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名的乡土小说不是着眼于揭露民间疾苦，而是以田园诗的格调来描写乡土风情；而沈从文笔下，则更多展示出乡村社会历史文化的常数与现代文化的变数交织而导致的矛盾冲突及人的生存悲剧。
【关键词】 乡土小说 差异 沈从文与废名
【中图分类号】：I207.41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9646(2008)07-0000-00
正如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所指出的，由于作者对题材“用客观或主观”把握的不同，“乡土文学”一开始就裂变为乡土写实与乡土抒情两大基本类型，同时预告了“乡土文学”后来发展的不同方向。这种区别也为沈从文所意识：
自己有时常常觉得有两种笔调写文章，其一种，写乡下，则仿佛有与废名先生相似处。由自己说来，是受了废名先生的影响。但风致稍稍不同，因为用抒情诗的笔调写创作，是只有废名先生才能那样经济的。
这里沈从文提到了废名的乡土小说，废名原名冯文炳，一生以教书为业，洁身自好，淡泊明志。他外受英国作家莎士比亚、哈代和艾略特的影响，对农村做田园诗式的描写；内承陶潜的感染，描写一些桃花源式的宗法制农村，流贯文中的是佛教的解脱和道家的恬淡所产生的一种心与物相通的隐气。所以废名的小说不是着眼于揭露民间疾苦，而是以田园诗的格调来描写乡土风情，正如沈从文所讲的，废名 “用抒情诗的笔调写创作”，沿着乡土抒情小说的发展道路，创造了独特的田园小说风格。
废名的田园小说，所写皆乡间景致及凡人细事。它写竹林，写河柳，写桃园，写菱荡，写浣衣母，写放牛娃，写庙里的和尚，写塾中的师生，一派静谧的田园风光。这里没有大的生活波涛，看不见时代潮流的激荡，偶或有些日常龃龉，甚至小偷小骗，但都涉笔成趣，无伤大雅。这类作品起于《竹林的故事》，小说以真挚，友好的感情，赞美一个纯洁、优雅、生气勃勃的农村劳动少女三姑娘。小说触笔之处，都是一派牧歌式的青春气象。竹林、茅舍、少女，无不写得精细，富有灵气。三姑娘与竹林融为一体，她赋予竹林以生命，竹林又蕴藏着她的性格。人情美，人性美充溢小说中，是生命的赞歌，是美和爱的赞歌。三姑娘喜忧本其性情，毫无矫饰，她与父母间有着伦理感情的优美，与蔬菜买主之间交流着人情之美，在嬉笑之间流露着坦诚自然之美。这种种美的描写，正是对宗法制农村人际间那种和谐的神往，是对传统文化复归的一种期盼。
《竹林》后面是《桃园》、《菱荡》和《桥》，更富古朴的乡风，浪漫的诗情，远离现实和人生。在这里，废名抹去了此前的淡淡哀愁，津津有味地描绘恬静的田园风光，谱写甜蜜的田园牧歌。
《桃园》中阿毛对美的向往，父亲的挚爱；《菱荡》中主仆的和谐，都写得十分感人。长篇小说《桥》是废名的刻意之作，他曾立下十年造桥之志。小说写尽了宗法制农村小康人家的谐和与美满。在这里，人们之间，不受长幼尊卑的约束，长者慈祥、温厚，少者天真纯洁，彼此心心相印，无需对家规家教顾忌，自然怡怡。既使是主仆之间，也没明显的界限，彼此知足知乐，亲如一家。无疑，废名在这里编织着美而欠真的故事，但却编进了他对古老传统文化的真诚向往。周作人说，他是坐在树荫下读废名的小说的。废名自己也说：“我所写的东西主要的是个人的主观。” 废名没有过多的写一些轰轰烈烈的，紧跟时代的所谓现实小说，而是向隐逸文学靠拢，用清新的笔调为我们创造出一个和谐宁静，恬淡安逸的桃花源式的农村田园生活。
在乡土小说流派中，与废名风格“最相近的一位”当数沈从文，他说“写乡下”的小说“是受废名先生的影响”，因此他在他的乡土小说中展示了一个容易被人疏忽的湘西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人的生存方式，其道德形态或人格气质，诸如纯朴、善良、诚挚、热情、雄强等，几乎立即为读者所感觉，所认识。这里人的生存方式由湘西依旧得以保留的原始文化所规定，是人的生存本质与自然相契合，总有一种田园诗趣弥漫在作品的字里行间。
从这个意义上讲沈从文保持着与废名小说某种气质的一致性，然而，沈从文在另一场合，特意将自己创作与废名进行对比区别：在废名笔下，“这些灵魂，仍然不会骚动，一切与自然相谐合，非常宁静，缺少冲突”；而自己虽然“同样去努力为仿佛我们世界以外的那个被人疏忽遗忘的世界，加以详细的注解”，却又力图“使人对于那一世界憧憬以外的认识”。在这一方面，“似较废名为宽而且优”。可以说废名小说是有意割断乡村历史存在与现代社会变异的联系，因而缺少冲突。而沈从文笔下，则更多展示出乡村社会历史文化的常数与现代文化的变数交织而导致的矛盾冲突及人的生存悲剧 。
《夫妇》、《菜园》、《新与旧》表现的，就是乡村生命的原始生存方式在社会文化现代变异的环境里的际遇。无论是《菜园》中玉氏母子间田园诗般的生活情趣与天伦之乐，《夫妇》中那对乡下青年夫妇率性而为、不避忌讳、类似野合的行为所呈现的生命自然形态，还是《新与旧》里即便官府杀人也有罪过的观念及其派生的“神人合作”杀人程序，都孕育于湘西特殊的区域文化整体结构之中。然而，人的这一文化—生存方式，却被卷入文化业已变异的现代环境中。玉氏母子一夜之间翻福为祸，人亡屋空，美遭到现代暴政的无情蹂躏；体现在那对乡下青年夫妇身上的人的自然行为，被视为“伤风败俗”而落入被示众、处罚的困境；抱有凡杀人皆有罪的观念并恪守相应程序的杨金标，竟被人视为“疯子”，差点被乱枪打死，最终也不免“白日见鬼”，在极度惊骇中死去。《萧萧》的主人公，作为一个童养媳，从嫁到婆家伊始就被置于人身依附的悲剧处境，而萧萧自己对此浑然不觉。虽然中间萧萧也曾有过反抗的想法和行动，但最终因为社会环境和自身局限性的制约，萧萧最后，她仍然同小丈夫“圆了房”，当她抱着新生的儿子在门前看新媳妇进门时，“同十年前抱丈夫一个样子”。《柏子》、《贵生》、《丈夫》等篇也是这样，不仅叙写出外部环境的文化变异——由雇工制、童养媳制、卖淫制体现的人身依附关系，以及以金钱为核心的现代人生观念对乡村生命的钳制与冲击，也充分地揭示出人物主体对外部变异的应对与选择方式。
在沈从文的名篇《边城》中我们不单是神往那种古朴的人际关系，乐而好施、知足长乐的湘西民风，更是关注翠翠与傩送的爱与爱难以实现之间的冲突。 “走车路”与“走马路”、“碾坊”与“渡船”的对立，正是二十世纪初叶湘西两种不同的文化—生存形态的交织冲突在小说中的被聚焦 。恰恰是这种对立，为小说中人物提供了不同的应对与选择的可能。这样的文化—生存模式，无疑寄托了沈从文的理想主义渴求：即保留人与自然契合的生命本质，抵御“现代文明”对人性的腐蚀，同时调动人的理性与意志力量，在文化变异的现代环境中，实现生命的自主自为。
所有这些都说明，沈从文在沿着乡土抒情小说道路，用清新的笔调为我们描绘一个优美而独特的湘西民俗风习的同时，他更注重揭示在田园牧歌背后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冲突而给人们带来的“淡淡哀愁”。如果我们是在坐在树荫下读废名小说的话，那么沈从文小说是我们在树荫下读了以后，回到书房需要静静想一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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