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名（1901-1967），原名冯文炳，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最有影响力的文学家之一，曾为语丝社成员，师从周作人，在文学史上被视为“京派文学”的鼻祖。
1925年出版的《竹林的故事》是他的第一本小说集，其后，相继创作有长篇小说《莫须有先生传》（1932年） 、《桥》（1926-1937年）、《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1947年）（后两部都未完成）以及短篇小说、散文、诗歌若干，且后三者皆有极高的造诣。
废名的小说以“散文化”闻名，将六朝文、唐诗、宋词以及现代派等观念熔于一炉，并加以实践，文辞简约幽深，兼具平淡朴讷和生辣奇僻之美。
后来，在胡适、周作人等人的启发下，废名从小潜在着的家乡的禅文化影响被充分地激活了，废名与禅的因缘更加密切而牢固。
扩展资料：
沈从文的小说创作曾深受废名的影响。废名，1901—1967年，原名冯文炳，湖北黄梅人，作家。上世纪二十年代，是沈从文的成长时期，他写了大量作品，但几乎都不算成熟，是习作，是尝试，是转益多师的模仿。
沈自己也承认受废名影响：前有《夫妇》（收入集子《夫妇》，作于1929年7月，改于1933年11月）的跋语，后有收入《沫沫集》（上海大东书局1934年版）的《论冯文炳》。
废名是自我的作家。很多人评他的文字往往用“晦涩”这个词，笔者认为其实质是“自我”，他用极自我的方式、极自我的趣味写文章，其结果就是一般读者的难解和公认的晦涩。一个自我而性格封闭的人，不会认可一般的表达方式，即使这种方式为大家普遍认可和理解。
废名喜欢用自己独有的方式来表达和写作，而他的学养则支撑了他的表达。但也不能完全这么说，废名最初的小说如《竹林的故事》和《桃园》，叙事风格与当时一般的风格还是比较接近的，只是到了后来的《桥》和《莫须有先生传》，他才走上极自我的路子，徘徊于自己风格和表达方式了。
沈从文写于1929年的《夫妇》有一个署名“甲辰”（沈从文的笔名之一）的跋语，其中说道：“自己有时常常觉得有两种笔调写文章，其一种，写乡下，则仿佛有与废名先生相似处。
由自己说来，是受了废名先生的影响，但风致稍稍不同，因为用抒情诗的笔调写创作，是只有废名先生才能那样经济的。
这一篇即又有这痕迹，读我的文章略多而又欢喜废名先生文章的人，他必能找出其相似中稍稍不同处的，这样文章在我是有两个月不曾写过了，添此一尾记自己这时的欣喜。
沈从文为自己写乡村题材，能与废名相似而欣喜，并坦然承认受了废名的影响。这很好理解，废名是北大学子，知堂的入室弟子，《语丝》同人，1929年毕业后成为北大教员。
沈从文写《夫妇》时，废名正编辑《骆驼草》。比较而言，废名在当时文坛的地位与名气比沈从文大很多。沈从文尚在冉冉上升，而废名的地位已然确立。然而，人是会变化和演进的，有的人一出道就有成名作和代表作，有的人却是在不断学习和努力中达到巅峰的。沈从文属于后者。
对沈从文来说，1929年是其人生一大转折点。下半年，他经胡适的提携，进入在上海的中国公学任教，终于有了固定收入，并开始与张兆和恋爱。经济已不再成为创作的驱动力，而地位增加了他的信心，开阔了眼界。
朋友切磋到了胡适这个层次，对于他的成长更是不可估量的。这个时期之前，沈从文的文学创作大多尚不成熟，无思想，构思有缺陷，还模仿别人。他的小说创作也处于摸索之中，佳作自然不多，成熟的作品仅《旅店》《逃的前一天》和《夫妇》等。
1930年前，沈从文与废名虽有一些文字方面的交集，但无实质性的交往。他在收入《沫沫集》的《论冯文炳》中，比较了自己和废名的异同：“把作者与现代中国作者风格并列，如一般所承认，最相近的一位，是本论作者自己。
一则因为对农村观察相同，一则因背景地方风俗习惯也相同，然从同一方向中，用同一单纯的文体，素描风景画一样把文章写成，除去文体在另一时如人所说及‘同是不讲文法的作者’外，结果是仍然在作品上显出分歧的。”
其实，《论冯文炳》可看作沈从文对废名的“了断”。针对《莫须有先生传》，他说：“此种作品，除却供个人写作的怿悦，以及二三同好者病的嗜好，在这工作意义上，不过是一种糟踏了作者精力的工作罢了。”应该说，此时的沈从文已经前行、上升了，已经不再欣赏当时的废名了。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废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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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个回答 推荐于2017-11-25
话说有一年，北大开始考试了，考的是英语。一大早，众人都一窝蜂地往教室跑，有一个人也跟着跑。后来，答题了，别人刷刷刷写得贼快，这人却纳闷了：怎么自己偏偏不得劲，好写歹写，就是不成！回头一看，他才发现：原来别人捉的是钢笔，他操的却是毛笔！毛笔怎么能写得快英文呢！
这人不是别人，就是废名。
民国时候北平有句老话，叫“北大老，清华清”。北大之老，是因学生年纪大的缘故。里边当然也有像俞平伯、胡绳那样十五六岁的英发少年，但大都还是二十出头的大小伙子，很有点“老大不小”的样子了。废名也是这样的一个“老”北大，他进北大的时候已经22岁了。等他毕业时，已经奔30岁了。
废名念的是英文。在英文系，有个老师叫叶公超，很有名，23岁就当了教授；废名有个同学叫梁遇春，也大大地有名。废名年岁偏大，比叶大3岁，比梁大5岁，真不小了。
废名入学晚，成名却很早。差不多是刚进入北大吧，他就开始了自己的文学创作生涯。《长日》(1922年10月）一出版，他就开始有些名气了。名气有了，名士派头就来了。他开始逃课，几至无课不逃，以至于数十年后，已贵为台湾高官的叶公超忆及这位弟子时还记得：“他那时候老是不来上课，穿着一件长袍就往外走。”废名念完预科念本科，按说也能顺顺当当地毕业。不意在1927年，因为张作霖占据北京，解散北大，他就气鼓鼓地退了学，卜居西山，到乡下教中学去了。后来，局势稍靖，他又回来接着念书。这样，当他的同学都开始
教书了，他还在念书。
废名是读书坯子，哈代、塞万提斯、艾略特，尤其是莎士比亚，都被他死命地读过。他有着外国文学的根底，又有古典文学的底子，在洋书和古书中摸爬滚打几年下来，写起白话文来当然是如履平地、一马平川。果不其然，这用惯了狼毫毛笔的手，操起蝇头钢笔，简直就是牛刀杀鸡了。废名书而不呆，他那时候就给一些刊物写过东西，甚至与人合办过《沉钟》。后来，《沉钟》成为著名的刊物，同道们亦成了著名的人物，其中就有冯至、陈炜谟，还有陈翔鹤、杨晦等。
不料，正值文名大盛的他，却在1932年突然搁笔，不大写了。他这不写，真是可惜了！而同样是在北国，差不多与他同龄的另一个人——沈从文，却在文坛上冉冉升起。今人无法想象，如果废名也能和这个湘西人一样，一口气再接着写上十几二十年，会是什么样子？
起初，这个湘西人是学废名起家的，日后等他成名成家了谈到这位老师时，沈氏一反那惯有的温和，简直有几分“酷评”的味道了。
其实，在那些年，沈从文和废名、台静农一样，都是接过鲁迅大旗继续写乡土生活的大将。三人皆以多情的笔墨，描摹着中国最后的田园牧歌，为传统的“乡土中国”吟唱着最后的挽歌。然而，废名是从书斋黄卷中熏出来的，沈从文是从山野行伍中跑出来的，阅历不一样，气质自然不一致。废氏把小说当诗写，沈从文把小说当小说写；废名文气重，锋芒内敛，沈氏野性大，才气外逸。读起来，当然是后者更顺溜、更过瘾。最后的结果就很不同：沈写了二十几年，在文坛上声名大振、呼风唤雨，沉寂三十年后还能东山再起、夕阳复红；而废名就没有这份荣光了。要知道，他毕竟比沈少活了整整二十年！
废名不写作了，原因是他突然对佛学感兴趣了。那时候，佛学大盛，远的如欧阳竟无大师不说，单是在北大，参佛、信佛、研佛的人就不少，有梁漱溟、蒙文通，还有马一浮、汤用彤。废名的隔壁就是熊十力，也是个大佛学家。这下可好，两个湖北佬凑在一起，日夜谈佛。有一次，二人吵了起来。废名说：我代表佛，你反对我就是反对佛！熊十力说：我才代表佛，你才是反对佛呢！声音越来越大，旁人就听得很不耐烦。这时，吵架声却忽然没有了，近前一看，二人却是打了起来。打完了吵，吵完了打，再打再吵，没完没了。废名个子高，但很瘦，所以也不能将熊老前辈就地放倒。“君子动口也动手”，此之谓也。
废名终归是废名。直到抗战，远在黄梅老家的他，还是不忘这争论，特地写了《阿赖耶识论》。原因是多年前熊写了《新唯识论》，废名就写《破新唯识论》；熊又写《破破新唯识论》，废名又接着“破”他。作为佛学家的废名当然很可爱，不过，作为文学家的废名显然更为难得。人所皆知的是他与周作人之间的渊源。如果说俞平伯与周作人是谊兼师友，那么，废名则是俯首周作人了。然而，恰恰是这一点，既成就了他，亦局限了他。他得了周氏的长处，亦沾染了周氏的短处。晦涩过甚而方巾气太重，凡此种种，都注定他不可能大红大
紫；加之他长年僻居书斋，离人间烟火就更远了。
周作人曾多次引用大沼枕山的汉诗：“一种风流吾最爱，六朝人物晚唐诗。”废名显然深得周氏神韵，有那种六朝人物的风流，其文更有晚唐诗歌的神采。对此，周作人当是心有戚戚焉。废名的书，差不多都是由他来作序。
在第一部书《竹林的故事》中，废名便说：“我在这里祝福周作人先生，我自己的园地，是由周先生的走来。”周氏呢，亦同样是看重废名的。周氏一生为经师人师，所教之人何止百千，但他对废名独有偏爱。在那堪称杰作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中总结“五四”以降
的散文时，周氏直言：胡适之、冰心和徐志摩的作品，很像公安派的，清新透明而味道不甚深厚，好像一个水晶球样，虽是晶莹好看，但仔细地多看一时就觉得没有多少意思了。和竟陵派相似的是俞平伯和废名两人，他们的作品有时很难懂，而这难懂却正是他们的好处。周氏决不轻易赞人，其时更已贵为文坛北斗，这在他是很高的评价了。
甚至在1943年的春寒之时，早已“失足落水”的周氏对其爱徒还是念念不忘，遂撰《怀废名》曰：“废名之貌奇古，其额如螳螂，声音苍哑”，但“所写文章甚妙”，“他实在是知道我的意思之一人，现在想起来，不但有今昔之感，亦觉得至可怀念也”。
平心而论，废名结缘佛法、由儒入佛后，佛性日深而凡心渐淡，对此，周氏是失望的。可是再怎么着，这是个人私事，也只好由着他罢！
废名有旧学的底子，又有西学的修养，还有佛家、道家的情趣，中土、西土、梵国三种文化就在他身上交织起来。儒释道合一，散文、小说、诗歌合一，确为文坛异数。环顾晚近文林，大概只有李叔同、许地山可与之一较高下。他虽时写时辍，正经的写作不到十年光景，但即便如此，他还是写就了《竹林的故事》《桃园》《桥》……几乎都是上品。哪怕只有这几篇，废名就足以为废名。
那时的文坛，废氏独步不群，一时无两，其影响不能算小。朱光潜、李健吾，外加周作人，三大一流的批评家都为之跃动。朱氏更是激赏道：废名先生的诗不容易懂，但是懂得之后，你也许要惊叹它真好。然而，也正像朱所说，其文如此之古奥，大概难逃“曲高和寡”之命。果然，一切不幸被言中：日后的几十年里，其文不时被三两行家视如至宝，但于大众则一直湮没无名，这与某些所谓“大家”适成对比。
抗战爆发后，北平城的名家大腕便走的走，逃的逃。当然也有留下的，比如钱玄同、沈兼士、钱稻荪、张岱年，甚至他的恩师周作人、朋友俞平伯也留了下来。废名不然。他不甘居日人之篱下，就走了。这个湖北佬自己解放自己，回老家教书去了。大学（而且是北大）教授去当小学教师，大概也只有这湖北佬愿意。然而，他甘心。这一教，就是十年。这十年，荒废了他，也成就了他。所谓成就，主要是他得以重操旧业，继续自己的文学大业。
抗战胜利后，成了落水狗的胡兰成，居然也开始拉拢废名。废名却不待见他，又回北大了。
后来，这个研究过佛学的教授被调到了东北。这时的废名，文章是不能写了，佛学又不让搞，他所能做的，只是研究：研究新诗，研究小说。这样一来，大手笔便金盆洗手，不干了，写的也只是稀稀寥寥的学术短文。“我是梦中传彩笔，欲书花叶寄朝云。”这样的大手
笔，只能写这样一些小文章，可惜了。
这时的废名，日子就不大好过了，最后竟至“没有勇气去翻阅”自己的旧作。回首前尘，无任惶悚。但他又不无自得地说：我写小说，是用绝句的方法写的。晚年废名的心境外人不好揣测，但我们不难发现，在生命的最后20年，这位昔时的文坛重镇几乎没有任何像样的文字。
而今，念其人，阅其文，确不免令人寄慨遥深。在所有关于废名的文字中，第一等的文章或许有二，一是乃师周作人的《怀废名》，一是其弟子张中行的《废名》。前者行世于其生前，后者诞生于其身后，作者皆文章高手。周氏一代文宗，其文于淡素中见苦涩，于苦涩后存回味，确是文章上品。故流风所及，比比皆是，数代之下，鲜有不被其浸染者。俞平伯、张中行、任访秋、黄裳、舒芜、董桥、止庵，一脉下来，都依稀可见周氏影像。才高如废名者，亦未能幸免。废名的造化，在于他能在散文之外另辟一途，走上小说的路子。此道惠泽
深远，怕不止濡染了三两人、五六人。然而，真正深得废名心法的，是汪曾祺。汪对此亦不讳言。
在后来的某一年，周作人于寂寞潦倒中下世。恰在这年秋日，废名也随之赴会九泉。弹指一挥间，便是四十年。
四十年来家国，八千里路云月。此间究竟有过怎样的沧海桑田，想来真是“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迂阔如废名者，终不被人记起。便是那可爱的汪曾祺，也作古整整十年了。本回答被网友采纳
这人不是别人，就是废名。
民国时候北平有句老话，叫“北大老，清华清”。北大之老，是因学生年纪大的缘故。里边当然也有像俞平伯、胡绳那样十五六岁的英发少年，但大都还是二十出头的大小伙子，很有点“老大不小”的样子了。废名也是这样的一个“老”北大，他进北大的时候已经22岁了。等他毕业时，已经奔30岁了。
废名念的是英文。在英文系，有个老师叫叶公超，很有名，23岁就当了教授；废名有个同学叫梁遇春，也大大地有名。废名年岁偏大，比叶大3岁，比梁大5岁，真不小了。
废名入学晚，成名却很早。差不多是刚进入北大吧，他就开始了自己的文学创作生涯。《长日》(1922年10月）一出版，他就开始有些名气了。名气有了，名士派头就来了。他开始逃课，几至无课不逃，以至于数十年后，已贵为台湾高官的叶公超忆及这位弟子时还记得：“他那时候老是不来上课，穿着一件长袍就往外走。”废名念完预科念本科，按说也能顺顺当当地毕业。不意在1927年，因为张作霖占据北京，解散北大，他就气鼓鼓地退了学，卜居西山，到乡下教中学去了。后来，局势稍靖，他又回来接着念书。这样，当他的同学都开始
教书了，他还在念书。
废名是读书坯子，哈代、塞万提斯、艾略特，尤其是莎士比亚，都被他死命地读过。他有着外国文学的根底，又有古典文学的底子，在洋书和古书中摸爬滚打几年下来，写起白话文来当然是如履平地、一马平川。果不其然，这用惯了狼毫毛笔的手，操起蝇头钢笔，简直就是牛刀杀鸡了。废名书而不呆，他那时候就给一些刊物写过东西，甚至与人合办过《沉钟》。后来，《沉钟》成为著名的刊物，同道们亦成了著名的人物，其中就有冯至、陈炜谟，还有陈翔鹤、杨晦等。
不料，正值文名大盛的他，却在1932年突然搁笔，不大写了。他这不写，真是可惜了！而同样是在北国，差不多与他同龄的另一个人——沈从文，却在文坛上冉冉升起。今人无法想象，如果废名也能和这个湘西人一样，一口气再接着写上十几二十年，会是什么样子？
起初，这个湘西人是学废名起家的，日后等他成名成家了谈到这位老师时，沈氏一反那惯有的温和，简直有几分“酷评”的味道了。
其实，在那些年，沈从文和废名、台静农一样，都是接过鲁迅大旗继续写乡土生活的大将。三人皆以多情的笔墨，描摹着中国最后的田园牧歌，为传统的“乡土中国”吟唱着最后的挽歌。然而，废名是从书斋黄卷中熏出来的，沈从文是从山野行伍中跑出来的，阅历不一样，气质自然不一致。废氏把小说当诗写，沈从文把小说当小说写；废名文气重，锋芒内敛，沈氏野性大，才气外逸。读起来，当然是后者更顺溜、更过瘾。最后的结果就很不同：沈写了二十几年，在文坛上声名大振、呼风唤雨，沉寂三十年后还能东山再起、夕阳复红；而废名就没有这份荣光了。要知道，他毕竟比沈少活了整整二十年！
废名不写作了，原因是他突然对佛学感兴趣了。那时候，佛学大盛，远的如欧阳竟无大师不说，单是在北大，参佛、信佛、研佛的人就不少，有梁漱溟、蒙文通，还有马一浮、汤用彤。废名的隔壁就是熊十力，也是个大佛学家。这下可好，两个湖北佬凑在一起，日夜谈佛。有一次，二人吵了起来。废名说：我代表佛，你反对我就是反对佛！熊十力说：我才代表佛，你才是反对佛呢！声音越来越大，旁人就听得很不耐烦。这时，吵架声却忽然没有了，近前一看，二人却是打了起来。打完了吵，吵完了打，再打再吵，没完没了。废名个子高，但很瘦，所以也不能将熊老前辈就地放倒。“君子动口也动手”，此之谓也。
废名终归是废名。直到抗战，远在黄梅老家的他，还是不忘这争论，特地写了《阿赖耶识论》。原因是多年前熊写了《新唯识论》，废名就写《破新唯识论》；熊又写《破破新唯识论》，废名又接着“破”他。作为佛学家的废名当然很可爱，不过，作为文学家的废名显然更为难得。人所皆知的是他与周作人之间的渊源。如果说俞平伯与周作人是谊兼师友，那么，废名则是俯首周作人了。然而，恰恰是这一点，既成就了他，亦局限了他。他得了周氏的长处，亦沾染了周氏的短处。晦涩过甚而方巾气太重，凡此种种，都注定他不可能大红大
紫；加之他长年僻居书斋，离人间烟火就更远了。
周作人曾多次引用大沼枕山的汉诗：“一种风流吾最爱，六朝人物晚唐诗。”废名显然深得周氏神韵，有那种六朝人物的风流，其文更有晚唐诗歌的神采。对此，周作人当是心有戚戚焉。废名的书，差不多都是由他来作序。
在第一部书《竹林的故事》中，废名便说：“我在这里祝福周作人先生，我自己的园地，是由周先生的走来。”周氏呢，亦同样是看重废名的。周氏一生为经师人师，所教之人何止百千，但他对废名独有偏爱。在那堪称杰作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中总结“五四”以降
的散文时，周氏直言：胡适之、冰心和徐志摩的作品，很像公安派的，清新透明而味道不甚深厚，好像一个水晶球样，虽是晶莹好看，但仔细地多看一时就觉得没有多少意思了。和竟陵派相似的是俞平伯和废名两人，他们的作品有时很难懂，而这难懂却正是他们的好处。周氏决不轻易赞人，其时更已贵为文坛北斗，这在他是很高的评价了。
甚至在1943年的春寒之时，早已“失足落水”的周氏对其爱徒还是念念不忘，遂撰《怀废名》曰：“废名之貌奇古，其额如螳螂，声音苍哑”，但“所写文章甚妙”，“他实在是知道我的意思之一人，现在想起来，不但有今昔之感，亦觉得至可怀念也”。
平心而论，废名结缘佛法、由儒入佛后，佛性日深而凡心渐淡，对此，周氏是失望的。可是再怎么着，这是个人私事，也只好由着他罢！
废名有旧学的底子，又有西学的修养，还有佛家、道家的情趣，中土、西土、梵国三种文化就在他身上交织起来。儒释道合一，散文、小说、诗歌合一，确为文坛异数。环顾晚近文林，大概只有李叔同、许地山可与之一较高下。他虽时写时辍，正经的写作不到十年光景，但即便如此，他还是写就了《竹林的故事》《桃园》《桥》……几乎都是上品。哪怕只有这几篇，废名就足以为废名。
那时的文坛，废氏独步不群，一时无两，其影响不能算小。朱光潜、李健吾，外加周作人，三大一流的批评家都为之跃动。朱氏更是激赏道：废名先生的诗不容易懂，但是懂得之后，你也许要惊叹它真好。然而，也正像朱所说，其文如此之古奥，大概难逃“曲高和寡”之命。果然，一切不幸被言中：日后的几十年里，其文不时被三两行家视如至宝，但于大众则一直湮没无名，这与某些所谓“大家”适成对比。
抗战爆发后，北平城的名家大腕便走的走，逃的逃。当然也有留下的，比如钱玄同、沈兼士、钱稻荪、张岱年，甚至他的恩师周作人、朋友俞平伯也留了下来。废名不然。他不甘居日人之篱下，就走了。这个湖北佬自己解放自己，回老家教书去了。大学（而且是北大）教授去当小学教师，大概也只有这湖北佬愿意。然而，他甘心。这一教，就是十年。这十年，荒废了他，也成就了他。所谓成就，主要是他得以重操旧业，继续自己的文学大业。
抗战胜利后，成了落水狗的胡兰成，居然也开始拉拢废名。废名却不待见他，又回北大了。
后来，这个研究过佛学的教授被调到了东北。这时的废名，文章是不能写了，佛学又不让搞，他所能做的，只是研究：研究新诗，研究小说。这样一来，大手笔便金盆洗手，不干了，写的也只是稀稀寥寥的学术短文。“我是梦中传彩笔，欲书花叶寄朝云。”这样的大手
笔，只能写这样一些小文章，可惜了。
这时的废名，日子就不大好过了，最后竟至“没有勇气去翻阅”自己的旧作。回首前尘，无任惶悚。但他又不无自得地说：我写小说，是用绝句的方法写的。晚年废名的心境外人不好揣测，但我们不难发现，在生命的最后20年，这位昔时的文坛重镇几乎没有任何像样的文字。
而今，念其人，阅其文，确不免令人寄慨遥深。在所有关于废名的文字中，第一等的文章或许有二，一是乃师周作人的《怀废名》，一是其弟子张中行的《废名》。前者行世于其生前，后者诞生于其身后，作者皆文章高手。周氏一代文宗，其文于淡素中见苦涩，于苦涩后存回味，确是文章上品。故流风所及，比比皆是，数代之下，鲜有不被其浸染者。俞平伯、张中行、任访秋、黄裳、舒芜、董桥、止庵，一脉下来，都依稀可见周氏影像。才高如废名者，亦未能幸免。废名的造化，在于他能在散文之外另辟一途，走上小说的路子。此道惠泽
深远，怕不止濡染了三两人、五六人。然而，真正深得废名心法的，是汪曾祺。汪对此亦不讳言。
在后来的某一年，周作人于寂寞潦倒中下世。恰在这年秋日，废名也随之赴会九泉。弹指一挥间，便是四十年。
四十年来家国，八千里路云月。此间究竟有过怎样的沧海桑田，想来真是“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迂阔如废名者，终不被人记起。便是那可爱的汪曾祺，也作古整整十年了。本回答被网友采纳
第2个回答 2013-07-25
╔废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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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1～1967)
原名冯文炳，废名于1901年11月9日生在湖北黄梅，家境殷实，自幼多病，童年受传统私塾教育，13岁入学黄梅八角亭初级师范学校，1917年考入国立湖北第一师范学校，接触新文学，被新诗迷住，立志“想把毕生的精力放在文学事业上面”。毕业后留在武昌一所小学任教，期间开始与周作人交往。1922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英文班，开始发表诗和小说。在北大读书期间，广泛接触新文学人物，参加“浅草社”，投稿《语丝》。1925年10月，废名出版第一本短篇小说集《竹林的故事》。1927年，张作霖下令解散北大，改组京师大学堂，废名愤而退学，卜居西山，后任教成达中学。1929年，废名在重新改组的北平大学北大学院英国文学系毕业，受聘于国立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任讲师。次年和冯至等创办《骆驼草》文学周刊并主持编务，共出刊26期。此后教书，写作，研究学问，抗日战争期间回黄梅县教小学，写就《阿赖耶识论》。1946年由俞平伯推荐受聘北大国文系副教授，1949年任北大国文系教授，1952年调往长春东北人民大学（后更名为吉林大学）中文系任教授，1956年任中文系主任，先后被选为吉林省文联副主席，吉林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吉林省政协常委。1967年10月7日，因癌症病逝于长春。
文学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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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名被认为是周作人的弟子，在文学史上被视为京派代表作家。代表作有《竹林的故事》、《桥》、《莫须有先生传》、《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等。废名的小说以“散文化”闻名，其独特的创作风格人称“废名风”，对沈从文、汪曾祺等作家产生过影响。废名名气虽大，但因为晦涩难懂，读者却少。在文学上，周作人和俞平伯是他的两个著名知音。周作人在为废名和俞平伯的“涩”作解释时说“本来晦涩的原因普通有两种，即是思想之深奥或混乱，但也可以由于文体之简洁或奇僻生辣，我想现今所说的便是属于这一方面。”
在《废名小说选·序》中，废名对于自己的风格有如此评论：“就表现的手法说，我分明地受了中国诗词的影响，我写小说同唐人写绝句一样，绝句二十个字，或二十八个字，成功一首诗，我的一篇小说，篇幅当然长得多，实在用写绝句的方法写的，不肯浪费语言。这有没有可取的地方呢？我认为有。运用语言不是轻易的劳动，我当时付的劳动实在是顽强。读者看我的《浣衣母》，那是最早期写的，一支笔简直就拿不动，吃力的痕迹可以看得出来了。到了《桃园》，就写得熟些了。到了《菱荡》，真有唐人绝句的特点，虽然它是五四以后的小说。 ”
废名的哲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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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名对于佛学有相当的研究，著有《阿赖耶识论》，专门探讨佛学中的唯识论。不过，他的哲学研究并没有受到注意。周作人说“随后他又谈《论语》、《庄子》，以及佛经，特别是佩服《涅盘经》，不过讲到这里，我是不懂玄学的，所以就觉得不大能懂。”废名寄哲学论文给周作人，没能得到回应，令他很失望。诗人卞之琳说“1949年我从国外回来，他把一部好像诠释什么佛经的稿子拿给我看，津津乐道，自以为正合马克思主义真谛。我是凡胎俗骨，一直不大相信他那些‘顿悟’，……无暇也无心借去读，只觉得他热情感人。”语气略带讽刺，这是对佛学缺乏兴趣的人的话。学者张中行也研究佛学，他说废名“同熊十力先生争论，说自己无误，举证是自己代表佛，所以反驳他就是谤佛。这由我这少信的人看来是颇为可笑的，可是看到他那种认真至于虔诚的样子，也就只好以沉默和微笑了之。”态度也和卞之琳类似。只有熊十力，虽然和废名观点全然不同，但愿意和他激烈辩论，甚至打架。
关于笔名的来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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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名在1926年6月10日的日记写道： “从昨天起，我不要我那名字，起一个名字，就叫做废名。我在这四年以内，真是蜕了不少的壳，最近一年尤其蜕得古怪，就把昨天当个纪念日子罢。”
废名作品目录
冯文炳：《竹林的故事》，北京北新书局1925年版
废名：《桃园》，上海开明书店1928年版
废名：《枣》，上海开明书店1931年版
废名：《桥》，上海开明书店1932年版
废名：《莫须有先生传》，上海开明书店1932年版
废名：《谈新诗》，北京新民印书馆1944年版
废名、开元：《水边》，北京新民印书馆1944年版
废名著、开元编：《招隐集》，汉口大楚报社1945年版
《跟青年谈鲁迅》，中国青年出版社1956年版
《废名小说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
冯文炳：《谈新诗》，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版
《冯文炳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废名选集》，四川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
《废名散文选》，百花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
冯思纯编《废名短篇小说集》，湖南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
废名：《阿赖耶识论》，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止庵编《废名文集》，东方出版社200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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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1～1967)
原名冯文炳，废名于1901年11月9日生在湖北黄梅，家境殷实，自幼多病，童年受传统私塾教育，13岁入学黄梅八角亭初级师范学校，1917年考入国立湖北第一师范学校，接触新文学，被新诗迷住，立志“想把毕生的精力放在文学事业上面”。毕业后留在武昌一所小学任教，期间开始与周作人交往。1922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英文班，开始发表诗和小说。在北大读书期间，广泛接触新文学人物，参加“浅草社”，投稿《语丝》。1925年10月，废名出版第一本短篇小说集《竹林的故事》。1927年，张作霖下令解散北大，改组京师大学堂，废名愤而退学，卜居西山，后任教成达中学。1929年，废名在重新改组的北平大学北大学院英国文学系毕业，受聘于国立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任讲师。次年和冯至等创办《骆驼草》文学周刊并主持编务，共出刊26期。此后教书，写作，研究学问，抗日战争期间回黄梅县教小学，写就《阿赖耶识论》。1946年由俞平伯推荐受聘北大国文系副教授，1949年任北大国文系教授，1952年调往长春东北人民大学（后更名为吉林大学）中文系任教授，1956年任中文系主任，先后被选为吉林省文联副主席，吉林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吉林省政协常委。1967年10月7日，因癌症病逝于长春。
文学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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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名被认为是周作人的弟子，在文学史上被视为京派代表作家。代表作有《竹林的故事》、《桥》、《莫须有先生传》、《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等。废名的小说以“散文化”闻名，其独特的创作风格人称“废名风”，对沈从文、汪曾祺等作家产生过影响。废名名气虽大，但因为晦涩难懂，读者却少。在文学上，周作人和俞平伯是他的两个著名知音。周作人在为废名和俞平伯的“涩”作解释时说“本来晦涩的原因普通有两种，即是思想之深奥或混乱，但也可以由于文体之简洁或奇僻生辣，我想现今所说的便是属于这一方面。”
在《废名小说选·序》中，废名对于自己的风格有如此评论：“就表现的手法说，我分明地受了中国诗词的影响，我写小说同唐人写绝句一样，绝句二十个字，或二十八个字，成功一首诗，我的一篇小说，篇幅当然长得多，实在用写绝句的方法写的，不肯浪费语言。这有没有可取的地方呢？我认为有。运用语言不是轻易的劳动，我当时付的劳动实在是顽强。读者看我的《浣衣母》，那是最早期写的，一支笔简直就拿不动，吃力的痕迹可以看得出来了。到了《桃园》，就写得熟些了。到了《菱荡》，真有唐人绝句的特点，虽然它是五四以后的小说。 ”
废名的哲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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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名对于佛学有相当的研究，著有《阿赖耶识论》，专门探讨佛学中的唯识论。不过，他的哲学研究并没有受到注意。周作人说“随后他又谈《论语》、《庄子》，以及佛经，特别是佩服《涅盘经》，不过讲到这里，我是不懂玄学的，所以就觉得不大能懂。”废名寄哲学论文给周作人，没能得到回应，令他很失望。诗人卞之琳说“1949年我从国外回来，他把一部好像诠释什么佛经的稿子拿给我看，津津乐道，自以为正合马克思主义真谛。我是凡胎俗骨，一直不大相信他那些‘顿悟’，……无暇也无心借去读，只觉得他热情感人。”语气略带讽刺，这是对佛学缺乏兴趣的人的话。学者张中行也研究佛学，他说废名“同熊十力先生争论，说自己无误，举证是自己代表佛，所以反驳他就是谤佛。这由我这少信的人看来是颇为可笑的，可是看到他那种认真至于虔诚的样子，也就只好以沉默和微笑了之。”态度也和卞之琳类似。只有熊十力，虽然和废名观点全然不同，但愿意和他激烈辩论，甚至打架。
关于笔名的来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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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名在1926年6月10日的日记写道： “从昨天起，我不要我那名字，起一个名字，就叫做废名。我在这四年以内，真是蜕了不少的壳，最近一年尤其蜕得古怪，就把昨天当个纪念日子罢。”
废名作品目录
冯文炳：《竹林的故事》，北京北新书局1925年版
废名：《桃园》，上海开明书店1928年版
废名：《枣》，上海开明书店1931年版
废名：《桥》，上海开明书店1932年版
废名：《莫须有先生传》，上海开明书店1932年版
废名：《谈新诗》，北京新民印书馆1944年版
废名、开元：《水边》，北京新民印书馆1944年版
废名著、开元编：《招隐集》，汉口大楚报社1945年版
《跟青年谈鲁迅》，中国青年出版社1956年版
《废名小说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
冯文炳：《谈新诗》，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版
《冯文炳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废名选集》，四川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
《废名散文选》，百花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
冯思纯编《废名短篇小说集》，湖南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
废名：《阿赖耶识论》，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止庵编《废名文集》，东方出版社2000年版
第3个回答 2013-07-25
沈从文(1902-1988）原名沈岳焕，苗族湖南凤凰县人，14岁时，他投身行伍，浪迹湘川黔边境地区，1924年开始文学创作，抗战爆发后到西南联大任教，1946年回到北京大学任教，建园后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服饰的研究，1988年病逝于北京。
沈从文一生共出版了《石子船》、《从文子集》等30多种短集小说集和《边城》，《长河》等6部中长篇小说，沈从文是具有特殊意义的乡村世界的主要表现者和反思者，他认为“美在生命”虽身处于虚伪、自私和冷漠的都市，却醉心于人性之美，他说：“这世界或有在沙基或水面上建造崇楼杰阁的人，那可不是我，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小地作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对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庙供奉的是“人性”（《习作选集代序》)。
沈从文的创作风格趋向浪漫主义，他要求小说的诗意效果，融写实、纪梦、象征于一体，语言格调古朴，句式简峭、主干凸出，单纯而又厚实，朴纳而又传神，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凸现出乡村人性特有的风韵与神彩。整个作品充满了对人生的隐忧和对生生命的哲学思考，如他那实在而又顽强的生命，给人教益和启示。
沈从文创作的小说主要有两类，一种是以湘西生活为题材，一种是以都市生活为题材，前者通过描写湘西人原始，身然的生命形式，赞美人性美；后者通过都市生活的腐化堕落，揭示都市自然人性的丧失。其笔下的乡村世界是在与都市社会对立互参的总体格局中获得表现的，而都市题材下的上流社会“人性的扭曲”他是在“人与自然契合”的人生理想的烛照下获得显现，正是他这种独特的价值尺度和内涵的哲学思辨，构起了沈从文笔下的都市人生与乡村世界的桥梁，也正由于这种对以金钱为核心的“现代文学”的批判，以及对理想浪漫主义的追求，使得沈从文写出了《边城》这样的理想生命之歌。
中篇小说《边城》是他的代表作，寄寓着沈从文“美”与“爱”的美学理想，是他表现人性美最突出的作品，通过湘西儿女翠翠恋人傩送的爱情悲剧，反映出湘西在“自然”、“人事”面前不能把握自己的命运，一代又一代重复着悲涂的人生，寄托了作者民族的和个人的隐痛。
凤凰，了解凤凰，是从沈从文开始的。1902年12月28日，我国著名作家、历史学家、考古学家沈从文先生诞生在凤凰古城中营街的一座典型的南方古四合院里。四合院是沈从文先生曾任清朝贵州提督的祖父沈宏富于同治五年（1866年）购买旧民宅拆除后兴建的，是一座火砖封砌的平房建筑。四合院分前后两进，中有方块红石铺成的天井，两边是厢房，大小共11间。房屋系穿斗式木结构建筑，采用一斗一眼合子墙封砌。马头墙装饰的鳌头，镂花的门窗，小巧别致，古色古香。整座建筑具有浓郁的湘西明清建筑特色。二十年代就蜚声文坛，被誉为“中国第一流的现代文学作家，仅次于鲁迅”（金介甫Jefferey C.KinKley著《沈从文论》）的沈从文先生在这里度过了他充满传奇色彩的童年。
沈从文的一生是坎坷的一生，是奉献的一生。他1917年到1922年漂游在湘西沅水流域；1923闯入北京，1923年至1928年在北京以写作谋生；1928年至1930年，在上海中国公学任讲师，兼《大公报》、《益世报》等文艺副刊主编；1931年至1933年在青岛大学任讲师；1934年至1939年在北京主编全国中小学国文教科书；1939年至1947年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任教授；1947年至1949年在北京大学任教授；1950年至1978年在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任文物研究员；1978年至1988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所任研究员。沈从文先生的文学作品《边城》、《湘西》、《从文自传》等，在国内外有重大的影响。他的作品被译成日本、美国、英国、前苏联等四十多个国家的文字出版，并被美国、日本、韩国、英国等十多个国家或地区选进大学课本，两度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评选侯选人。沈从文先生不仅是著名的作家，还是著名的历史学家、考古学家，他撰写出版了《中国丝绸图案》、《唐宋铜镜》、《龙凤艺术》、《战国漆器》、《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等等学术专著，特别是巨著《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影响很大，填补了我国文化史上的一项空白。
沈从文一生共出版了《石子船》、《从文子集》等30多种短集小说集和《边城》，《长河》等6部中长篇小说，沈从文是具有特殊意义的乡村世界的主要表现者和反思者，他认为“美在生命”虽身处于虚伪、自私和冷漠的都市，却醉心于人性之美，他说：“这世界或有在沙基或水面上建造崇楼杰阁的人，那可不是我，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小地作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对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庙供奉的是“人性”（《习作选集代序》)。
沈从文的创作风格趋向浪漫主义，他要求小说的诗意效果，融写实、纪梦、象征于一体，语言格调古朴，句式简峭、主干凸出，单纯而又厚实，朴纳而又传神，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凸现出乡村人性特有的风韵与神彩。整个作品充满了对人生的隐忧和对生生命的哲学思考，如他那实在而又顽强的生命，给人教益和启示。
沈从文创作的小说主要有两类，一种是以湘西生活为题材，一种是以都市生活为题材，前者通过描写湘西人原始，身然的生命形式，赞美人性美；后者通过都市生活的腐化堕落，揭示都市自然人性的丧失。其笔下的乡村世界是在与都市社会对立互参的总体格局中获得表现的，而都市题材下的上流社会“人性的扭曲”他是在“人与自然契合”的人生理想的烛照下获得显现，正是他这种独特的价值尺度和内涵的哲学思辨，构起了沈从文笔下的都市人生与乡村世界的桥梁，也正由于这种对以金钱为核心的“现代文学”的批判，以及对理想浪漫主义的追求，使得沈从文写出了《边城》这样的理想生命之歌。
中篇小说《边城》是他的代表作，寄寓着沈从文“美”与“爱”的美学理想，是他表现人性美最突出的作品，通过湘西儿女翠翠恋人傩送的爱情悲剧，反映出湘西在“自然”、“人事”面前不能把握自己的命运，一代又一代重复着悲涂的人生，寄托了作者民族的和个人的隐痛。
凤凰，了解凤凰，是从沈从文开始的。1902年12月28日，我国著名作家、历史学家、考古学家沈从文先生诞生在凤凰古城中营街的一座典型的南方古四合院里。四合院是沈从文先生曾任清朝贵州提督的祖父沈宏富于同治五年（1866年）购买旧民宅拆除后兴建的，是一座火砖封砌的平房建筑。四合院分前后两进，中有方块红石铺成的天井，两边是厢房，大小共11间。房屋系穿斗式木结构建筑，采用一斗一眼合子墙封砌。马头墙装饰的鳌头，镂花的门窗，小巧别致，古色古香。整座建筑具有浓郁的湘西明清建筑特色。二十年代就蜚声文坛，被誉为“中国第一流的现代文学作家，仅次于鲁迅”（金介甫Jefferey C.KinKley著《沈从文论》）的沈从文先生在这里度过了他充满传奇色彩的童年。
沈从文的一生是坎坷的一生，是奉献的一生。他1917年到1922年漂游在湘西沅水流域；1923闯入北京，1923年至1928年在北京以写作谋生；1928年至1930年，在上海中国公学任讲师，兼《大公报》、《益世报》等文艺副刊主编；1931年至1933年在青岛大学任讲师；1934年至1939年在北京主编全国中小学国文教科书；1939年至1947年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任教授；1947年至1949年在北京大学任教授；1950年至1978年在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任文物研究员；1978年至1988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所任研究员。沈从文先生的文学作品《边城》、《湘西》、《从文自传》等，在国内外有重大的影响。他的作品被译成日本、美国、英国、前苏联等四十多个国家的文字出版，并被美国、日本、韩国、英国等十多个国家或地区选进大学课本，两度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评选侯选人。沈从文先生不仅是著名的作家，还是著名的历史学家、考古学家，他撰写出版了《中国丝绸图案》、《唐宋铜镜》、《龙凤艺术》、《战国漆器》、《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等等学术专著，特别是巨著《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影响很大，填补了我国文化史上的一项空白。
第4个回答 2013-07-25
时代的问题~哎~~~多好的一个人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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