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资料，但不是讲得很清楚：
秦军队中服装大体可分军官和战士两大类：
1.军官的服装
军官分高、中、低三级。将军是秦昭王时开设，秦爵位二十等，第九等为五大夫，可为将帅，再升七级为大良造，再升三级可封侯，关内侯为十九爵。二十爵为列侯，即最高爵位。将军俑，身穿双重长襦、外披彩色铠甲，下着长裤，足登方口齐头翘尖履，头戴顶部列双鹖的深紫色鹖冠，橘色冠带系于颌下，打八字结，胁下佩剑。
中级军官俑的服装有两种：一种是身穿长襦，外披彩色花边的前胸甲，腿上裹着护腿，足穿方口齐头翘尖履，头戴双版长冠，腰际佩剑；第二种是身穿高领右衽褶服，外披带彩色花边的齐边甲，腿缚护腿，足穿方口齐头翘尖履，头戴双版长冠。下级军吏俑，身穿长襦、外披铠甲、头戴长冠，腿扎行縢或护腿，足穿浅履，一手按剑，一手持长兵器，另也有少数下级军吏俑不穿铠甲，属于轻装。
2士兵的服装
轻装步兵俑，身穿长襦，腰束革带，下着短裤，腿扎行縢（即裹腿），足登浅履，头顶右侧绾圆形发髻，手持弓弩、戈、矛等兵器。重装步兵俑服装有三种：一种是身穿长襦，外披铠甲，下穿短裤，腿扎行縢，足穿浅履或短靴，头顶右侧绾圆形发髻；第二种的服装与第一种略同，但头戴赤钵头，腿缚护腿，足穿浅履；第二种服装与第三种相同，但在脑后缩板状扁形发髻，不戴赤钵头。战车上甲士服装与重装步兵俑的第二种服装相同。骑兵战士身穿胡服，外披齐腰短甲，下着围裳长裤，足穿高口平头履，头戴弁（圆形小帽），一手提弓弩，一手牵拉马缰。战车上御手的服装有两种：一种是身穿长襦，外披双肩无披膊（即臂甲）的铠甲，腿缚护腿，足登浅履，头戴长冠。第二种的服装是甲衣的特别制作，脖子上有方形颈甲，双臂臂甲长至腕部，与手上的护手甲相联，对身体防护极严。 秦军服装甲衣是依兵种作战时运动的实用性能而配备的，并用冠饰形式和甲衣色彩区分官兵地位。
秦俑冠式再探讨
党焕英 秦俑秦文化研究
从秦始皇陵兵马俑坑开始发掘至今，我们一共发现了四种冠式，所谓“皮弁”、“长冠”、“鶡冠”、“帻”。袁仲一先生在其《秦始皇陵兵马俑研究》一书中，对它们的形制和名称一一进行了初步的探讨和研究，但所得结论大多似乎并不十分肯定，从而使进一步的探讨显得十分必要。
有关秦代冠式的研究，由于秦历时短促，秦人自己记述的文献资料极其缺乏，加之焚书坑儒，毁了以前可能有的一些相关的资料。虽然汉以后追记的文字资料中冠式的名称繁多，但较为凌乱，具体形制和制作方法的描述则笼统难懂，有些甚至互相矛盾，形制相近的又易于混淆，而且还常常伴有一物多名的现象，加之由于时代、地理位置的不同又会产生一些称谓、形制上的差异，又有各人理解上的偏差等等，所以文献资料本身亦难免会出现一些谬误，就使今人很难准确如实地把握和领会。就秦俑坑出土的这几种冠式来说，大多已很难找到十分对应的资BF料。本文不揣冒昧，想试就这几种冠式，结合考古发现的前后代形制相似的实物和有关文献资料加以比较、探讨，追溯它们发展沿革的情况，就自己的理解谈谈个人的看法和观点，力图给予一个较为合理的阐释或补充说明。当然，由于本人才疏学浅，加之资料之匮乏和理解上的欠缺，难免会出现一些错误，还恳请各位专家能不吝赐教，以便为日后的冠式乃至整个服饰的研究确立正确的基点。
一、“皮弁”
“皮弁”是二号兵马俑坑出土的骑兵俑的冠式。他们均头梳六股宽辫扁髻贴于脑后，上扣“皮弁”。此冠式状如覆钵，圆平顶，前沿(即额部)浅短，后沿(即后脑部分)较深。两侧耳前方各有一长耳，耳的下端各连接一窄条形带，两带的末端用子母扣对接扣于颔下。由整体看，此冠小而浅，仅能盖住顶发，两边的髻发及后脑部分的发均露于冠外。冠赭色，用朱红色绘着三点一组的散点式纹样横向整齐地排满全冠。冠的后侧正中绘着一朵较大的白色桃形花饰。冠上无折纹，质地硬直，似为皮质。
三点一组的朱红色散点纹样，袁先生认为是用以象征梅花形的鹿斑的，又据其与《后汉书·舆服志》记载有皮弁形制“制如覆钵”基本相合，从而认为该冠似为以鹿皮制作的“皮弁”。窃以为似有不妥。以秦俑雕塑的高度写实性，连穿纳鞋底的针脚都要一丝不苟地加以表现，如果真要如实反映鹿皮的梅花斑，它应是五瓣形(五点一组)的，且应为白色而非朱红色。
综合《辞海》和《辞源》的解释，我们可以得出：鹿，兽名，生森林中，四肢细长，性质温顺，雄者生有枝之角，每年脱换，年增一枝，既老则否。壮时毛茶褐色，有白星斑纹，状似梅花，俗称梅花鹿，雌者无角，毛色较淡，种类甚多。
图一 1.南宋马和之《周颂十篇图卷》“桓”章中人物所戴“韦弁”。
2.3.宋陈祥道《礼书》中之韦弁、皮弁。
4.聂崇义《三礼图》中之皮弁。
5.《三才图会》中的皮弁。6.明·朱檀墓出土的皮弁。
7.元太祖着貂皮暖额像。(转自周锡保《中国古代服饰史》)
至于弁之形制，若人之两手相合状。我国奴隶社会发展到周代，各种礼仪制度已趋于成熟和完备，只是“礼不下庶人”。在统治阶级的服饰等级中，就有弁服一类，而弁又分爵弁、皮弁、韦弁。爵弁仅次于冕， 因有纟延 而形制明显不同于后两者。而皮弁据《周礼·春官》云：视朝则用皮弁服，古天子如受诸侯朝觐于庙或受享于庙时，则服衮冕，一般则戴皮弁以朝。天子郊天、巡牲、在朝宾射礼等也服皮弁。除天子外，又为诸侯在王朝之服，又可作诸侯视朔之服，以及田猎等亦服之。皮弁的形制如两手相合状，用白鹿皮为之，因皮上有浅毛，而白中带浅黄色。其制法是用鹿皮分片，尖狭端在上，广的一端在下而缝合之。天子用五彩玉十二饰其缝中，诸侯以下各按其命数而用玉饰之。如此看来，皮弁之制必为上锐小，下广大，一若人之两手作相合状，也就不难理解《诗·卫风》中“有匪君子，充耳琇莹，会弁如星”所描写的皮弁华贵灿烂的情景了。而韦弁则服于兵事之时，“凡兵事韦弁服。(《周礼·天官》)。晋代谓韦弁制如皮弁，顶上尖，区别仅在于以韦(熟皮)为之，呈赤色，可惜汉以前已无实物遗存，目前仅见形象资料存于后世所绘的图卷中(见图一1-5)。明·朱檀墓出土的皮弁似亦与古皮弁制同，据《文物》1972年第5期所载该弁原文云：“高21厘米，宽31厘米，藤蔑编制，表有黑色编织物痕迹，前后各九缝，缝压金线，缀五彩玉珠九，镶金边，金圈二侧有梅花形穿孔以贯笄”(见图一6)。又据出土的魏晋时期的俑头上所着之巾 合 ，又称巾夹 、 、巾舀，《晋书·五行志》载：“魏武帝以天下凶荒，资财乏匮，始拟古皮弁裁兼帛为白巾 合 ，以易旧服”，后以色别其贵贱，甚至其本人亦戴。《三国志注》曰：“太祖为人佻易无威重，时或 帽以见宾客”。之形制“如古代的皮弁而缺四隅，顶上尖”(见图二)。
图二 魏晋时陶俑所戴恰之正、侧面
可见其所拟之古皮弁与上述所言制同，而秦俑所着之“皮弁”与它们相比却有较大异处，而《汉志》却有：“皮弁长七寸，高四寸，制如覆杯”的不同记载，这可能与秦对周以来的服饰礼仪大加损毁、削减、改制，而“汉承秦制”有关。与秦俑此式冠形制较为相似的实物和图像资料还有： (1)侯马背剑跪姿武士陶范铸像冠式(见图四1)；(2)杨家湾汉墓彩绘陶武士俑、骑兵俑冠式(见图四2)；(3)汉金银错车饰上射虎武士冠式(见图四4)；(4)徐州狮子山、北洞山兵俑、侍俑、仪卫俑等冠式(见图四5、3)；(5)汉漆笼纱冠(见图四6)，从这些图像中，我们不难看出其冠式中一脉相承的联系。
据我们现在可以见到的几例基本被确认为鶡冠的图像(见图八)
和文献资料的对比，《后汉书·舆服志》：“武冠俗谓之大冠，环缨无蕤，以青丝为绲，加双鶡尾，竖左右，为鹖冠云”等等，则此式冠也许称之为武弁大冠或武冠较为确切。从秦俑坑的出土情况看，只有骑兵俑着此冠，而且他们均着短裙、皮靴，与其他步卒、车卒所着中原服装不同，盖此种弁式也许承继了赵武灵王时胡服的一些形制，如“搭耳帽”。《中华古今注·搭耳帽条》：“本胡服，以韦为之，以羔毛络缝，赵武灵王更以绫绢皂色为之始，并立其名爪牙帽子，盖军戎之服也。又隐太子常以花搭耳帽子以畋猎游宴，后赐武臣及内侍从”。所谓“搭耳”，我以为便是带有护耳。而且，有的武弁也许还采取了胡人的貂皮冠的特式，用貂皮暖额(杨家湾汉俑武弁似有其遗制)(见图四2)，所以这种弁式可能始于战国，而贵为天子，诸侯所戴的，如两手相合状之皮弁反而少见了。至于红色的散点式纹样可能如同绛帻之色，用以展士武人的威武和凛然，但用此三点一组的散点式纹样必还另有寓意。而白色桃心形纹样亦见于咸阳杨家湾汉俑武弁的前额、后脑和两耳上部以及汉代金银错车饰上武士冠的两耳上，且多少不一，这种装饰可能至后来成为一种习惯，但起初必有用意，可惜现在已无法详知。
图四 1.侯马背剑士陶范铸像之短式。2.杨家湾汉墓陪葬俑之冠式。
3.徐州北洞山汉墓陶俑冠式。4.汉错金银车饰中武士之冠式。
5.徐州狮子山汉墓陶俑之冠式。6.甘肃武威磨咀子汉墓出土的漆笼纱冠。 7.山东临沂金雀山汉墓帛画中的武士。
武冠在汉时起又有一形制称漆笼纱冠或笼冠，在汉代的画像石、砖上多有出现，在武威磨咀子山汉墓中有实物出土(见图四6)，虽然其下常着有帻，但仍能看出其状若箕，《战国策》齐婴儿谣曰：“大冠若箕”，注谓大冠，即武冠，至汉又称武弁大冠。箕，簸器，言其冠形若簸箕式者。秦俑之“皮弁”制似与此同，单从形象看，与其说是覆杯状，莫若说是箕状更为确切些。
图八 鹖冠
1.战国刺虎镜上骑士(传洛阳金村古墓出土)。2.北朝宁万寿石棺门卫。
3.汉洛阳空心砖上骑士。4.汉洛阳空心砖刻亭长。
从整个秦俑身着厚重的战袍看，当时身处冬季，与杨家湾汉墓俑所处季节基本一致，但后者头上所着武弁前后沿似有赵武灵王貂皮暖额的遗像，且其两耳严严实实地护着于士兵的双耳，而秦俑所着武弁较为单薄，两耳只在耳前方，我以为这似与当时的气候变化有关。据我国著名的气象学家竺可桢先生的研究，将我国近五千年的气候，依据变化趋势划分为四个时期：考古时期、物候时期、方态时期和仪器观测时期。物候时期又可分六个时期，秦代属于物候时期的第二阶段，是中国气候史上第二个温暖期，它始自春秋时期，终于西汉之际。气候温暖使齐鲁之地“一岁而再获之”。如此看来，我们便不难理解上述的情况，也不难理解为什么战国候马的背剑陶范铸像武士之冠式浅而单薄，而且也可以断定青铜车饰上的武士图像制作要么早于杨家湾汉墓，要么地理位置偏南。在杨家湾汉墓陶俑中，有的乐俑也戴同式的武弁，说明由于武弁之简捷实用，从西汉起已不再为武人专所用，在地理位置较南的徐州狮子山、北洞山汉墓陪葬俑中，同式武弁，不仅武士俑而且侍俑、仪卫俑均戴，其前沿亦浅，露出了中分的发际，后沿则较深，全部罩住头发，且柔软之形似已改为布帛类制作，也可能出于气候方面的原因。另外，我们在山东临沂金雀山汉墓帛画中还见到一种武士所着的介于武弁和秦俑式帻之间的一种软帽(见图四7)，只是由于发式的变化，而中部突起，两侧无耳，但有带系于颔下，或者竟是一种武弁和秦式帻之合制，至南北朝时期仍有人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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