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梦熊
(国土资源部)
一、前言
前地质调查所成立于1916年，是旧中国历史最长、规模最大，在国际上具有较高声誉的一个全国性地质机构。它对新中国地质科学与地质事业的发展，也具有较大影响。1995年10月，中国科学院在北京召开第七届全体院士大会时，地学部部分在地质调查所工作过的院士，在随意聊天时，都深感新中国地质科学的发展与前地质调查所有密切的承前启后的关系，因此提出倡议要编写一本有关地质调查所发展历史的文集，得到大家的赞同。由于大家的积极支持，该书在1996年就顺利完稿出版，书名为《前地质调查所(1916～1950)的历史回顾——历史评述与主要贡献》，全书共有54万字，篇幅较大，为了便于了解全书概貌，作者对内容精心调整压缩，写成一篇比较详细的节要，供同行参考。
二、发展时期划分
地质调查所从1916年正式开始工作，到1950年宣告撤销，一共经历了35年的时间，其整个发展过程，约可划分为4个时期：①萌芽时期(1900～1916)，地质学知识开始从国外引入国内；②奠基时期(1916～1930)，开始在全国展开地质矿产调查；③发展时期(1930～1940)，各研究室先后建立，机构逐渐健全，工作有所扩大；④成熟时期(1940～1950)，机构趋于稳定，科技力量有所增强，在国内外有较高声誉。如果按所址的迁移，也可划分为：①北京(北平)时代(1916～1935)；②南京时代(1935～1937)；③北碚时代(1938～1945)；④南京复员时代(1946～1950)。新中国成立后，地质调查所的历史虽然告一结束，但为新中国的地质事业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在此基础上，新中国的地质事业获得空前巨大的发展，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三、主要特色与优良传统
新中国成立前的中央地质调查所，在建所的35年时间内，为前期中国的地质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这是与它严格的管理制度、严谨的学术风气，以及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分不开的，分述如下：
1.机构精简、任人唯贤
从建所开始，就实行严格的考试制度。每年通过考试，招收2～3名地质人员，所以到新中国成立前夕，地质调查所的规模虽自然已有很大发展，但连同两个分所的总人数仍不过200余人。关于地质调查所的考试制度，几十年来除极个别的人是通过特别推荐入所的外，几乎没有例外，即使是北大地质系第一批的毕业生，如著名古生物学家孙云铸，也毫不例外的是通过考试进所的。孙老到了晚年，谈起当年参加考试的经过，仍然津津乐道。著名新生代地质专家、“北京猿人”的发现者裴文中，1927年从北大毕业，满怀希望地投考地质调查所，不料因成绩不佳而落选。裴文中并不因此而灰心，第二年继续参加考试，终于被录取。不仅地质技术人员入所要通过考试，对一般新招收的职员，同样要通过考试。如“抗战”胜利后，图书馆需要增加几位管理员，都是通过黄汲清亲自面试以后，才被录用为正式职员的。
地质调查所从建所开始，不论是机构的设置还是人员的编制，都是按照机构精简的原则，由小而大，由少而多，逐渐地稳步发展。即使在十分艰难的“抗战”时期，不仅没有裁减人员，相反还有所扩大，如在兰州建立了西北分所。20世纪30年代初期，是新生代研究室最为兴旺的时期，当时的研究人员，包括外国专家在内，不过六七个人，外加修理标本和制作模型等技术人员，总共不超出20人，但却作出了惊人的成绩。“抗战”胜利后，作为所内最大的一个研究室——区域地质研究室，大概也不到20人，但却在短短几年时间内，完成了14幅1：100万分幅地质图与一幅1：300万中国地质图的编图工作。
在建所的30多年时间内，所长和各研究室的领导成员，基本保持稳定，很少有重大变动，因此各研究室均有相对固定的努力目标，各项业务能按计划逐步完成。各个研究室的领导成员，也相对保持稳定。除上述区域地质室与古生物研究室以外，如杨钟健始终担任新生代与古脊椎动物研究室主任，程裕淇长期担任岩石矿物研究室主任，李善邦从建室开始就担任地震及地球物理研究室主任，曾世英一直担任测绘室主任，熊毅、马溶之、李庆逵等都长期担任土壤研究室主任，等等。他们既是国内各个专业的权威专家，在国际上也是知名学者，这是各个研究室在业务上都能分别取得重大成就的主要原因之一。
在领导成员中，值得一提的是副所长周赞衡，他是唯一的一位副所长，同时也是唯一一位从建所开始一直到新中国成立，都始终坚持在地质调查所工作岗位上的人。另一位值得赞扬的是图书馆馆长钱声骏，他是1920年北大地质系的第一批毕业生，与孙云铸同时进入调查所，工作勤勤恳恳，前后担任馆长近20年，把图书馆管理得井井有条。他对图书馆的藏书与资料了如指掌，就像一本活字典。
地质调查所还有其他许多值得称颂的人，特别是一批担任辅助性工作的技术人员。他们多半一专多能，技艺精湛，并有一手绝活，非他人所能顶替。如测量专家颜惠敏，他用平板仪测图，速度之快与精度之高，非一般人可比拟。胡宝琳是一位技艺出众的能工巧匠，“抗战”期间，协助秦馨菱用土办法竟制造出一台灵敏度很高的地震仪。李时俊是一位出色的照相专家，余国钧是所内著名的切片、磨片专家。新生代研究室的胡承志，是一位模型制作专家，在国内称得上是权威。此外，图书馆的打字能手韩文蔚，绘制古生物模拟图的画家蔡一，以及清绘中国地质图的绘图员鲁巨川、白耆彬、李子平等，他们的高超技术都是有目共睹的。总之，地质调查所在地质事业上取得的重大成就，都与二线人物作出的重要贡献是分不开的，他们是地质调查所的无名英雄。
2.学术空气浓厚、治学环境相对稳定
不论在北碚，还是在南京，到晚上大多数办公室总是灯光通明。他们夜以继日，充分利用业余时间；这并不是强迫加班，而是自动地到办公室钻研业务，或撰写论文，已经形成风气。尽管如此，每天上午上班，进门首先要签到，还要写上到所时间；这是建所以来的老规矩，不论职位高低，都要严格遵守。每周第一天的上午，照例全体人员要聚集在会议厅开周会，实际是学术报告会，由所长主持，主要请出差回来或项目工作告一段落的人，介绍野外调查的收获与体会或阶段性或最终成果的主要内容；因此也相当于工作汇报会，讲完以后展开讨论，互相交流。对所内年轻地质人员来说，这些活动都是最好的学习机会，而且无形中受到了学术空气的熏陶。同时各不同专业，可以通过这些活动互相交流，扩大知识领域。
新入所的地质人员称为实习员，对外称调查员，一般要经过两年的实习，才能升到技佐(相当技术员)；再经3～5年的实际锻炼，才能升到技士(相当工程师)，一般只有升到技士以后，才有可能单独承担任务。所以入所后一般头五六年的时间，大多基本上都是跟班学习，练基本功，当好助手，可以称为学徒阶段。地质调查所十分重视野外工作，所以必须首先在野外工作中经受锻炼。总之要培养成一位多面手，只有真正的徒满出师，才能算得上一位够资格的地质工作者。
3.人才辈出、重在培养
地质调查所多年来人才辈出，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重要的一条，是重视人才培养。在地质调查所成立之前，3位创始人章鸿钊、丁文江、翁文灏高瞻远瞩，首先举办名为地质研究所的培训班，并亲自担任教职，经过3年的严格训练，把这批学生培养成为我国第一代的地质学家。这第一代的地质学家，又培养出第二代的地质学家；如此代代相传，一代比一代强，所谓名师出高徒，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确实是一条真理。
培养的方式，也是多种多样。如前所述，入所后首先要度过约5年严格的学徒生涯，主要目标是通过跟班学习，掌握野外工作的基本功。地质调查所的一项主要优势，就是每个研究室都有一位或多位的权威专家，他们总是毫无保留地主动把知识传授给年轻人。不仅是在工作中言传身教，而且还带领年轻地质人员到野外实习。例如，在北碚时代，黄汲清就曾带领一批入所不久的年轻人，到天府煤矿学习如何绘划剖面；在威远地区，带领一批年轻人，练习如何测绘地质图。在室内，老一代指导新一代如何写论文，并且亲自一句一句地进行修改，就像老师修改小学生的作文一样认真。
章鸿钊、丁文江、翁文灏三位创始人都曾留学国外，他们十分重视选派留学生到国外深造，作为培训人才的一项重要措施。在地质研究所毕业的我国第一代的地质学家中，就有叶良辅、王竹泉、谢家荣、周赞衡、谭锡畴、朱庭祜、李学清等，通过不同途径，在历届所长的积极支持下，出国留学，并在国外取得优异成绩。他们学成回国后，都为中国地质科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4.重视地质出版事业，建立一套比较系统的按专业划分的出版系列
主要包括汇报、专报、古生物志、专刊或特刊及地质图等五大类，其中专报还分地质、土壤、地震等类别，古生物志又分为甲、乙、丙、丁四大类等等。此外还包括地质学会主编的《地质论评》与《地质学会志》。以上各类出版物对外开放，即所外人士的研究成果，也可列入系列出版。由于重视地质出版事业，使大量调研成果能及时传播于世，这也是地质调查所能在学术上取得重大成就，并在国际上具有较高声誉的重要原因之一。
5.学习外国经验，注重国际合作
丁文江、翁文灏十分重视学习外国经验，聘请了不少外国著名专家来华担任顾问。例如，聘请美国葛利普担任古生物室主任，瑞典安特生从事新生代与西北史前文化考古研究。丁格兰从事矿床学研究，著有《中国铁矿志》、《中国汞矿纪要》等重要专著。加拿大学者步达生、法国学者德日进、瑞典古脊椎动物专家布林等，参与了周口店的发掘工作与研究工作。此外，还有美国土壤专家梭颇、瑞典古植物专家赫勒等来华协助工作。他们对提高我国地质科学的理论水平，促进我国地质事业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6.地质调查所的地质图书馆与地质陈列馆，被称为地质调查所的两大宝库
新中国成立前夕图书馆存书77732册，是我国地学方面存书最齐全的图书馆，特别是存有大量珍贵图件。该所图书馆与陈列馆成为地学工作者最向往的地方，能提供各类其他机构难以找到的资料。
历史的经验值得重视，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地质事业进入到一个大发展时期，虽然成绩显著，但也存在不少痛苦的教训。目前我国地质机构正在进行重大改革，如何以史为鉴，继往开来，面向新世纪的挑战，重新回顾20世纪地质科学的发展历史，对今后地质科学的进一步发展，仍有重要意义。
四、开拓创新、与时俱进
地质调查所从1916年正式成立，并开始在全国范围开展地质矿产调查，至l950年由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接管、改组和分流，前后仅35年时间。在此短短35年的时间内，该所在地质矿产调查和基础理论研究等方面，如区域地质、地层古生物、岩石矿物学、矿床学、大地构造以及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学等领域，均取得了重大进展。特别是对新理论、新学科与新技术的创立与开拓，成就尤为突出，为新中国地球科学的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例如，区域地质方面，编辑出版了我国第一幅1：300万中国地质图和15幅1：100万分幅地质图。地层古生物学方面，完成了大量古生物研究成果，比较完整地建立了中国的地层系统。在大地构造方面，划分了中国的造山期，提出了多旋回构造理论、应用地质力学理论，构成了中国的大地构造体系。岩石矿物学方面结合造山运动，深入研究了各造山期的岩浆活动(包括火山活动)与岩性特征。在矿床学研究方面，如北方煤田地质的调查研究，长江中、下游铁矿床与成矿带的研究，江西钨矿、湖南铅锌矿的调查研究，以及西北陕、甘、新等省与四川盆地油气田地质的调查研究等，都为新中国地质科学的基础理论研究与地质勘探事业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除上述地质科学传统项目的理论研究以外，努力开拓创立地学范畴的新领域，是地质调查所最重要的贡献之一。主要包括：
1)创立我国最早的地震研究室(1930)，并在北京西山鹫峰建立了我国第一个地震台，称为鹫峰地震台，又称鹫峰地震研究室。“抗战”期间改称“地球物理研究室”，把研究内容扩大到除地震外的物理探矿与地磁测量等方面，奠定了我国地震学与地球物理学的基础。
2)创立我国第一个土壤研究室(1930)，开展全国性的土壤调查，结合野外工作，完成大量研究成果，为新中国土壤科学的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3)创立我国第一个新生代研究室(1929)，后改称“新生代及古脊椎动物研究室”，除研究新生代地层外，还重点研究古人类、古脊椎动物、古植物及史前文化考古等内容。“北京人”的发现惊动了全世界。
4)创立我国第一个燃料研究室(1930)，命名为“沁园燃料研究室”，主要从事石油及煤岩的研究，建立了煤岩学的基本理论。该室还附设一个设备比较完善的化验室，担任岩石、矿物的分析研究工作，是我国第一个岩矿化学分析室。
5)创立我国最早的制图研究室(1930)，1934年编制出版我国第一本按等高线分层设色的《中华民国新地图》，即著名的申报分省地图集，开创了具有三维特征的地图制图法。
6)创立我国第一个工程地质研究室。
五、结束语
地质调查所从l916年正式成立和开始工作，到l950年由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所接管，前后仅有35年的历史。但老一辈的地质学家，在爱国主义思想指导下，热爱中国地质事业、热爱科学，经过几十年的艰苦奋斗，成绩显著，在国内外享有一定的声誉。虽饱经战乱，工作条件十分艰难，但始终坚守岗位，艰苦创业，为发展中国的地学、地质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也为新中国的地学、地质事业，奠定了较好基础。
在基础理论研究方面，对中国地层系统的划分、中国大地构造的基本轮廓、中国各类矿床的基本类型与成矿规律，以及中国造山运动与岩浆活动的相互关系等，通过地质调查工作，也都已形成比较完整的科学体系，这为新中国大规模开展地质科学研究与地质教育工作，提供了有利条件。地质调查所的陈列馆与图书馆完整地移交给地质部，为进一步发展新中国的地质事业，提供了重要的物质财富与精神力量。地质调查所传统的刻苦钻研、治学严谨与艰苦奋斗的献身精神，对新一代的地质学家，也有较深远的影响。
地质调查所对新中国地质事业最重要的贡献，是输送了一批比较成熟的科技人才，其中包括一部分在国际上具有较高声誉的知名学者，他们在新中国地学和地质科学的有关领域以及各个不同部门，发挥了重要作用。
1949年新中国成立，地质调查所(包括兰州、北京两个分所)经过约一年的军管和内部调整，即由1950年成立的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接管，并进行全面的改组和分流。其中，土壤研究室和新生代研究室分别演变为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和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地性研究室(地震、地球物理室)构成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的一个组成部分，地质陈列馆与地质图书馆基本上成建制全部转移为地质部的地质博物馆和中国地质图书馆。原有其他科技人员，绝大部分成为1952年成立的地质部系统各有关部门以及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和古生物研究所的地质骨干力量。据统计，曾在地质调查所工作过的地质科技人员，在新中国成立后先后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的共有47位，他们都分别在各有关部门担任重要职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