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准确地进行文学批判?

如题所述

(一)审美体验   欣赏与体验,即批评家首先要成为接受者,要对作品产生审美体验。文学批评的主要对象是文学作品。文学作品是以情感与艺术形象来表现人对现实的审美关系的。因此,进行以文学作品为对象的文学批评时,必须充分注意到对象的这一特征。也就是说,批评家应该以文学的方式阅读文学作品,以审美的态度观照与体验作品中的艺术形象。这是一个合格的文学接受者都能够做到的,批评家首先应该做到。当批评家象普通读者那样进入阅读、欣赏的角龟,在作品的形象世界中产生由衷、真切的审美体验之后,他才拥有了批评作品的权利。脂砚斋是中国古典名著《红楼梦》的第一位批评家。他的批评富有真知灼见,却又处处与作者感同身受,与作品中人物息息相通,在阅读中产生强烈的情感和审美体验。批评家应该有较高的艺术修养与审美感受能力。一个艺术感受力迟钝的人是不可能成为好的批评家的,因为他对作品审美价值的判断是大可怀疑的。普列汉诺夫说:“只有那种兼备极为发达的思想能力跟同样极为发达的美学感觉的人,才有可能做艺术作品的好的批评家。”那些虽具有一定的审美欣赏能力却又跳过审美体验阶段、脱离作品艺术形象的具体感受和分析而对作品价值乱加评判的人,是谈不上真正的文学批评的。   (二)理性分析   理性分析,即批评家要跳出一般的接受过程而以冷静的审视目光对待作品。文学欣赏与审美体验的主要特征是感受性。它以个人主观感受的结果为依据。即使含蕴着理性认识,也带着个人体验与情感的印记。因此欣赏与体验允许个人偏爱的存在。文学批评虽然也必须首先感知艺术形象,对艺术形象进行审美的把握,但它的主要特征是一种理性的分析、认知活动。批评的目的是要对作家、作品和其他文学现象作出较为客观的认识与评价,这就需要它从偏于感性的欣赏与体验上升到理性的分析与评判,要考虑和关注作品在读者中唤起的普遍的接受效果与社会反应,要限制个人偏爱与情感倾向在批评中的干扰或支配作用。俄国著名诗人普希金说:“批评是科学。批评是揭示文学艺术作品的美和缺点的科学。它是以充分理解艺术家或作家在自己的作品中所遵循的规则、深刻研究典范的作用和积极观察当代突出的现象为基础的。”人们通常把文学批评归人文艺学或文学理论的范畴,其深刻的意义就在于强调文学批评是一种客观的、理性的分析与认知活动。   如果说欣赏和体验是对作品“人乎其内”,那么理性分析就是“出乎其外”。批评家既要像一般读者那样人乎其内,还要从专业的角度出乎其外,以冷静的理性眼光分析作品。《红楼梦》第48回有香菱谈诗的情节,她说:“我看他《塞上》一首,内一联云:‘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想来烟如何直?日自然是圆的。这‘直’字似无理,‘圆’字似太俗。合上书一想,倒像是见了这景的。要说再找两个字换这两个,章再找不出两个宇来。”香菱基本上还停留在欣赏与体验的层次,‘未进入理性分析,具体表现在讲不出“直”字的好处。对王维的这一首《使至塞上》,批评家叶维廉却能从理性高度加以阐释:“文字向内凝缩,意义向外延展。举王维的另一种表现的例子:大漠孤烟直。虽然我们看见的只是一个景的描摹,但我们无法将之视为表面的景,它伸人烟以外的事物,和历史的联想里。首先,漠大,但是空的,除了烟以外,别无其他形态的生命,而‘烟’因‘直’字而具躯体之实。‘孤’不只是‘独一’的意思,因为连风都停止了,亦是说,没有任何活动,所以又是‘孤寂’与‘死寂’。但在‘孤寂’、‘死寂’中我们因为‘烟’的活动而引向我们虽然看不见听不到,但却感得到眼前的景物之外的活动:边地的战伐、戍卒的怨声、风沙的翻腾……”这段话包含着词与词、景与景外、文字与意义等多重关系的理性分析,体现了对作品的深刻理解。   三、价值判断   批评家对作品的整体价值判断是在理解与阐释作品的基础上作出的。理解与评价是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理解已经渗透着评价,是整体评价指导下的理解;评价为对作品的理解与阐释所证明,并且是理解引导的最后结论。   批评家对作品的价值判断包括审美判断与倾向性判断,从而对作品的艺术价值与思想价值作出主观评价。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价值判断带有个人性和主观性;然而批评家的价值观又是社会的某种审美趣味和意识形态的反应,因而具有集体性与客观性。总之,批评家对作品的评价与被评价的作品,共同担负着影响读者进而作用与社会的文学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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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个回答  2012-05-05
文学批评是文学活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文学批评的历史不仅与文学同样悠久,而且,文学批评与诗歌、散文、小说、戏剧一样,都是富有创造性的文学产品的主要形式之一。有着一定造诣的批评家在文学舞台上可以扮演与创作作家同样重要的角色。然而,文学批评方式与文学创作方式是不同的,它有着自己的特点和要求。正确的文学批评方式能够生产出好的批评作品,反之,不正确的批评方式将导致不合格或伪劣的批评作品。尽管文学批评的具体运作因人而异,但批评家在批评方式的掌握上却体现出一定的惯例与规范。一般而言,文学批评的方式应包括以下三个要点: 文学批评大师鲁迅
(一)审美体验   欣赏与体验,即批评家首先要成为接受者,要对作品产生审美体验。文学批评的主要对象是文学作品。文学作品是以情感与艺术形象来表现人对现实的审美关系的。因此,进行以文学作品为对象的文学批评时,必须充分注意到对象的这一特征。也就是说,批评家应该以文学的方式阅读文学作品,以审美的态度观照与体验作品中的艺术形象。这是一个合格的文学接受者都能够做到的,批评家首先应该做到。当批评家象普通读者那样进入阅读、欣赏的角龟,在作品的形象世界中产生由衷、真切的审美体验之后,他才拥有了批评作品的权利。脂砚斋是中国古典名著《红楼梦》的第一位批评家。他的批评富有真知灼见,却又处处与作者感同身受,与作品中人物息息相通,在阅读中产生强烈的情感和审美体验。批评家应该有较高的艺术修养与审美感受能力。一个艺术感受力迟钝的人是不可能成为好的批评家的,因为他对作品审美价值的判断是大可怀疑的。普列汉诺夫说:“只有那种兼备极为发达的思想能力跟同样极为发达的美学感觉的人,才有可能做艺术作品的好的批评家。”那些虽具有一定的审美欣赏能力却又跳过审美体验阶段、脱离作品艺术形象的具体感受和分析而对作品价值乱加评判的人,是谈不上真正的文学批评的。   (二)理性分析   理性分析,即批评家要跳出一般的接受过程而以冷静的审视目光对待作品。文学欣赏与审美体验的主要特征是感受性。它以个人主观感受的结果为依据。即使含蕴着理性认识,也带着个人体验与情感的印记。因此欣赏与体验允许个人偏爱的存在。文学批评虽然也必须首先感知艺术形象,对艺术形象进行审美的把握,但它的主要特征是一种理性的分析、认知活动。批评的目的是要对作家、作品和其他文学现象作出较为客观的认识与评价,这就需要它从偏于感性的欣赏与体验上升到理性的分析与评判,要考虑和关注作品在读者中唤起的普遍的接受效果与社会反应,要限制个人偏爱与情感倾向在批评中的干扰或支配作用。俄国著名诗人普希金说:“批评是科学。批评是揭示文学艺术作品的美和缺点的科学。它是以充分理解艺术家或作家在自己的作品中所遵循的规则、深刻研究典范的作用和积极观察当代突出的现象为基础的。”人们通常把文学批评归人文艺学或文学理论的范畴,其深刻的意义就在于强调文学批评是一种客观的、理性的分析与认知活动。   如果说欣赏和体验是对作品“人乎其内”,那么理性分析就是“出乎其外”。批评家既要像一般读者那样人乎其内,还要从专业的角度出乎其外,以冷静的理性眼光分析作品。《红楼梦》第48回有香菱谈诗的情节,她说:“我看他《塞上》一首,内一联云:‘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想来烟如何直?日自然是圆的。这‘直’字似无理,‘圆’字似太俗。合上书一想,倒像是见了这景的。要说再找两个字换这两个,章再找不出两个宇来。”香菱基本上还停留在欣赏与体验的层次,‘未进入理性分析,具体表现在讲不出“直”字的好处。对王维的这一首《使至塞上》,批评家叶维廉却能从理性高度加以阐释:“文字向内凝缩,意义向外延展。举王维的另一种表现的例子:大漠孤烟直。虽然我们看见的只是一个景的描摹,但我们无法将之视为表面的景,它伸人烟以外的事物,和历史的联想里。首先,漠大,但是空的,除了烟以外,别无其他形态的生命,而‘烟’因‘直’字而具躯体之实。‘孤’不只是‘独一’的意思,因为连风都停止了,亦是说,没有任何活动,所以又是‘孤寂’与‘死寂’。但在‘孤寂’、‘死寂’中我们因为‘烟’的活动而引向我们虽然看不见听不到,但却感得到眼前的景物之外的活动:边地的战伐、戍卒的怨声、风沙的翻腾……”这段话包含着词与词、景与景外、文字与意义等多重关系的理性分析,体现了对作品的深刻理解。   三、价值判断   批评家对作品的整体价值判断是在理解与阐释作品的基础上作出的。理解与评价是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理解已经渗透着评价,是整体评价指导下的理解;评价为对作品的理解与阐释所证明,并且是理解引导的最后结论。   批评家对作品的价值判断包括审美判断与倾向性判断,从而对作品的艺术价值与思想价值作出主观评价。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价值判断带有个人性和主观性;然而批评家的价值观又是社会的某种审美趣味和意识形态的反应,因而具有集体性与客观性。总之,批评家对作品的评价与被评价的作品,共同担负着影响读者进而作用与社会的文学功能。
第2个回答  2012-05-01
一种批评视角和方法,具有学理性而且具有可操作性才有意义。历史观作为文学批评的角度和方法,怎样以自己的独特性进入文学,抵达文学本身。以此来考察它的可操作性。   第一,依据历史观与文学中的结构处于同构状态的原理,将历史观作为概括和总结宏观文学现状的路径。 《西方女性主义文学理论》  历史观作为对于历史的哲学思考,会渗透和辐射到各个精神层面。法国文学理论家戈德曼认为,社会精神结构是某些社会集团的精神框架的系统性的有规律性的精神表现。社会精神结构会映照到文学作品中,因为“作品世界的结构与某些社会集团的精神结构是同构的”(注:戈德曼:《文学社会学方法论》,工人出版社1988年版,第182页。)。怎样将社会精神结构与作品结构相联系呢?戈德曼在方法论意义上提出了“世界观”概念,他说:“世界观并不是直接的经验材料,相反它是理解人的思想的直接表现中那必不可少的概念的工作方法。”(注:戈德曼:《隐蔽的上帝》,百花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18页。)戈德曼自己说,他之所以关注帕斯卡尔、康德和拉辛,是源于从一种世界观出发考察的结果,“如果说构成帕斯卡尔、康德和拉辛著作的梗概结构的大部分主要因素是类似的,并且尽管这些作家作为活生生的经验的个体彼此各有不同,那么我们就必然得出一个结论,即存在一种不再是纯个人的,并且通过他们的作品表现出来的现实。这就是世界观,从我刚才提到的作者的具体情况来说,这就是悲剧观”(注:戈德曼:《隐蔽的上帝》,百花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19页。)。在《隐蔽的上帝》史,戈德曼就是用“悲剧观”这一特定的世界观作为方法,来研究帕斯卡尔和拉辛的。 “世界观”作为方法,对于作品及其体系有方法论意义,戈德曼自己说:“把世界观运用到本文上可以帮助他得出:1.所研究的一切著作中主要的东西。2.整部作品中各组成部分的意义。”(注:戈德曼:《隐蔽的上帝》,百花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23页。)第一点是说世界观的作用在于对作品的选择,第二点是说世界观对于进入作品的方式的意义。将历史观作为概括和总结宏观文学现状的路径,也就意味着以历史观作为筛选原则,在复杂纷繁的文学事实中,筛选出与历史观具有潜在联系的作品,作为“所研究的一切著作中主要的东西”。    第二,历史观可以在承续性、整体性的背景中研究文学,同时,也能够发现文学现实中断裂性和偶然性因素。也就是说历史观可以激活一些现在处于隐蔽状态,而在未来可能成为显现状态的因素,这是一种发现的功能。对这种功能的意识可以转换为操作方法。   比如,在表现知识分子的小说里,出现了知识分子彻底地回归为普通人,日常生活的意识形态充斥于他们的心灵,从而断开了中国文学传统尤其是五四文学传统中“兼济天下”、“天降大任于斯人”的链条,这一现象横向地与当代生活的欲望化世俗化相吻合。如果我们将历史观作为如福柯所谓的功能概念,来探寻文学的谱系,那么,文学中这样的无法进入历史传统链条的、没有因果性和必然性的现象就会浮出历史地表“非常态”就呈现出来了。诚然,就我国当代文化乃至文学的知识型的现实状况来看,还是以追求意义为其主要特点。但是,在常态中也有“非常态”。历史观能够帮助我们发现飘散在文化空间中的这些脱出常轨的文化碎片,更接近文学的真实面目。   第三,分解历史观的多层内涵,并注入在“包括一切的某种结构”中的各个层面,作为分析的途径。韦勒克和沃伦在《文学理论》中提出,文学作品乃至一切艺术品,“是一个为某种特别的审美目的服务的完整的符号体系或者符号结构”(注: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147页。)。这个符号体系是个多层结构,在这个结构中,历史观作为方法可以分别在“意象和隐喻”、“诗的特殊的世界”等层面切入。   首先,在“意象和隐喻,即所有文体风格中可表现诗的最核心的部分”(注: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165页。),依据戈德曼社会精神结构与文本结构同构的思路,分析历史观中诸如社会形态和文化形态观念与“意象”和“隐喻”的复杂关系,就是以社会精神结构作为理解“意象”和“隐喻”的框架与背景,将“意象”和“隐喻”与社会精神结构联系起来思考。中国传统文化本身就是一个大的隐喻系统,任何“意象”和“隐喻”都可以置于文化本身的大的隐喻系统之中。从历史观角度嵌入,对于“所有文体风格中可表现诗的最核心的部分”,从新的维度,提出新的理解,这是横的方面。当然,也可以提供纵向的思路,分析“意象”和“隐喻”演变的轨迹(注:这里所用的“宏隐喻”的思想,即文化学意义上的隐喻,参见季广茂《隐喻视野中的诗性传统》,高等教育出版杜1998年版。)。   其次,在“存在于象征和象征系统中的诗的特殊‘世界’”的层面,韦勒克和沃伦在《文学理论》中认为这个特殊“世界”的层面是某一个“观点”看到的世界,“观点”就隐含在这个世界中,而且,“形而上性质”也不是独立在这个“世界”之外的,恰恰是这个世界可以引申出来的。这个思想体现出对“看出”或者“听出”的主体作用的重视,也就自然地将问题引向了主体方面,那么,就可以引申出主体的相应的历史观念,历史观念决定了从什么角度“看出”世界。这种历史观念给作家提供“看”的自觉性,“看”赋予了空间以题材的意义,给出了形象的可能性。例如,藏族作家阿来写作《尘埃落定》,他的历史观念是,人,无论是藏人还是汉人,并没有太大的区别,人或者“人的过程”的特殊性和普遍意义并没有明确的界限,人类的意义远远大于民族的意义。依据这样的历史观所创造的“尘埃”这一意象,笼罩了全篇,成为他的藏族土司世界的“缩影”。这个意象的寓意是:人是尘埃,人生是尘埃,战争是尘埃,情欲是尘埃,财富是尘埃,历史进程的某些环节也可能是尘埃,像尘埃那样升腾、飞扬、散落,始于大地而最终回归大地……这便是宇宙的无休止的歌唱,往复循环,苍凉而又凄楚。而人的过程就融化在这普遍的历史感之中。   现象学家茵伽登在当初提出文学作品存在的四个层次思想时,在第四个层次,也就是一个由艺术作品的内在结构所建立起来的“另外的世界”的层次,茵伽登认为,这个世界“需要一整套特定的主观过程,这是读者、表演者或观众在客体化的过程中所要完成的事情,这一过程要求这些人的积极参与,把他们的全部经验能力都汇合在一起,按照有意识的形式进行意向性的综合活动”(注:转引自朱狄《当代西方美学》,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74页。)。这种“共同创造”的理论对后来文学的结构主义理论有很大的影响。我想提出的是,这个“共同创造”的思想,也可以进一步证明,我们从历史观的角度分析文学作品的可行性,这确实是一个新的文学批评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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