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史铁生母亲的生命，因为儿子的残疾，也承受了无数折磨。史铁生瘫痪时，母亲已不年轻，为了史铁生的腿，她头上开始有了白发。医院已经明确表示，他的病情目前没办法治。母亲的全副心思却还放在给他治病上，到处找大夫，打听偏方，花很多钱。
每一回她都虔诚地抱着希望，然而最终，却总是有多少回希望，就有多少回失望。最后母亲终于也绝望了。于是，每次史铁生要动身出门，母亲便无言地帮他上轮椅，看着他摇车拐出小路。
每一次她都是伫立在门前默然无语地看着儿子走远。有一次，他想起一件事又返身回来，看见母亲仍然站在原地，还是那样一动不动地站着，仿佛在看儿子的轮椅摇到哪里了，对儿子的回来竟然一时没有反应。
她一天又一天送儿子摇着轮椅出门去，站在阳光下，站在冷风里。后来，她猝然去世了，因为儿子的痛苦，她活不下去了。
这是她唯一的儿子，她希望儿子能有一条路走向自己的幸福，而她没有能够帮助儿子走向这条路。她心疼得终于熬不住了，她匆匆离开儿子时只有49岁。
2、1998年，下肢瘫痪的史铁生，由慢性肾损伤演变为尿毒症。从那时起，史铁生就只能靠血液透析来维持生命。透析的病人需要做手术，把肾部的动脉和静脉引到表层。透析时需要在三个点轮流针刺。
长达9年，1000多次的针刺，使得史铁生的动脉和静脉点隆起成蚯蚓状。体内渗毒的血液从隆起的动脉出来，经过透析器过滤掉毒素，再由隆起的静脉回到体内。一个星期3次，在每次4个半小时的透析过程中，把全身的血液过滤几十遍——这就是史铁生日常的生活。
3、1974年，史铁生为了生计，在北新桥街道工厂找到了一份临时工作。在这里上班既没有公费医疗，也没有任何劳保，所干的活儿是在仿古家具上画山水和花鸟，有时还画彩蛋，如出满勤每月30元工钱。
但他为了看书和尝试写作，每天只干半天，一月下来只能领到15元，这活儿他一干就是7年。可是第二年史铁生又患上了严重的肾病，这次医生只给他留下了一个受损的左肾。由于体力的原因，他不得不辞去了街道工厂的临时工作，呆在家中一门心思地写作。
1979年，由于下肢麻痹、肾功能受到严重破坏，不得不造漏排尿。紧接着，由于肌肉萎缩，血液循环受阻，再加上每天长时间地坐压，褥疮发作，前景是败血症。1986年，前列腺引起的疼痛，使他不得不停止写作整天卧床。
冬天，他那毫无知觉的腿，经不起寒冷，如果冻了，就有坏死的可能;夏天，全身的热量只能从上身排出，额头的痱子从来不断。
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1980年，他创作出的小说《我们的角落》被田壮壮改编成了电视剧，在当时的影视圈引起了不小的轰动;1983年，他创作的小说《我的遥远的清平湾》获本年度“青年文学奖”和“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1984年，他的作品《奶奶的星星》又获该年度“作家文学奖”和“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他的小说《命若琴弦》还被改编成电影《边走边唱》，经过陈凯歌的精心导演，引起了强烈反响。
4、在史铁生双腿瘫痪之初，总有人劝他“要乐观些，你看生活多么美好呀”诸如此类的话语。可是这种话对史铁生几乎起不到任何激励的作用。
史铁生心里说：“开玩笑，你们说的轻松，病又没得在你们身上。”尤其是在双腿刚刚瘫痪的时候，生命对于史铁生几乎已经失去了任何吸引力。他想：“要是不能再站起来跑，就算是能磨磨蹭蹭地走，我也不想再活了。”
当时，大夫告诉史铁生，他的病如果是肿瘤，可能还有的救，否则，这辈子就得准备在轮椅上过了。于是，史铁生整天用目光在病房的天花板上写两个字，一个是肿瘤的“瘤”，另一个字就是“死”。
史铁生用这种方式祈祷，希望把这两个字写到千遍万遍，或许就能成真，不管是肿瘤还是死，都好。到后来，证实了他的病并非肿瘤之后，他就只写一个字了：“死”。
5、史铁生的病根是在18岁时落下的。那时他到陕西延川县插队，一次在山里放牛，遭遇暴雨和冰雹，高烧之后出现腰腿疼痛的症状。21岁时，史铁生因为腿疾而住进了医院，那一天是他的生日，从此，他再也没有站起来。
这件事似乎再一次证明了生命的脆弱。只是一次淋雨，就无端瘫痪了双腿，让一个本来鲜活年轻的生命，无比地接近枯萎死亡。
对于史铁生而言，虽然在瘫痪之初，死亡对于他那么具有诱惑，甚至于他每天早晨醒来，都因为自己依然活着而沮丧;但是，他依然活着。瘫痪后的最初几年，史铁生找不到工作，找不到去路，忽然间几乎什么都找不到了。
就像他文章里写的那样，暴躁易怒。为了逃避现实的世界，在正常人上班之时，他总是摇着轮椅，到那时还人烟稀少的地坛公园里去。
自旦至暮，春秋往复，耗在这园子里。他去过了地坛的每一棵树下，无论是什么季节，什么天气，什么时间，他都在这园子里呆过。有时候呆一会儿就回家，有时候就呆到满地上都亮起月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