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政府对世博会的态度转变
为纪念从法国购回圣路易斯安娜100周年，美国政府决定于1904年在圣路易斯举办世界博览会，这是在美国举办的第四届世界博览会。1902年夏天，美国方面派出曾任驻暹罗（今泰国）公使的巴礼德前往亚洲各地游说，除表明本国赛会宗旨外，最为重要的目的是邀请大清国大皇帝陛下御临斯会。
该消息传出后，立刻引起有关人士的重视。当时即将离任的中国驻美公使伍廷芳为此事特意致信盛宣怀，希望巴礼德访华时，盛氏能代为介绍，并指示一切。盛宣怀与刘坤一、张之洞共同接待了巴礼德，并安排巴氏前往乾清宫觐见慈禧太后。那次会面的结果令巴礼德感到十分满意：慈禧虽然婉拒了美方希望她与皇帝亲自赴会的邀请，但表现出对此次世博会的极大热忱。
中美双方能迅速达成一致的背后，是满清政府对于世博会态度的转变。1866年法国巴黎的世博会向总理衙门发出邀请时，清政府仅以晓谕商民来搪塞；数年后的奥地利维也纳世博会，清政府依旧扔出中国向来不尚新奇、无物可以往助的托辞。尽管孙神最终委托海关出洋赛会，但并未真正加以重视。在那之后的几十年，大部分政府官员只是将其视为赛珍耀奇的无益之举，甚至将该赛会与传统社会中的庙会混为一谈。
然而，也就是那几十年间，中国人开始面对一无所知的西方世界，在黑暗中不断摸索，希望为自己的国家找到一条能够适应巨变的生存之路。在一浪高过一浪的改革潮流中，工商业发展的重要性日益成为朝野共识，而世博会这样的商品赛会也被放到较为显著的位置加以讨论。在他们的心目中，世博会的形象正逐渐从炫奇、赛珍的舞台转变为交流和商战的平台。
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如陈炽、郑观应等人，都注意到了赛会对市场竞争和商业发展的重要作用。康有为在1895年的公车上书中也提出中国要整顿商务，就必须仿效日本开办赛珍厂的建议。1903年，张之洞在采用西法十一条折中直接提出举办赛会的建议。民间舆论如中外日报、扮知大公报、东方杂志等期刊报纸，也均辟出相当篇幅对赛会问题进行探讨。清廷的皇室成员里，曾经跨出过国门的醇亲王载沣和庆亲王之子载振是赛会的积极支持者，载振更是直接参与制定了许多鼓励赛会的措施，如对参加博览会的商品实行免税和免费运输等。
当然，中国能够顺利参会，还需得到帝国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的支持，而这在当时，几乎已经不再是一个难题。1900年的侵华战争不仅烧毁了举世无双的圆明园，也在某种程度上完成了对慈禧太后的心理征服。回銮后的慈禧，对待洋人的态度产生了180度的转弯，时常在宫中宴请各国公使夫人。无论是出于惧怕抑或是为了讨好，慈禧都不会放弃世博会这样一个联络邦交的大好机会。
此时对于中国来说，积极参与到世博会这一国际盛事中，已经是大势所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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