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席会议是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全国政协二届常委会会议合作的主要形式。这一阶段，全国人大常委会、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委会举行了多次联席会议。
1955年11月10日，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和全国政协二届常委会第八次会议举行联席会议，彭真副委员长作《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和政协全国委员会关于1955年秋收后视察工作的通知（草稿）》的说明。当日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全国政协常委会联合发出关于1955年会后组织全国政协委员和全国人大代表一起到各地视察农村和城市的各项工作的通知。两天后，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和全国政协二届常委会第九次会议再次联合举行扩大会议，听取关于1955年秋收后视察工作问题的报告，对视察工作作出具体部署。
图：1955年下半年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视察工作报告等材料。
从此，人大和政协在常委会层面的联动活动日益增多，通过召开联席会议形式讨论通过一些“通知”或“决议”。例如，1956年10月举行扩大联席会议，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总统苏加诺到会发表演说，刘少奇委员长、宋庆龄副委员长发表讲话；1956年11月举行联席会议，讨论1956年下半年视察工作，通过《关于宽大处理和安置城市残余反革命分子的决定和关于对反革命分子的管制一律由人民法院判决的决定》；1957年9月举行联席会议，决定成立“中国人民庆祝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40周年筹备委员会”，推举刘少奇为主任委员；1957年10月举行联席会议，讨论并基本同意《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并决定公布实施，征求人民意见；1958年8月、10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和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委会举行两次联席会议，一次是柬埔寨首相西哈努克应邀在联席会议上发表演讲，另一次是听取志愿军司令员杨勇关于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的工作报告，并作出决议。
一届全国人大成立后，很快就建立了代表视察制度。毛泽东对人大代表视察制度很是赞赏，提出加上全国政协委员共同视察的想法。早在1951年1月，毛泽东在同第二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与会代表的谈话中指出：“民主人士到各地去视察，各地不要以此为累赘。让他们去听听农民的诉苦，看看农民的欢喜。我们有什么缺点和错误，也可以让他们看看，这是一件有益的事情。状元三年一考，土改千载难逢，应该欢迎他们去看看。”（参见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中共党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722页）1955年10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提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省、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政协委员，一起作一个月的视察。视察可以了解情况，可以联系群众，对立法、行政工作，法院、检察院各方面的工作，都有好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大事记（1954-2014）》，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4年版，第50页）
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全国政协作出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关于1955年秋后视察工作的通知》，组织全国政协委员同全国人大代表一起到各地视察。从11月中旬开始到12月为止，进行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在全国各地视察。视察内容有农业合作化、粮食生产、粮食统购统销、落后乡的改造、工商业的生产经营、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街道工作和“肃反”工作等问题，政协委员还把各地有关知识分子的问题列为视察的重点。
据统计，参加这次视察的全国人大代表351人，占代表总数的28.7%；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139人，占全国政协委员总数的26.2%。视察后写出视察报告149份，提出意见、建议1000条。此后，全国人大常委会和政协全国委员会把组织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视察分别列入工作日程，每年安排春秋两次视察活动。
一届全国人大和政协二届全国委员会期间，两个组织在常委会层面的联动比较频繁，从内容上看主要是围绕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联合视察或一些共同的事务进行讨论审议。之所以能够召开联席会议，是与当时人大和政协比较活跃分不开的。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共举行110次会议、全国政协二届常委会共举行54次会议。同时，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和全国政协副主席有交叉任职，比如宋庆龄、郭沫若、彭真、沈钧儒、李维汉、陈叔通，既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又兼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工作上经常有交叉。
另外，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和全国政协常委一起加上只有130人，比较容易组织。全国人大常委会和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委会联席会议以及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联合视察制度，为两会机制的形成创造了条件。
图：1957年10月1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全国政协常委会举行联席会议，讨论196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图为中央书记处书记谭震林在会上作关于修改后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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