旧的哲学中，没有人有胆量去研究“非自由意志”——否定道德的理论；也没有人有胆量将任何一种快乐——幸福视为权利。因为，对权力的欲望是不道德的。没有人有胆量将美德视为是为种族，或者城邦服务的，无道德、无权力意志的结果。因为，权力意志也是不道德的。在整个道德发展的过程中，并没有出现真理。因为，所有用来从事研究的概念性都是虚无的；人们所遵循的所有心理学都是虚伪的；那些被人们拉进谎言中的逻辑形式都是诡辩。道德家的特征就是，毫无理智的纯洁感和自我控制感。因为，他们将“美感”是为论证的依据；对他们而言，“挺起的胸膛”就是他们神性的风向。精神史上最让人疑惑的时期就是出现道德哲学的时候。首例伟大的证据就是：以道德的名义，人们以卫道士的身份做出前所未闻的违法行为。这就是颓废的表现。人们对于伟大的希腊哲学家，所体现出的典型的颓废状态给予肯定，并将这种状态传播开来，就好像传播疾病一样。从整体上来说，“自我解脱”是抽象了“美德”对自我抽象最大的诱惑。有一种很奇怪的现象，道德遭受了诡辩派最初的批判，第一次认清了道德的面貌；它几乎对所有道德价值的判断进行了归类；它告诉人们，所有道德都会用辩证法为自己脱罪。也就是说，诡辩派明白，对于道德的论证必须使用诡辩的方法。这是自柏拉图起，直到康德，所有古代哲学家最伟大的证明。“自由的道德”、“自由的善”是根本不存在的，如果在这方面讨论“真理”，那简直就是荒谬!那么，那个时候正直的理智去了哪里呢？诡辩派的希腊文化，创造了希腊人的本能；这是属于伯里克利斯的文化，柏拉图是绝对不属于此例的。因为，赫拉克利特、德谟克利特才是诡辩派文化的先行者，才与古代哲学的科学类型相同；它还体现在在修昔底德的文化里。他们是有道理的，因为认识论的进步，以及道德认识的提升，证明了诡辩派哲学家是正确的。赫拉克利特、德谟克利特、普罗塔格拉是我们经常选用的思维方式。我们也可以说它归属于普罗塔格拉，因为他综合了赫拉克利特和德谟克利特的论调。柏拉图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冒险家。人们应该知道，伊壁鸠鲁是如何评价他的；提蒙又是如何评价他的；也许柏拉图的真诚是不容怀疑的！但是，我们至少应该知道，柏拉图想要宣扬为真理的东西，与他所说的真理并没有关系。因为，灵魂的独立存在，以及不死的特性是他的所强调的。所有道德教育中，伟大的理性始终源于人们想要得到的安全感；因此，善良的意图和手段首先与意识相联。人们应该以士兵对待操练的态度一样，去对待行为。实际上，这种非意识性是所有完美性的特征，就连数学家在计算排列组合的时候也是非意识的。苏格拉底的反动究竟代表了什么?它以辩证法为例，走向了美德之路，并将此视为乐事，假如道德不能以逻辑法自我辩护。但是，后者正好体现了反动的高超之处：假如没有非意识，它将一事无成！如果人们能够将论证性强调为个人美德的前提，那么这意味着希腊本能即将解体。造成解体的原因就是那些“有道德的人”和“滔滔不绝的人”。实际上，这意味着，道德判断脱离了自己原本条件的限制，脱离了古希腊的政治根基，在高尚的外衣之下被非自然了。“善良”、“正义”这些伟大的概念与所属的前提分道而驰，成为辩证法的原本“观念”的对象。人们在它的背后寻找真理，人们将它视为实体，或者实体的符号。因为，人们为它设想了一个，能够使这些概念又回归之感的世界，从而能够成为它的发源地……总的来说，这种胡闹对柏拉图而言，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所以人们必须重新构想一个抽象的、完美的人——善良、正义、充满智慧的辩证家。简单来说，就好比制作一个古代哲学家的稻草人，去吓唬别人。这是一种不具备调解能力、有特定本能的人性；一种嫩够自我“辩解”的美德。荒谬的“个体”!无以复加的非自然!道德价值的非自然，为我们创造出一个变质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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