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的性格特点有大致三个，不违己心，不慕富贵，不弃亲情。
1、不违己心
陶渊明的真性情首先表现在对自己内心情感的不违背，能听从心灵的召唤。
正如《序》中所写：“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饥冻虽切，违己交病。”陶渊明本性自然，不喜欢造作勉强的个性展露无遗，他既不勉强别人，更不会勉强自己，虽为官彭泽，其初衷仅是为养幼抚家，“口腹自役”。
正因为他本性不愿为官，所以未几便觉“心为形役”“眷然有归欤之情”；正因为他本性自然，所以才觉得做官是误入迷途，并领悟到“已往之不谏”，“今是而昨非”；正因为他本性纯真，所以一旦做出决定便急不可待地归去，以至于屡次“问征夫以前路”，而又“恨晨光之熹微”。急切莫如是，迷途其未远，来者犹可追，田园乐陶陶。
2、不慕富贵
陶渊明的回归田园出自本心对官场的厌弃，而这种厌弃却又是不慕富贵的最好证明。通过序言的介绍，我们可以知道陶氏的生活极艰苦，用他本人的话来说达到了“饥冻”的程度，而做官大致可以免去这种苦痛，但他还是归隐了，从大处说是“不违己心”，从小处来看就是不慕富贵，只有淡泊富贵的人才能有这种本心。
《归去来兮辞》多处传达了这样一种情感，既有直接的表白，“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又有曲折委婉的借景抒情，诗人流连田园之美景，如无心出岫之云，自然生出恬淡闲适之情来，此情去富贵远甚。
3、不弃亲情
《序》言道：“犹望一稔，当敛裳宵逝。”据此可知，陶虽对自己为官“怅然慷慨（笔者注：慷慨，即感慨，感叹）”，但心中还有些许犹豫，公田还未收获，就此离去，幼稚挨饿，心生不忍，虽内心煎熬，“深愧平生之志”，还是决定等一季稻熟，获些“生生所资”，然后离去。但最终陶氏还是决定即刻归去，其原因便在于“程氏妹丧于武昌”，诗人“情在骏奔”，维生之物怎敌得过兄妹之深情。
归隐之后，诗人息交绝游，一方面，“乐琴书以消忧”，自得其乐，另一方面，又“悦亲戚之情话”，尽享天伦。这份亲情不限于亲人，扩而至于邻里，“农人告余以春及，将有事于西畴”，一起劳作的乐趣总离不了那一份纯真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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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评价南北朝至唐代
1、颜延之《陶徵士诔》：居备勤俭，躬兼贫病。人否其忧，孑然其命。隐约就闲，迁延辞聘。非直也明，是惟道性。纠缠斡流，冥漠报施。孰云与仁？实疑明智。谓天盖高，胡愆斯义？履信曷凭？思顺何置？年在中身，疢维痁疾。视死如归，临凶若吉。药剂弗尝，祷祀非恤。傃幽告终，怀和长毕。
2、沈约《宋书·隐逸传》：潜弱年薄官，不洁去就之迹。自以曾祖晋世宰辅，耻复屈身后代，自高祖王业渐隆，不复肯仕。所著文章，皆题其年月，义熙以前，则书晋氏年号；自永初以来，唯云甲子而已。
3、萧统《陶渊明传》：渊明少有高趣，博学，善属文；颖脱不群，任真自得。
陶渊明不仅在哲学思想、人生观上是任自然的，在实际生活中更是处处流露出不随世、不顺俗而顺乎自然天性的性格特征。
陶渊明的一生先后共有五次出仕：第一次起为州祭酒。第二次入桓玄军幕。第三次为镇军参军。第四次为建威参军。第五次任彭泽县令。出仕与归隐是中国古代士人所要面对的重要人生抉择，因为这一抉择直接关涉到士人如何实现人生的价值，如何安身立命，如何处理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社会、个人与自然的复杂关系。从热衷于仕宦的士人来看，他们的心灵深处未尝没有奉身而退、拂袖绝尘的心理潜流；而那些身在林泉的人，他们的心灵深处也未尝没有建功立业、力登要路的豪情壮志。“仕与隐像八卦中的阴阳鱼一样构成了中国古代士人、诗人心理的两大情结。盘踞在士人心灵深处的两大情结之间保持着一种动态平衡，时而相安无事，时而激烈交锋。”（孙明君《陶渊明：幻灭的田园梦》）正是由于渊明的率真，这种动态平衡、这种激烈交锋在他身上表现得更为透彻，也更为淋漓尽致。他的可爱与可贵之处正在于他对出仕原因的直言不讳：“聊欲弦歌，以为三径之资。”（萧统《陶渊明传》）。“余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幼稚盈室，瓶无储粟。”（《归去来辞序》）。但正如袁行霈先生所言：“仅仅用亲老家贫解释他的出仕，显然是不够的。”确实，对于归隐还是出仕，渊明是经过反复抉择的，其中的经历也颇为曲折复杂。“研读陶渊明的诗，我们可以体悟到，一个伟大的灵魂，如何从某种矛盾失望的寂寞悲苦中，以其自力更生，终于挣扎解脱出来，而做到了转悲苦为欣愉，化矛盾为圆融的，一段可贵的经理。”（叶嘉莹《迦陵论诗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